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民问题调查 农民增收调查报告(优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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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调查篇一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部署，9月上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领财经工委的同志对我市的农民增收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中，我们先后听取了市农林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海洋与渔业局、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等单位以及**、**、**等镇关于农民增收情况的汇报，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一）今年以来，市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农民增收工作，多次召开农民增收推进工作会议，并认真抓好落实。农林局、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等部门坚持用城乡统筹的思路抓农村，用抓工业的思路抓农业，全力推进项目农业和农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和空间，涌现了一批农民增收新的亮点，项目农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减负增收、劳动力转移、小城镇建设、发展民营经济、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特别是项目农业和农业外资引进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去年9月，全省*个县市中有*个县市被省评为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市，**榜上有名。去年在**市农业综合表彰会上，我市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今年1-9月份，我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预计达3858元，同比增长15.9%，是多年以来农民增收形势较好的一年，农民增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农民种养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去年秋播以来，由于狠抓了夏熟作物的培管措施，今年夏熟生产和蚕桑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实现夏粮总产8.38万吨，其中，油菜籽收入达1.68亿元，农民增收1869万元；蚕茧总产值811.5万元，增收1185.6万元。全市畜牧业在禽流感、饲料价格上涨、外贸出口受阻等不利因素并存的情况下，畜禽生产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畜禽产品价格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进一步拓展了农民增收的空间。 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逐步加快。市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积极拓展农民就业渠道，加快中介组织建设，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今年8月份，我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2.2万人，其中就地转移1.03万人，异地转移1.17万人，农民人均外出劳务收入增加226元，增长17.7%。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年收入一般在1-1.2万元之间，收入较高的是建筑行业，年收入一般在1.5-2万元之间。

（二）近几年，市镇两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帮助农民增收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市在农民增收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低”，即农民的文化素质低。在我市尚未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35岁以上的占73%，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无一技之长的占81%。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成为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价格下跌，农民收入随之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这些都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大多数农民则有些无所适从，结果导致农业产业化步履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整体不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增收。

二是“高”，即农业成本高。近二年来，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了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导致增产不增收，再加上农资市场混乱，农民担心高价买了假种子和劣质化肥农药，到时候低价卖出农副产品，里外赚不到钱。近几年，柴油等渔用物资价格也一路上扬，各类费用急剧上升，渔业成本不断增加，广大渔民的增收问题也成了“纸上谈兵”。

三是“少”，即农业投入少。由于我市财政支付能力弱，用于农业的技术、资金投入有限，导致推动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动力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滞后，农业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今年我市遭遇干旱，由于水利设施功能衰退，损毁严重，抗灾能力大大减弱，使农业生产遭受一定损失。有些镇乡由于财政困难，争取到的有限的农业项目资金没有真正投入农业，而是挪作他用，进一步影响了农业发展。

四是“重”，即农民负担重。近几年，国家通过实施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一些不合理的收费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涉渔收费部门还是不少，收费项目繁多，渔民负担仍然很重。与此同时，农民的“隐性负担”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医疗、教育等负担加重。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比不上城镇，但是其开支并不比城镇低，有了病往往要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为了让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许多农村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除了缴纳高额的借读费，不少家长还进城“陪读”，既耽误生产，又增加费用。其次是婚嫁成本居高不下，人情消费有增无减。在农村，子女婚嫁仍是农民开支的头等大项，尤其是为儿子成家，几乎要用尽全部积蓄，很多人还要举债。大部分农户每年用于各种人情的礼金占了家庭开支的很大比重。

（三）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和我们人大常委会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环境等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只有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农民增收，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为此，提出以下建议意见：

农民是弱势群体，弱就弱在素质上。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优势是实现农民长期性增加收入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消除农民的“低素质屏障”。

一是提高组织化程度。建议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一方面要围绕农民增收来建立政绩考核体系，坚持不以gdp 为目标取向，不以表面繁荣为政绩，以把党的富民政策创造性地惠及到农民身上为己任，形成农民增收稳定的政绩考核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宏观指导，坚持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积极发展村级组织带农户、农村合作组织带农户、农户自己联农户等多种形态的合作组织，引导他们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共同发展规模经济和特色经济。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既要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更要注重加大对产前信息体系建设和产后加工流通的扶持力度，以及对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扶持力度，从而不断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严重制约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只有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农民增收问题才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另一方面要结合农业生产实际，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三是重视农业人才的培养。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起着示范带动作用的“农民经纪人”、“田秀才”、“土专家”等新型农业人才，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支不可缺乏的新生力量。因此，建议政府要进一步扩大视野，一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使之成为现代农业新技术的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农业人才后备库，充分发挥他们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政府：

一是进一步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所以建议政府要通过合理规划布局，尽快形成优势产业区域化、规模化生产，做大做强一批优势农业产业，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要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重点培育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要采取多种措施，拓宽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加强市场调研和信息反馈，积极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扩大农产品销售。

二是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农村集体保障功能不断削弱，农村因病因灾返贫和人口老龄化、高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的处境不容乐观。针对这些问题，建议政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要构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援助体系，让符合条件的贫困群体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同时要完善财政对低保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资金落实。二要构建农村医疗救助体系，尽快完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问题。 三要构建农村教育救助体系，重点是逐步推进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四要构建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解除农村养老之忧。

城乡统筹发展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因此，建议政府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农村劳务输出。我市人多地少，大量农民和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人均占有农业资源偏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农民收入、特别是来自农业收入长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加快农村劳务输出，顺应城市化规律之要求，采取相关措施，由过去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到鼓励农民进城，进而发展到允许农民进城定居。这既需要改变以往不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摒弃以往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些做法，降低农民进城定居的门槛，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要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国民待遇上的差别，对进城务工一定时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允许其申请变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要为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适应新的环境，迅速转换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从长远看，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是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的根本出路。因此，要逐步提高城镇化科学规划水平，合理布局，以现有的市区和中心镇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要把发展农村服务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完善小城镇功能，壮大县域经济，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向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提供广阔的空间，进而促进农村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三是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农业产业不可能支撑如此多的农业人口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因此，要在加快农村劳务输出的同时，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要通过资金的集中投放、综合运用金融、财税杠杆，使民营企业向规模化、外向化、效益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农民问题调查篇二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保障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

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我们调查显示：

(1)农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2015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贫困线标准，2015年年底全国尚有2900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标准，则全国有9000万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标准，而这个数量大于欧洲任一国家的人口总数。2015年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2015年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虽然不属于统计中的贫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仅仅略高于贫困线，只要气候等生产条件稍有不利变化，就会陷入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去。这部分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将受到自然和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难度非常大。近年来，减贫速度不断减慢。

(2)增收速度缓慢。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1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3)城乡差距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16年，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9年，缩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1997年的两个阶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个阶段是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个阶段则主要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城乡收入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6：1，1983年缩小到最低，为1.82：1;然后不断扩大，到199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为2.86：1;然后降低到1997年的2.47：1;从1998年开始，逐年显著扩大，2015年扩大到3.23：1。近几年来，尽管诸多因素都很有利，农民增收速度可以超过5%，但是仍可能落后于城镇居民，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4)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总的说来，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3～4倍。由于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差异较小，因此，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的递增趋势。即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较小，而西部地区城乡差别更大一些.

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

(1)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一是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结构调整上，思路狭窄，不敢主动出击，存在等靠思想和过份依赖政府心理，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地调整产品结构，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三是绝大多数农民对市场把握不准。从调查情况看，多数农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对市场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会去搞深入细致的调查，捕捉不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在组织农业生产时，不是先看市场后抓生产，而是今年的生产看去年，对市场判断不准把握不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赚钱种什么，种出什么就赔钱。

(2)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总体看，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还不高，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低，大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还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级原料生产比重大，大部分农产品基本上是从农田到市场，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结构调整还只是停留在规模扩张上，缺乏在内在质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为例，近两年来，有的地区蔬菜种植特别是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连年快速增长，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种植结构雷同，品种特色不明显，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贮藏、保鲜、深加工及包装、运输等严重滞后，如不抓紧研究对策，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结构过剩，应引起高度重视。

(3)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引导、协调、服务功能滞后，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一是信息服务滞后，手段缺乏，不能及时给农民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和致富信息，使农民无所适从，组织生产难，进入市场难。二是技术服务跟不上。原因是部门管理制度不完善，科技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使科技人员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主动上门服务意识差，其结果是科技人员得不到实践，农民得不到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特别是高新技术应用上，技术与生产严重脱切，导致农民增收难。三是信贷部门缺乏有效的资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户贷款困难。调查发现，多数农民都有强烈的增收意识，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项目，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而难以上马。

(4)农民的负担比较重.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有两个孩子，孩子要上学会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现在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不一辈子像他们一样只是个农民，供一个子女上大学几乎要花掉农民家庭三分之二的开支;家庭长辈的供养也需要一笔的开支.除此之外，还有农作物每年的成本开支.家庭生活费，子女教育费，农业成本费，三个最基本的方面的开支累加起来，对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来说，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下乡组织农民技能培训，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让农民大胆尝试，自主创新，随机应变，让农民更多更早的了解市场的最新信息和动态.收入来自与农民，农民必须从自身做好.

农民问题调查篇三

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聚焦与核心。解决我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我县农村工作,促进农业发展和维护农村稳定必须抓紧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解农民增收情况,我们最近根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安排,围绕我县农业法的贯彻执行和中央1号文件的落实,结合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就我县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民权益保护,到漠滨、若水、黄茅、洒溪等乡镇、村组、农户进行了深入调查,先后召开座谈会8次,听取了县人大代表、乡(镇)村组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意见,收回调查问卷80份。根据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当前农民增收少的是思路,愁的是销路,缺的是技术,盼的是服务。

我县因自然条件、交通运输制约,加之受军事禁区影响,农村资源开发整合利用缓慢。近年来,我县虽然在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市场繁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依法治农、科技兴农意识明显增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但农民增收仍较缓慢。我县34万人口中有农业人口304800人,xx年农民人均收入为20xx元,xx年农民人均收入2223元,收入仅增长5.6%,农民仍是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根据调查,影响农民增收原因较多,在我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投入不够,发展生产民心不安。由于我县县乡两级财政紧张,仅能保工资保运转,一些地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力顾及,导致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在“6·19”洪灾中,洞头塘村20多座溪河坝全毁,水圳全垮,但几年来,村集体经济捉襟见肘,在水利基础设施上基本没有投入,由于水毁设施得不到恢复,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更加艰难。去年全村590亩稻田失收的达100余亩,减收一半以上的有200余亩,全收的只有几十亩,有的村民连吃饭也成问题。部分村民对种田丧失信心,他们算了一笔帐,除去肥料农药、工钱,种田实际上没有几个收入,靠种田脱不了贫,致不了富。有的说,若能够在外找一份事做,早就不想要田了。如今该村1100多人,在外打工的达500多人,很多年轻人认为家乡环境艰苦,看不到致富希望,外出打工不思回家者大有人在,只剩年幼、老弱病残者留在家中。在全县,同样认为种田难增收的农民为数不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却增收缓慢,从而对土地丧失了信心,导致全县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弃耕抛荒现象。

原因之三:文化素质偏低,缺乏技术指导,农民增收步履维艰。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因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要找到好的工作很难,从事的多是脏、苦、累而工资微薄的行业,因而能够找钱回乡投资致富乡邻的很少。留在农村的农民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发展意识不强,又缺乏有文化、懂技术、有头脑的带头人,发展路子越走越窄,他们对增收倍感焦虑和无奈。加之资金短缺,更难为“无米之炊”,本地资源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有的农民不仅不增收反而跌本。黄茅乡白羊村村民刘百喜xx年投资5万元种植草莓,市场销路看好,却因缺乏技术和技术跟踪服务,几个月下来就失败了。许多农民说,作为农民就应该依托本地资源,因地制宜,向土地伸手要钱,但因文化低,没技术,土地成了他们填不满的无底洞,反而把老本都送进去了。象这种缺乏科学技术作后盾,无专业人员指导的生产模式,农民吃亏不少。我县农民养羊、喂鱼、种烤烟等种养殖户失败的多,真正受益的很少。他们认为这次县委、政府组织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是亲民、爱民、富民的好举措,很有必要,许多干部确实在帮助他们减负增收,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和实际问题。但也有人认为干部下基层活动出发点好,但效果不好,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希望下来的干部带致富技术、信息,带增收项目,能够帮助他们协调上下关系,提供一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希望他们多深入农户家中,帮助想办法、出主意,为农民多提供一些增收思路。

原因之四:农民利益受损、负担过重问题仍然存在,涉农服务滞后。近几年来,我县各级各部门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确保农村稳定的大事来抓,及时处理涉农案件,妥善化解农民矛盾,减负增收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农民不合理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在调查中发现,农民的隐形负担仍然不轻,农民对此反映较为强烈。一是反映教育收费高。学校除按标准收取学杂费外,平时还要收取试卷、作业本费等诸项费用。农民本来收入不高,特别是低收入户,供养子女读书更是难上加难,有的因承受不起负担,只得让子女辍学。二是反映一些单位变着法子收费,增加农民负担。派出所登记户口、办迁移或出证明也要收取一些费用,农民看不到有关规定和收费公示,却又不得不交,因为不交费就不办事让他们实难找出拒交的办法。到邮政所取包裹、信件也要想着法子要农民买明信片、报纸,从中收取一些费用。三是反映一些涉农部门在农资经销上给农民造成些损害。如种子纯度不够,致使农民减产、失收,这种情况连年都有所反映。四是反映在公路改造过程中,政府征用农民土地给付的补偿费过低。农民被征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严重影响了他们今后的生产生活,而补偿标准过低,使他们更为不满。洒溪乡村民反映在鲁大公路建设中,一类田补偿5900元/亩、二类田补偿4700元/亩、三类田补偿3900元/亩,农民普遍有增加补偿费的要求。同时还反映在公路修建中,一些堆放的土方堵塞了溪圳、道路,给农田灌溉、生产生活造成不便,加重了农民恢复生产的负担。五是反映生产、生活支出费用过高。如建房的国土费就得花几千元;林农出售木材、个人部分收入只有30%,审批民用材青山费等过高。六是反映涉农收费公示不规范,透明度低,如国土、林业、计育办的一些收费,农民有看法,有疑虑,极易影响干群关系。七是反映林农造林费兑付到位难。漠滨乡沙堆村、漠滨村反映他们1999年、xx年的造林费至今一分钱未得,多次报告、反映,跑上跑下,但仍未果,挫伤了农民造林积极性。他们说政府应该取信于民,有利老百姓增收的要更多扶持和关心,更不能拖着不兑现。八是反映涉农服务队伍不健全。农业科技信息滞后,得不到及时传递利用,乡镇站所人员的待遇过低,存在后顾之忧,工作信心不大,服务不到位。九是反映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严重。农民看病就医难,边远村组农户更为突出。农村医疗技术设备落后,医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之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农民有病医治难保障,增收难,保增收致富更难。

农民不增收,解决“三农”问题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必须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摒弃长期以来事实上以工业优先、城镇偏向,轻视农业、农村发展的做法,真正实行城乡并重,工农并重的战略,切实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城镇、农村协调发展。

1、切实增强依法治农、依法兴农意识。中央重视农村工作的宏观政策,为农村修养生息,实现农民增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兑现有关优惠政策。群众形容中央的政策好比医生开处方,药方开得好,关键还要看有没有药抓,抓药的人会不会抓错。这就更要求我们要切实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要大张旗鼓地搞好农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增强发展农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树立重农、支农、护农、兴农思想,改变过来人们对农业法律淡薄的观念。建议将农业法等法律法规作为今年农村普法的一个重点,把农民增收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各涉农部门、各乡镇及包村干部更要熟悉掌握农业法规,只有自己掌握,才能教育群众守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各部门、乡镇及干部要自觉主动地贯彻执行农业法规,自觉依法办事,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正确处理涉农问题,确保农村社会稳定,达到用法律、政策为农民增收保驾护航的目的。

2、千方百计加大农业投入，逐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积极发展交通、电信事业,进一步加强县乡村组公路和农网、水利、电信建设力度,为农民增收排忧解难,营造良好的增收环境。在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的同时,我们要注重研究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努力争取国家及有关部门对我县的资金投入。同时要积极想方设法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充分运用信贷和财政资金的导向,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要及时提供小额贷款,帮助解决农民增收和发展农业资金困难严重短缺问题,保障农民增收。

农民问题调查篇四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各社会层次上的人士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同时随着近几年炒房炒楼、炒绿豆、大蒜的一些“专业”人士数量的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依然不见乐观。

在我们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

3、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5、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农民问题调查篇五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近几年来，同全国各地一样，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的状态，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立足全县农民收入现状，认真剖析农民增收缓慢原因，寻求激活农村经济对策，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

1、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1998年到20xx年的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始终徘徊在5%左右，与改革开放初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速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横向比，1998年至20xx年全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均超过10%以上，全县国民经济发展城市快、农村慢的跛脚现象十分明显。

2、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呈现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家庭经营收入为辅的阶段性特征。20xx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601.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达893.43元，占纯收入55.96%（其中：外出打工收入685.60元）；家庭经营净收入623.53元，占纯收入的39%；财政性纯收入14.30元，占总纯收入的0.89%；转移性纯收入67.54元，占纯收入的4.22%。

3、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农民1998年人均纯收入（1076）元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001.90元）之比为1∶3.72。到20xx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602.00元）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5729.56元）之比为1∶3.58，而20xx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8500元之比为1∶3.24。全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高于全国。

4、农民人均总支出有所下降。从全县120户的调查资料看，20xx年农民人均总支出2215.78元，同比下降7.8%，各项支出内部结构亦为全面下降。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人均432.56元，同比下降12.3%。其中：第一产业支出378.18元，下降13.12%；第二产业支出10.83元，下降8.24%；第三产业支出43.56元，下降5.61%。生活消费支出全面下降，全年人均总支出1583.17元，同比下降7.81%。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由单纯的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就##而言，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内部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影响农民增收。

一是农业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县份，农业基础脆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去年因灾，仅种植业一项农民人均减收108.59元。同时，在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向过程中，由于市场预测防范能力弱，容易使农业及农村经济遭受重创。近几年，全县种植业结构调整步子很大，许多农民主攻“非粮”产业，但因市场等各种因素影响，少数农户损失严重，甚至返贫。

二是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近年来，随着农业单产水平的提高，部分农产品已出现结构性过剩，供大于求导致价值均衡点下移，加之恩格尔系数变小，城乡居民农产品需求对农民、农业生产收入增长率的支撑能力下降。虽然从20xx年下半年起，粮食价格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但是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乘机上涨更快，粮价上涨给农民增收带来的收益，多被农资价格上涨所冲销，农民种粮效益低，有的甚至亏本。尽管今年3月中旬粮食价格又出现了大幅上涨，由于退耕还林和产业结构调整，全县大部分农民无粮可卖，有的反而买粮，加大了生活消费支出。

三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组织化程度不高，公司、基地、农户三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没有完全形成。另外，作为秦巴山区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该县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服务水平较低。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农民主要凭经验、凭感觉、凭想当然做出相关的经营决定，农产品品种、品质难以适合市场需求，导致经常出现“卖难”的问题，严重影响农民增收。

2、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困难，约束农民增收。

一是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就地非农就业。制约农民非农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全县农村二、三产业生产规模较小，收入一直不高，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供给与需求错位。据调查，全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学历占35.6%，初中学历占54.3%，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市场经济知识很有限，在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

二是城镇化进程滞后，严重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加快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很重要的是统筹城乡就业；城镇带动农村，很重要的是为农产品提供更大的消费市场和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该县城镇化水平不足20%，远远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沿袭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降低甚至无从获取，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

3、农村外部劳务输出存在问题，影响农民增收。

一是服务工作不配套。由于机制不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提供、技能培训、组织引导、权益保护、环境优化上不能成龙配套，尤其是信息量不足、培训工作滞后，致使全县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不够高，特色优势不明显。

二是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该县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低，职业技能差，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职业岗位（挖煤、搞建造等）上“吃身体”、“吃青春”，因得职业病或遭受工伤事故致贫者屡见不鲜。

三是劳务输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日渐明显。在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方面，大量劳力外出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技术力量缺乏和部分耕地撂荒，劳务输出与农业主导产业之间“一头重，一头轻；一头热，一头凉”的问题普遍存在。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造成部分村干部新老交替断档，村级组织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尽管##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偏低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增收的潜力较大。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综合措施，从农业内部挖潜、农村内部突破，做好农村外部文章，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1、深化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努力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要继续推进强村大户战略，努力延伸产业链条，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农业生产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调整，烟草率先实现产业化，黄姜产业化已成雏形，蚕桑已建成10万亩基地，畜、竹产业正在蓬勃兴起。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3亿元，为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奠定了基础。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优势资源还处于浅层次开发阶段，在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市场开拓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基地建设，需要继续推进强村大户战略，走实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路子，着力提质增效；农产品加工，要由初入深，在延伸加工链条上寻求突破，同时着力打造知名品牌，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拳头产品带活农村产业。

二是要按照市场要求，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陕南中药材久负盛名，作为拥有独特的气候、资源条件的##而言，要力争在黄姜、金银花等中药材生产上大有作为；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要以汉江梯级开发为契机，做足做大汉江、旬河及主要支流水文章；果业亦是##的优势产业之一，对狮头柑、荷包杏、樱桃、柿子、拐枣等，要不断扩大品牌知名度，增强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要加强##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增加农民增收渠道。

三是要围绕绿色产业发展，突出抓住四个环节。一是品种论证环节。品种论证应突出色、形、味等内在特征，又考虑耐贮存、能贩运等外在要求，为产品进军大市场创造条件；二是产品开发环节。对选择确定的品种进行改良乃至改造，使其更加适应市场要求。同时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经济效益；三是宣传环节。积极向市场推介特色产品，使特色产品广为人知；四是产品和市场对接环节。一方面政府要为农产品走向市场创设平台，同时通过适时引导和组织，发挥中介优势，打通特色农业进入市场的通道。

四是要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属粮食产销平衡区，必须从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增收的高度认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在拓展农民增收渠道，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同时，决不放弃粮食生产，要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动摇，坚持人均一亩基本种粮田不动摇，坚持依靠科技增加单产不动摇。

2、挖掘农村内在部潜力，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要把发展乡镇企业做为农村经济支柱来抓。##乡镇企业的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有利环境。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牢固树立围绕产业办企业、办好企业促发展的指导思想，紧紧抓住烤烟、黄姜、畜牧、青竹四大支柱产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放开视野，放宽政策，放胆实践，放手大干，全面拓宽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观念步伐相对滞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应在税收资源、政策、人才等方面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真正做到“在政策上放宽，经营上放开，管理上放活”，对合法经营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免于工商登记和收取有关税费。同时，要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能、矿产、医药、山地等资源优势，注入资金加大开发力度，形成一批在水电、矿产、经商、贩运、种养、服务等方面的个体私营户，让更多的农民从中获利。

三是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首先要抓好城镇的规划工作。按照太极山水城的地域特点，突出县城扩容提质，优化县城生活环境和经济布局，对重点集镇建设进行科学规划，进一步增强城镇的载体功能，辐射带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城镇管理体系，积极推进老城区改造，加快县城专业市场建设和中心镇农贸市场建设，抓好城区综合整治，不断提高城镇管理水平和城市品位。再次要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县范围内放开户口迁移政策，引导有条件的农民进城入镇建房、开店、办厂、务工经商，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提高农民收入额。

四是要把发展旅游业做为农民增收的潜在增收点。以天然形成的山水太极城为原形，深入研讨太极源头文化，依照“太极图”规划城镇，布局景点，打造天人合一的最佳组合，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塑造山水太极品牌，使山水太极成为##旅游的最大卖点。同时，要加快南羊山万亩草甸、铁桶寨原始森林、歪头山溶洞群、公馆瀑布群、蜀河古民居、双河天门山、红军老祖墓等精品旅游景点开发建设。配套发展农家乐、水上垂钓、漂流、游泳、划舟等特色健身游。以旅游带动人流、物流、财流、信息流，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农民增收。

3、做好农村外部文章，加快发展农村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要用产业化的思路发展劳务输出产业。首先，要加强劳务基地的培养和建设。要面向市场，整合资源，培育特色劳务村镇，逐步形成以特色劳务村镇为重点的劳务输出基地。同时，大力培育和开发劳动力市场，不断拓宽劳务输出空间，利用各种经济协作渠道和开放平台，建立一批可靠和相对稳定的劳务输入基地，夯实劳务产业基础。其次，培养“龙头企业”。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与省内外新老用工单位联系，建立长期稳定的用工关系，不断增强其对我县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要发挥本地在外承包工程“能人”的作用，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协调，让他们带领农民进入劳务市场，实现对口输出，减少农民工的盲目流动性。第三，做好配套服务工作。要切实发挥县乡（镇）劳保服务部门的主渠道作用，积极构建信息发布技能培训组织引导服务管理法律援助的劳务经济（产业）一体化服务体系。

二是要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全力打造劳务品牌。在培训的内容上，要结合大中城市用工及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实现务工者务工形式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同时，要根据##在人文、历史方面形成的文化影响，在建筑、采掘、服务及农技推广领域形成的就业优势，在省内外已经树立起的“好学上进、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团结合作”的“##人”形象，进一步挖掘潜力，搞好特色培训，打造、包装##劳务品牌，占领劳务市场。

三是要妥善处理劳务输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适应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形势，积极引导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根据乡情、村情、民情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劳务输出计划，把工作重点放在转移“富余”劳动力上，合理匹配人力、土地等各种资源。县乡村要根据当地事业发展需要，精心筹备、选准项目，向劳务输入基地推介项目，创造条件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发挥他们在外地的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参与、支持家乡建设，实现由打工向创业的跳跃。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还可支持外出者向外承揽工程项目，挣钱后再回乡创业，形成本地与外地资本良性循环的局面，推动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当地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