2023年娱乐至死读书笔记800字(六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篇一

一，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

本书的写作背景是美国的80年代，那会儿美国的电视业兴盛发达，作者在担忧美国的娱乐业渗透到宗教、政治等领域时，位于同时期的我们还在观看央视的《动物世界》，听着赵忠祥老师那浑厚的配音“在辽阔的非洲草原上，有一群狮子正在进行繁殖······”而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这些配音却被拿来用作各种搞笑担当。当我们的电视还没成系统时，互联网却已经兴起了，如《世界是平的》里面的乐观预言般，我们瞬间就和资本主义社会同步了。所以，这几年咱们频繁有人提到“娱乐至死”针对的也是目前的互联网环境，而不是书里的电视媒介。但是，媒介的变革丝毫不影响此书观点的伟大性和共同性。

我想一位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看到平凡表象下面深层次的东西，并对其进行理论化的概括。倘若他的这个理论能对将来是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作出一个预测分析那就更难能可贵了，很显然，尼尔波兹曼便是这可贵之人之一。在咱们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里输入尼尔波兹曼，首先跳出来的百度百科对他是这样概括的“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xx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xx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以及他对媒介文化的深刻洞察。”文字不多，但足以表明他在传播学领域的伟大成就。除了《娱乐至死》，他还有另一本被大众广泛阅读并翻译成多种文字的书籍《童年的消逝》。而在这本书中，尼尔波兹曼有这样一句话“电子媒体正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文化秘密，它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而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而让人不禁联想到最近《爸爸去哪儿4》中大众对于“蕾力cp”的讨论，电视台把一个4岁小孩与大人组成情侣宣传，俨然为了博取话题度与眼球而忽略了自身的媒体责任以及传播的内容和释放的信号所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童年的消逝也是娱乐至死时代里产生的悲剧。《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都是其对西方媒介体制转型深深的忧虑和反思的产物，这在当时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本书也成为他所著书的代表。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这样写到“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语言，而不是奥威尔的语言”。而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又再次提到这两种观点“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思考”。此书写于1985年，很显然度过1984年的波兹曼不再担心“老大哥”会出现监视我们，而是恐慌不是所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的形式在公共话语空间狂舞，而是娱乐本身就成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美丽新世界》我没看过，根据尼尔波兹曼的描述却也能知晓个大概。但是《一九八四》却细细品读了一番，读完整个人有种深深的恐惧感。与波兹曼所在的环境不同，中国历史上曾确实有一段时间处于被“老大哥”监视的环境下，人们失去了表达和生活的自由，人性被极度压抑，所有的娱乐都以统一安排的方式进行，娱乐不再是娱乐，仅仅只是政治宣传的符号。然而今天的我们，逃脱了外部环境的“老大哥”，却没有逃离内心的“老大哥”。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我们看待外部的一切都觉得稀奇美好，我们开始听迈克尔·杰克逊，开始看美国电影，对所有的这一切都毫无抵抗力，目光被自动吸引。近年来互联网兴起所带来的交互性和及时性更是让我们和外部世界之间零距离，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信息的利益相关性降低。利益相关性直接影响到大众的信息获取动机，而娱乐是最能与大众建立一定利益相关性的传播内容，因此，泛娱乐化是资本控制下信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我们，而是我们主动去注视他，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理部，也不需要什么看门人，一切都是我们心甘情愿。在“老大哥”时代，我们尚且可以看到民众对自由的迷惑和不安，而今天的民众在各种娱乐的包裹下大部分都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如果有一天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幼稚的婴儿语言，民众蜕化为被动的受众，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和他们无关，赫胥黎的语言却似乎正在实现。而在中国，奥威尔的预言是我们的过去，赫胥黎的预言似乎是我们的现在。

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讨论娱乐这个话题，“娱乐至死”这个词被无数次提到，这也使得尼尔波兹曼这个人名在中国小火了一把。本书的英文名叫“am using our selves todeath”，翻译把它翻译成“娱乐至死”可以说翻译的漂亮极了，但是我们不少人却把它理解为“娱乐致死”。似乎娱乐本身就是会让我们丧命的一种事物，事实上这完全是我们的一种误读。娱乐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娱乐，包括尼尔波兹曼在书中不止一次的强调“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的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因此，我对电视上‘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所以说，按照作者的观点态度，我们今天该批评的不是湖南卫视这种专门做娱乐的电视台（当然他们在节目内容制作以及宣传上确实有很多值得人诟病的地方，不过不在此处的讨论范围内），而是应该批评像央视和凤凰卫视这种严肃电视台，为了博取眼球在制作严肃节目中让娱乐变成其中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娱乐节目却也是“严肃”的，节目内容一板一眼，主持人脸上每个细微的表情似乎都是经过设计的，如同每年的春晚主持人年年在换，但是表情台词却永流传。作者呼吁知识分子回到书本中去，而不是整日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想着一夜成名。就像如今在神州大地上大热的一个人物“局座”张召忠，好好的一个军事专家，整天参加各种电视发表各种言论，硬生生把自己往“网红”方向发展。讽刺的是，当自己的言论变成了段子手调侃的对象，自己还觉得挺好这是拉近了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紧跟时代步伐。对此，作者也明确的表明“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清楚的`”。现在占据中心的只是由电视变成了互联网。

尼尔波兹曼详细论述了印刷术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并以此表明娱乐的篡位过程。在印刷术统治下，美国人民大量的阅读书籍和报纸，《圣经》是每个家庭的必读书目，几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题材的书都已经为他们写就，阅读在美国蔚然成风，使殖民地美洲不同于英国没有出现文化贵族。铅字文化培养美国人民的理性思考能力，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作者论述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例举了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著名的七场辩论的例子。当时的人们能津津有味听完7个小时的演讲，并且演讲的语句多是句法复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这说明那时的听众具备了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可以想象印刷术时代下的人们的注意力的超强的广度。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这不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这只是日常生活。那时的演讲内容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简直就是听天书，人们如今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更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人的说话内容上，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印刷术时代，人们获取的信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而这一切都随着电报的发明而随之改变，电报带来了信息流通的及时性。当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位明星发生了丑闻，我们能立即获得该信息，并为此议论好几天，事实上此事和我们自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接下来摄影技术的普遍运用更是冲击了人们的视觉体系。照片重塑了语法体系，与字词句的结构方式不同，照片无法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把照片文字化。所以文字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概念，而照片提供的只是一个物体，它失去了内容被记录在真实世界里的语境，任何一段文字搭配另一张图片又可以构成新的语法解读。最终，电视这种将电报和照片结合起来的物体一出现就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娱乐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光明正大的冲破了严肃话题，大众对所播放的内容津津乐道，甘愿臣服于电视机前，然而，当娱乐在消解严肃话题的同时，它却不能构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芸芸大众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

尼尔波兹曼生活的时期电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主角，但是却早已对它做出了预言。可以说，今天的互联网社会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并没有促使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出现，网络的匿名性反而催生出大量的网络暴力、网络犯罪和网络谣言。为了博取眼球，为了出名，互联上的内容生产者们不断刷新着人们的三观和道德底线。就像最近的焦点人物“小马云”范小勤，因为撞脸马云成为双十一狂欢后的又一场“狂欢”的中心。最初人们只是当做一个撞脸梗来调侃，后来发现他家境贫困，身世悲惨后。一大群人披着慈善的外衣纷纷前去“捐赠”，有做直播为了自己涨粉的，有企业想购买头像做宣传的，有为了一句口号为自己产品宣传的，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唯独缺了一个真正关心范小勤教育和贫穷根源的人，好一出讽刺剧。中国，道德底线全面失守，所有的一切都败给了娱乐。

在书中，尼尔波兹曼提出了这样一个句式“好......现在”，意思是说事物之间缺少了关联性，只要这个句式一出现马上我们就可以转换到下一个场景中去。“‘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上一秒我们还在为中东的战乱局势操心，下一秒就立马被某个明星的表演给乐的大笑，我们丧失了对事物内部联系之间的进一步思考。智能手机的普及被认为很好的使人们利用了“碎片化”时间，可是渐渐地我们发现不是我们利用好了碎片化，而是我们的一切都被碎片化了。我们再难集中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如果半小时不看一下手机，整个人内心就像猫抓了一样。我们的时间被打碎，生活节奏被打碎，就连思想也被打碎了。

虽然此书伟大，不过整本书透露出的“技术垄断论”腔调让人着实不喜欢，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此书的警告意味。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另一本就是《技术垄断》，所以他本人是技术垄断论的坚定拥护者，所以在他所著的其他书籍中也不可避免的透露出这种思想。关于技术的讨论一直都挺热闹，这两年智能传媒的发展，更让不少人坚信技术会统领我们是生活，人类无法掌控技术。然而在我看来，技术再怎么厉害，只要我们去拔掉那个电源，它的一切都将不能运作，最终的统治权始终在我们手里。

我们生活在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娱乐，但是所有的东西却开始只剩下娱乐。我们经历过了“老大哥”时代，却又开始走向另一座思想监狱里。或许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避免泛娱乐化的措施还在于我们的象牙塔——大学。唯有大学让学生多阅读书籍，引导学生思考，培养理性思维，才能避免文化的衰退。可是现如今中国的大学都在提倡市场化改革，大学充斥着浓浓的浮躁气息和功利心，文化氛围的建立何其之难。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篇二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篇三

一，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

本书的写作背景是美国的80年代，那会儿美国的电视业兴盛发达，作者在担忧美国的娱乐业渗透到宗教、政治等领域时，位于同时期的我们还在观看央视的《动物世界》，听着赵忠祥老师那浑厚的配音“在辽阔的非洲草原上，有一群狮子正在进行繁殖······”而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这些配音却被拿来用作各种搞笑担当。当我们的电视还没成系统时，互联网却已经兴起了，如《世界是平的》里面的乐观预言般，我们瞬间就和资本主义社会同步了。所以，这几年咱们频繁有人提到“娱乐至死”针对的也是目前的互联网环境，而不是书里的电视媒介。但是，媒介的变革丝毫不影响此书观点的伟大性和共同性。

我想一位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看到平凡表象下面深层次的东西，并对其进行理论化的概括。倘若他的这个理论能对将来是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作出一个预测分析那就更难能可贵了，很显然，尼尔波兹曼便是这可贵之人之一。在咱们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里输入尼尔波兹曼，首先跳出来的百度百科对他是这样概括的“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xx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xx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以及他对媒介文化的深刻洞察。”文字不多，但足以表明他在传播学领域的伟大成就。除了《娱乐至死》，他还有另一本被大众广泛阅读并翻译成多种文字的书籍《童年的消逝》。而在这本书中，尼尔波兹曼有这样一句话“电子媒体正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文化秘密，它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而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而让人不禁联想到最近《爸爸去哪儿4》中大众对于“蕾力cp”的讨论，电视台把一个4岁小孩与大人组成情侣宣传，俨然为了博取话题度与眼球而忽略了自身的媒体责任以及传播的内容和释放的信号所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童年的消逝也是娱乐至死时代里产生的悲剧。《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都是其对西方媒介体制转型深深的忧虑和反思的产物，这在当时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本书也成为他所著书的代表。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这样写到“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语言，而不是奥威尔的语言”。而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又再次提到这两种观点“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思考”。此书写于1985年，很显然度过1984年的波兹曼不再担心“老大哥”会出现监视我们，而是恐慌不是所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的形式在公共话语空间狂舞，而是娱乐本身就成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美丽新世界》我没看过，根据尼尔波兹曼的描述却也能知晓个大概。但是《一九八四》却细细品读了一番，读完整个人有种深深的恐惧感。与波兹曼所在的环境不同，中国历史上曾确实有一段时间处于被“老大哥”监视的环境下，人们失去了表达和生活的自由，人性被极度压抑，所有的娱乐都以统一安排的方式进行，娱乐不再是娱乐，仅仅只是政治宣传的符号。然而今天的我们，逃脱了外部环境的“老大哥”，却没有逃离内心的“老大哥”。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我们看待外部的一切都觉得稀奇美好，我们开始听迈克尔·杰克逊，开始看美国电影，对所有的这一切都毫无抵抗力，目光被自动吸引。近年来互联网兴起所带来的交互性和及时性更是让我们和外部世界之间零距离，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信息的利益相关性降低。利益相关性直接影响到大众的信息获取动机，而娱乐是最能与大众建立一定利益相关性的传播内容，因此，泛娱乐化是资本控制下信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我们，而是我们主动去注视他，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理部，也不需要什么看门人，一切都是我们心甘情愿。在“老大哥”时代，我们尚且可以看到民众对自由的迷惑和不安，而今天的民众在各种娱乐的包裹下大部分都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如果有一天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幼稚的婴儿语言，民众蜕化为被动的受众，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和他们无关，赫胥黎的语言却似乎正在实现。而在中国，奥威尔的预言是我们的过去，赫胥黎的预言似乎是我们的现在。

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讨论娱乐这个话题，“娱乐至死”这个词被无数次提到，这也使得尼尔波兹曼这个人名在中国小火了一把。本书的英文名叫“am using our selves todeath”，翻译把它翻译成“娱乐至死”可以说翻译的漂亮极了，但是我们不少人却把它理解为“娱乐致死”。似乎娱乐本身就是会让我们丧命的一种事物，事实上这完全是我们的一种误读。娱乐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娱乐，包括尼尔波兹曼在书中不止一次的强调“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的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因此，我对电视上‘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所以说，按照作者的观点态度，我们今天该批评的不是湖南卫视这种专门做娱乐的电视台（当然他们在节目内容制作以及宣传上确实有很多值得人诟病的地方，不过不在此处的讨论范围内），而是应该批评像央视和凤凰卫视这种严肃电视台，为了博取眼球在制作严肃节目中让娱乐变成其中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娱乐节目却也是“严肃”的，节目内容一板一眼，主持人脸上每个细微的表情似乎都是经过设计的，如同每年的春晚主持人年年在换，但是表情台词却永流传。作者呼吁知识分子回到书本中去，而不是整日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想着一夜成名。就像如今在神州大地上大热的一个人物“局座”张召忠，好好的一个军事专家，整天参加各种电视发表各种言论，硬生生把自己往“网红”方向发展。讽刺的是，当自己的言论变成了段子手调侃的对象，自己还觉得挺好这是拉近了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紧跟时代步伐。对此，作者也明确的表明“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清楚的”。现在占据中心的只是由电视变成了互联网。

尼尔波兹曼详细论述了印刷术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并以此表明娱乐的篡位过程。在印刷术统治下，美国人民大量的阅读书籍和报纸，《圣经》是每个家庭的必读书目，几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题材的书都已经为他们写就，阅读在美国蔚然成风，使殖民地美洲不同于英国没有出现文化贵族。铅字文化培养美国人民的理性思考能力，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作者论述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例举了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著名的七场辩论的例子。当时的人们能津津有味听完7个小时的演讲，并且演讲的语句多是句法复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这说明那时的听众具备了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可以想象印刷术时代下的人们的注意力的超强的广度。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这不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这只是日常生活。那时的演讲内容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简直就是听天书，人们如今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更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人的说话内容上，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印刷术时代，人们获取的信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而这一切都随着电报的发明而随之改变，电报带来了信息流通的及时性。当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位明星发生了丑闻，我们能立即获得该信息，并为此议论好几天，事实上此事和我们自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接下来摄影技术的普遍运用更是冲击了人们的视觉体系。照片重塑了语法体系，与字词句的结构方式不同，照片无法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把照片文字化。所以文字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概念，而照片提供的只是一个物体，它失去了内容被记录在真实世界里的语境，任何一段文字搭配另一张图片又可以构成新的语法解读。最终，电视这种将电报和照片结合起来的物体一出现就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娱乐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光明正大的冲破了严肃话题，大众对所播放的内容津津乐道，甘愿臣服于电视机前，然而，当娱乐在消解严肃话题的同时，它却不能构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芸芸大众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

尼尔波兹曼生活的时期电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主角，但是却早已对它做出了预言。可以说，今天的互联网社会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并没有促使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出现，网络的匿名性反而催生出大量的网络暴力、网络犯罪和网络谣言。为了博取眼球，为了出名，互联上的内容生产者们不断刷新着人们的三观和道德底线。就像最近的焦点人物“小马云”范小勤，因为撞脸马云成为双十一狂欢后的又一场“狂欢”的中心。最初人们只是当做一个撞脸梗来调侃，后来发现他家境贫困，身世悲惨后。一大群人披着慈善的外衣纷纷前去“捐赠”，有做直播为了自己涨粉的，有企业想购买头像做宣传的，有为了一句口号为自己产品宣传的，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唯独缺了一个真正关心范小勤教育和贫穷根源的人，好一出讽刺剧。中国，道德底线全面失守，所有的一切都败给了娱乐。

在书中，尼尔波兹曼提出了这样一个句式“好......现在”，意思是说事物之间缺少了关联性，只要这个句式一出现马上我们就可以转换到下一个场景中去。“‘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上一秒我们还在为中东的战乱局势操心，下一秒就立马被某个明星的表演给乐的大笑，我们丧失了对事物内部联系之间的进一步思考。智能手机的普及被认为很好的使人们利用了“碎片化”时间，可是渐渐地我们发现不是我们利用好了碎片化，而是我们的一切都被碎片化了。我们再难集中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如果半小时不看一下手机，整个人内心就像猫抓了一样。我们的时间被打碎，生活节奏被打碎，就连思想也被打碎了。

虽然此书伟大，不过整本书透露出的“技术垄断论”腔调让人着实不喜欢，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此书的警告意味。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另一本就是《技术垄断》，所以他本人是技术垄断论的坚定拥护者，所以在他所著的其他书籍中也不可避免的透露出这种思想。关于技术的讨论一直都挺热闹，这两年智能传媒的发展，更让不少人坚信技术会统领我们是生活，人类无法掌控技术。然而在我看来，技术再怎么厉害，只要我们去拔掉那个电源，它的一切都将不能运作，最终的统治权始终在我们手里。

我们生活在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娱乐，但是所有的东西却开始只剩下娱乐。我们经历过了“老大哥”时代，却又开始走向另一座思想监狱里。或许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避免泛娱乐化的措施还在于我们的象牙塔——大学。唯有大学让学生多阅读书籍，引导学生思考，培养理性思维，才能避免文化的衰退。可是现如今中国的大学都在提倡市场化改革，大学充斥着浓浓的浮躁气息和功利心，文化氛围的建立何其之难。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篇四

小说《天龙八部》写的是造化弄人，倏而地狱，倏而天堂，人在命运面前极其渺小，大部分遭遇都是爱别离、求不得，怎么做怎么错，苦海无边，但只要苦苦求索，结局多半是好的。

我想找小说中的八个人物和天龙八部中的八个神怪一一对应，但附会的成分太多，就不执着了。

萧峰是大英雄，他做不好汉人也做不好契丹人，以死使辽宋罢战，功德无量。段誉是情圣，但爱的都是妹妹，而结局突然转折，又都不是妹妹了，最后和女神终成眷属，还做了皇帝。虚竹本来命苦，一心一意要做和尚，但终究做不成，却学成神功，成了消遥派掌门、灵鹫宫尊主、西夏驸马，福缘深厚。段延庆本是太子，却成了残废，浪迹江湖，但终究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鸠摩智的目的是打击少林寺、天龙寺，进而打击中原武林，而有利于土蕃，履行国师职责，屡不成功，最后武功全失竟大彻大悟。慕容复一心做皇帝，他说人心思定是不对的，当时正逢乱世，只不过他家底太薄，又没能和权力中心扯上关系，每次都有萧峰、段誉、虚竹等坏他好事，所以他虽然非常努力，临机选择也都是对的，但不够幸运，最后疯了，自己在心中做了皇帝。游坦之也是情圣，但自始至终求不得，而且不分是非，结局不好，是可怜的人。丁春秋道德败坏，手段高强，要在中原武林称雄，但被更强手制住，不能再做恶。

这八个人都是求不得，但都执着求索，最后的结局是萧峰、段誉、虚竹、段延庆、鸠摩智五人的结局是好的，慕容复好坏参半，游坦之、丁春秋结局不好，可见渺小的个人在命运面前苦苦挣扎，只要坚持，是好结局的概率大，这是金庸先生给我们的希望。

其余最矛盾甚至可笑的是少林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高僧没一个行的，方丈犯戒，七十二绝技当成宝贝却早传出去了，藏经阁谁想来都能来竟一直毫不察觉，最后是一个扫地的出来收拾局面。

段正淳的女人都不是合格的母亲，甘宝宝知道女儿钟灵被擒不去救，秦红棉和自己女儿朝夕相对却不认，什么都不教木婉清只教她杀人，王夫人不让自己女儿出家门，阮星竹把孩子送人，康敏杀了自己的孩子，也就刀白凤还行，但她是王妃不用操心养孩子。读后感·段正淳的情人对段正淳都是一片痴心，希望段正淳离开大理留在自己身边，而段正淳却是爱美人更爱江山，与情人分手的原因都是为了回大理履行镇南王的职务，慕容复和段延庆误以为可以用女人胁迫段正淳交出帝位，段正淳却眼看着情人一个个在眼前死去而不答允。段正淳理性。

学到一个催泪的方法，人在死时说一个美好的事情，比如想着一个人或者畅想和一个人在一起的美好情景，这是在扼杀美好，是悲剧，容易催泪;或者死的原因是为了一个人很小的一件事，这是为一件小事付出巨大代价，表达震撼的感情，也能催泪。

里边的人物都很二，我的理解是为了情节需要，作者笔下的人物越二，做事越没有逻辑，作者越容易把握情节。也许有讽刺，但作者很多作品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做上面的猜想。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篇五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娱乐至死》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人终将毁于他所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结构清晰，以时间为序，介绍了美国社会由印刷机统治的“阐释时代”，经过电报、报纸、摄影术这样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到最终电视出现，是如何一步步向娱乐时代转变的过程。并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向娱乐附庸趋势发展的影响，阐述媒介危机，令人深省。

作者之所以把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时期称为“阐释时代”，是因为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那个时期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阅读蔚然成风”，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而电视时代中，公共话语逐渐向脱离语境、肤浅、碎片化转化。电视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具体的图像，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适应娱乐业发展。

《娱乐至死》并不是一味反对电视，也不是反对娱乐，正如作者本人说“娱乐本身并没有过错，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波兹曼更看重和担心的是不该娱乐的也娱乐了，人们一味沉迷于娱乐而形成的娱乐性思维，慢慢失去对社会事实的基本判断能力，最终思维钝化。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层出不穷，人们在简单的百来字下发表见解，传播信息。速度取代质量，大量信息铺天盖地，造成信息过剩，书中作者提到信息过剩会导致“信息——行动比”失衡。信息不再服务于人们，相反，人们服务于信息，也即“现代的信息恐慌”。我们应该清醒，媒体应该成为拓展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而不是剥夺我们思考的能力，将我们的灵魂变成机器媒介冰冷的灵魂。

如何利用信息，不被裹挟，才是重中之重。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篇六

一个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清楚注意到平凡表象下的深刻论题，并对此进行理性的认识。如果他的观念、思想能够预示未来的社会，为将来的人们所借鉴，那就更难能可贵了。有人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判断可以和“我思故我在”的重要性媲美，他们都具有颠覆性，我们太习惯于某种媒介，从而丧失了对他的判断力。作为麦克卢汉思想的追随者和继承者，尼尔•波兹曼的思考在对电视习以为常的社会里变得十分有价值，我们今天的媒体和社会惊人地印证了他在《娱乐至死》里提出的警示。

一、对两个相悖的预言的看法

这是波兹曼对奥尔德斯•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在理论上的诠释，认为人们会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与《美丽新世界》观点相反的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描述了一个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恐怖世界。网上曾流传着一副漫画，它比较了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这两部作品 。

二者的担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美国来看，1984年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人们在空洞的笑声中走进了美丽新世界的大门。正如波兹曼所说，从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开始，美国就从原始状态直接跳跃进入了印刷时代。“那时的公共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时代可以用严肃、理性、客观、有序、具有逻辑性等几个词概括。他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它是真理最合适的外衣。波兹曼给出的例证是有力的，我们今天怎么也无法想象津津有味地听两个政客用抽象的语言、复杂的长句辩论7个小时的场景。这是印刷时代特有的印记，印刷术规定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追求主题的严肃性，意义的丰富性。波兹曼追忆着“those old good days”。然而电报的发明导致了时间和空间分离(吉登斯也有关于大众传媒造成时-空分离现象的精彩阐释)，技术的发展让无数与人们无关的冗余信息扑面而来。

波兹曼和赫胥黎最担心的不在于汹涌而来的信息，而是人们在技术对感官的刺激下丧失自我，由新技术新媒介构建的文化也成为了人类精神的麻醉剂。波兹曼认为媒介是有其偏向的，而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就是因为它能“看”，色彩斑斓的画面的电视屏幕上轮番上阵，又稍纵即逝。然而画面是不能表达抽象意义的，电视的特质使得它不得不抛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的刺激的追求。新闻(被人们信誓旦旦地认为是严肃的)，宗教，甚至教育都通过电视构建的社会进行娱乐的表达。最终文化沦落为荒唐的滑稽剧，精神枯竭。这就是恐怖之处，电视不仅仅是娱乐，它构建着我们的公共话语，还控制着思想、精神、文化。鲁健就在他的一篇文章《重读娱乐至死》中说到：“(娱乐至死)已不仅仅是一本传媒学或文化批判学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学著作，它涉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娱乐至死》这本书是在1985年出版的，那时波兹曼就已经在做“至死”的呼号了，如果看见今天的美国电视，他非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不可。不仅是美国，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电视的影响下走上了娱乐化的道路，这的确值得人们去关注。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娱乐至死》诞生。那时电视已在美国普及，而电脑大概还只是实验室里的巨大怪物。但波兹曼在书中根据电视得出的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尤其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他自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然后自答：“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而实际上，编程只是少数工程师的工作，大部分网民利用电脑和互联网的一般目的也只是消遣和娱乐，还是娱乐。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用经过什么特殊训练就能熟练地“surf the internet”。而且互联网上的信息相对电视来讲普遍缺乏把关程序，得到信息也更为容易和丰富，多媒体全媒体的信息呈现形式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网上点击量高的都是带腥味儿的新闻，恶搞比严肃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从狭义的“娱乐”来说，中国的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就已经是3.04亿这个庞大的数字，而中国网民的规模也才4.57亿(数据来自cnnic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波兹曼对电视的看法我们可以推论，电脑把非线性、无逻辑、无语境演绎到了极致。或许我们更该警惕的是电脑和网络把电视、报纸、广播等“还算好”的媒体引向娱乐至死的道路。新媒体压倒传统媒体而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在渐渐逼近了。

三、中国传媒业会“娱乐至死”吗?

再来看我们中国的传媒业，人们是否会“娱乐至死”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

我们能很容易地理解奥威尔为何会写出1984的故事：刚刚走出战争的人类，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纳粹的铁蹄践踏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于是奥威尔的推论就顺利成章了。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相反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奥威尔只看到了极权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两种情况之间的尴尬境地。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哈贝马斯发现这种传播模式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客体”的倾斜模式。这样单向度的传播并不是真正的沟通。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我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资短缺，资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时代的生活培养了一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面对信息问题的时候就是忘情地、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然而对曾经经历过集权制度的人们来说，信息闭塞、思想禁锢的可怕历历在目，西方式的民主和信息自由化无疑会让人觉得如沐春风。中国的新闻体制使得信息较西方受到更多的控制，而政府封锁掩盖信息的习惯做法让人们感到愤慨。然而中国的信息环境还是在发展的，信息透明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终究是渐渐从“前现代”传播模式中得到解脱。

然而后脚刚要跨出狼窝，前脚又踏入了虎口。中国的媒体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娱乐节目娱乐化也许是理所当然，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固然低俗化是研究所里的老学者一时难以接受的，但称呼它们为个性的解放也未尝不可。然而我们看到中国的新闻(尤其是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实现《娱乐至死》里的预言。

吊诡的是，中国的媒体正在“狼窝”和“虎口”之间摇摆。我们害怕信息被控制，然而在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如奔袭而来的行星让人躲闪不及;我们害怕过度娱乐化，然而中国还有个机构叫广电总局，还有个机构叫新闻出版总署，还有国新办、信息产业部、外交部新闻司……它们会把我们的媒体拉入“正常的轨道”中来。当我们为今天中国媒体低俗庸俗媚俗的心痛不已、纷纷指责鞭挞的时候，看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或许能找回一些自信——我们还远远没有触及娱乐的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奥威尔和赫胥黎两个人的预言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回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本身，他对电视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波兹曼自己也承认在生活中不排斥电视。波兹曼的意思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是有救的。他在本书最后为逃离不堪结局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波兹曼期待着学校能成为抵御“技术垄断文化”的最后防线，尽管希望渺茫。

在笔者看来，波兹曼大概是精英文化的拥趸，又或者是因为电报的出现，我们的社会才有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类社会是否最终在“无脑人”里终结，我没有能力作出论断。但可以大胆揣测的是，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的阅读学习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