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保险纠纷找律师 保险合同纠纷案上诉状(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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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纠纷找律师篇一

被上诉人：xx市某厂;

上诉请求：

一、撤销xx市某区人民法院(20xx)民二初某号民事判决书;

二、改判上诉人依法向被上诉人支付理赔款人民币30万元;

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诉上诉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经某区人民法院审理，制发了上述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系错误的民事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

上述判决书错误之处为：

一、上诉人从未自认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保险金人民币2418583.51元。

上述判决书称上诉人在答辩时表示“现经.......核算，应赔偿的保险金为人民币2418583.51元。

经查案卷笔录，上诉人庭审中原话为“根据原告的资料，我方最后核定被告损失为2418583.51元”，此系表示，被上诉人虽然诉称其损失高达392万余元，但经上诉人核算，其损失仅为2418583.51元。此并不表示上诉人需要或愿意或自认向被上诉人完全赔偿该损失，且，在该页笔录中，上诉人进一步陈述了对原告诉称的种种异议，并提出“应按比例赔付”。

所以，上述判决书误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损失的核定作为上诉人自认之赔偿金额，上述判决书存在严重不当。

二、判决书对保险原则存在认识误区，以致对本案核心概念“重置价值”认定错误。

保险的原则在于损失补偿原则，也即，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通过保险赔偿，使被保险人恢复到受灾前的经济原状，但不能因损失而获得额外收益。

因此，根据上述原则，所谓重置价值，无论法律概念还是顾名思义，即是保险标的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即购置或构建与保险标的出险时相同状况的财产所需要的金额，而该概念的核心即是保险标的出险时的“相同状况”。所谓相同状况，即包括保险标的的成新度(折旧率)等。

换言之，如果某人现在拥有一辆已经用了三年的手机，原购进价是5000元，现在同样的新手机的市场价是3400元，而其使用的手机，根据成新度，在二手市场的市场价只有1100元了。在前述情形下，如果某人手机投保了某种保险，保险时也约定如果手机全损则按重置价值予以理赔，而现如果手机真的出现了全损，在此情形下，即应是按前述二手市场的市场价1100元予以理赔，而不可能依现在新手机的市场价3400元理赔，更不可能以原价格5000元理赔。

上述举例，则是充分地表明了“重置价值”在保险实务中的运用。

而如果以现新价格3400元或原价格5000元理赔，则违反了保险原则。且，如果依此对重置价值的错误理解，可以推演这样的情形：一些投保人先行购买某些物品，使用多年后再行投保，而一旦出现保险责任，则仍获得最初支付的物品购买款。投保人可以据此生财有道，作为一门经营之术，而此必将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

而本案中，上述判决书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其错误理解了“重置价值”的概念，将其理解为所涉设备或物品原购进之的价值，要求上诉人支付宛如上述举例中的手机原购进价5000元。上述判决书的错误显而易见。

因此，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上诉人依重置价值约定进行理赔时，应是根据所涉保险标的在出现保险事故时的状态并据此评估后确定其价值，即结合被上诉人原购进价、现市场价、成新率(折旧率)等予以认定，而不能仅考虑原购进价或现市场价而不考虑其成新率(折旧率)。

一审时，上诉人曾提请法庭向保监会等政府权威部门对“重置价值”的概念进行查证，但遗憾的是，法庭未接受此要求。

故此，上诉人呈请xx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时对上述“重置价值”予以正确认定并据此正确认定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

三、判决书及评估报告存在其他严重评估错误：

判决书及评估报告除对上述“重置价值”的错误认定外，仍存在其他严重评估错误。对此，上诉人已多次向法庭书面及口头陈述，可详见上诉人提交的书面异议及庭审笔录，而上述判决书对此却未有正确认定。

上诉人呈请xx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时对评估报告存在的其他严重评估错误予以认定及纠正。

四、被上诉人未足额投保，上诉人应按比例赔付：

根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资料核定，可以表明被上诉人未足额投保，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应按比例赔付。

现由于评估报告存在的上述评估错误，导致显示被上诉人已足额投保，但如将上述评估报告存在的评估错误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未足额投保的事实即可显现，上诉人也即应比例赔付。

上诉人呈请xx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时在确定被上诉人未足额投保的情形下判定上诉人应比例赔付。

五、被上诉人对火灾事故及损失存在过错：

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对火灾事故及损失存在过错，但遗憾的是，上述判决书无视与此，却表述为“未提供充分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

需要指出的是，在庭审中，上诉人一再申请法庭向消防部门调取诉争火灾事故的案卷，但法庭却一直未予调取，此严重影响了对本案事实的相关认定。

对被上诉人的过错，上诉人提出：

1、被上诉人在诉争火灾事故前一年曾发生类似的火灾事故，但被上诉人却未完善防火措施，短短一年后又发生同样的火灾事故。

2、被上诉人缺乏应有的防火设施，防火设施不完备。

3、火灾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救火措施不当，未采取通常的的救火措施，也违反其已经存在的消防制度。如，发生火灾后不是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而是自行救火，数十分钟后才拨打119电话报警，延缓了消防部门的及时救火，导致了火灾损失的扩大。

等等。对被上诉人的具体过错情形，上诉人在庭审中均已详述，在此不再重复。在此等情形下，根据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上诉人可酌定减少理赔金额。

上诉人呈请xx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时对被上诉人的过错予以认定并据此确定上诉人应按比例赔付。

综上，一审判决书对案涉核心概念“重置价值”存在认定错误，未注意被上诉人未足额投保、被上诉人对火灾损失存在过错、评估报告存在严重错误等事实，致使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当法律，终致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呈请xx市中级人民法院切实根据事实和法律，公正审理，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及法院应有的公正和尊严。

此呈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公司

保险纠纷找律师篇二

保险纠纷找律师篇三

10月下旬，被告宜昌某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张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原告刘某，并要求刘某购买祥和定期保险，同月27日，被保险人刘某的父亲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进行了体检。同年11月1日，业务员张某将已填好的人寿投保单交原告签字。同年11月3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祥和定期保险合同一份，被保险人为原告的父亲，保险期限，从1911月4日零时起至11月4日零时止，年交费1653.60元。交费8年后，被保险人于3月9日因病死亡。原告申请理赔，同年7月26日，宜昌某人寿保险公司以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下达拒赔通知书。原告不服，遂提起诉讼，要求赔付保险金80000元。

保险纠纷找律师篇四

1999年1月刘某向某人寿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寿险公司)投保平安康泰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发生重大疾病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2月，刘某向寿险公司支付保险费时被告知合同效力中止，刘某遂按照寿险公司的要求申请了复效。208月28日刘某患病，经检查为“左侧甲状腺乳头状腺癌”，刘某以此向寿险公司要求理赔，寿险公司以刘某在申请合同复效时未如实告知五年前曾患甲状腺疾病为由拒绝理赔并解除保险合同。刘某遂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寿险公司解除合同无效，并支付保险金。

保险纠纷找律师篇五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浦东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陈剖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国汀，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金马海船务公司。

住所地：金山县山阳镇戚家墩

法定代表人：胡宗文，经理

上诉人因上海金马海船务公司诉上诉人船舶保险合同争议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沪海法商字第200号民事判决，兹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两审全部案件受理费。

上诉的事实和理由：

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采信不客观，定性完全错误，适用和解释有关法律，规章明显不当。因而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正当权利。

一、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采纳不客观。

1.2原审认定：“原告分别于1910月8日及2月6日将两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80315元及76000元的支票交于被告方。”然而证据表明，上诉人是于96年11月21日收到80000元，3月19日收到57680元。至于0074634号保费通知书，加盖有转账收讫章，注明保费金额为156000元，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出具该保费通知书当时已收讫全额保费。这是保险业的习惯做法，旨在促使投保人交费。从时间上看原审的认定也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即使被上诉人第二笔保费确实是在97年2月6日交付，亦证实96年11月21日(保费通知书出单日)上诉人不可能收到全额保费。

1.4原审认定：“被告在船舶尚在烟台港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告是‘新世纪’轮的真正所有人”同样缺乏根据。因为船舶所有人必须依据国家授权专门机关依法登记方为有效。充其量只能说上诉人可能知道被上诉人将来会成为该轮的`所有人。

1.5原审认定：“‘新世纪’轮回上海另行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在未经原告另行投保且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行签发…新保单…在原告的要求下才将已被废止的‘船舶险’作为新保单批单上注明的承保险别。”原审未查明被上诉人到底何时办妥登记手续，也不存在所谓用批单再次改变承保险别的事实。实际上批单批改内容仅涉及变更受益人。至于批单上出现‘船舶险’字样完全是由于上诉人的经办人，按批改申请书的写法照抄的结果。而非所谓重新改变保险险别。因为客观上双方当时都不可能认为有此种必要。

1.6原审还认定：“原告并未接受新保单”。从新保单的内容主要是由被上诉人提供之事实，从被上诉人事后提交的“批改申请书”注明的保单号码正是新保单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之前，从未对新保单提出任何异的事实，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早已接受新保单。

二、原审定性完全错误

原审认定“目前尚无法证实旧条款明确将本案中‘新世纪’轮发生的事故排除在碰撞之外”“被告应当依约就‘新世纪’轮遭受的保险责任事故向原告作出相应赔偿”。也即原审竟将本案中“右喷水泵叶轮内吸入‘漂浮物’(芦苇、竹杆、绳索)认定为”碰撞!此种认定恐怕全世界独一无二，可谓开创先例之判。不过，如此先例实在毫无根据。

三、原审适用解释有关法律与规章错误明显。

3.1本案应适用年人民银行制定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适用该条款被上诉人无权主张索赔已属公认。原审一方面否认新保单的有效性，适用旧保单条款来解释有关碰撞、触碰的概念，另一方面却无视旧保单第14条之“在保险期内，保险船舶出售、转借、出租、变更航行区域…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并办理批改手续后方为有效”之明确规定。旧保单原被保险人是山东省烟台海运总公司，保险船舶在保险期内售给了被上诉人，航行区域已变更，被上诉人未书面通知，上诉人未办理批改手续。因此，如果被上诉人否认新保险单坚持按旧保单投保，依上述保单条款则旧保单早已失效。其无权根据一份已无效的保单主张任何权利。因此被上诉人要么根据新保单主张权利，要么因旧保单已失效而不得主张权利，两者必居其一。

3.2船舶保险从来都是“列明风险”，保险人仅对列明风险负责。无论是88年之《国内船舶保险条款》还是96年之《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均属列明风险，这同样是不争之论。

3.3即便退一万步言，假设被上诉人从未接受新保单，假定被上诉人确实将新保单退还给了上诉人，假使从不存在被保险人变更、船舶所有权变更、航区变更，假若旧保单仍然有效，假如本案只能且应当或必须适用1988年之《国内船舶保险条款》(然而上述假定无一成立)即便如此，原审判决对“碰撞”的解释也肯定是错误的。

3.4《国内船舶保险条款》第四条三款中仅有“碰撞”一词，而《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一条三款中含有“碰撞，触碰”两词.后者多了个“触碰”，在此问题上的承保范围明显要大于前者。质言之，在旧条款中被保险船舶被固定或漂浮物体触碰是得不到赔偿的。而在新条款下则可以。比较1986年人保之《船舶保险条款》之相应条款，此点变得更为一目了然，该条款第一条一款2项规定：“碰撞、触碰任何固定或漂浮物体。”因此在86年条款(适用于涉外船舶)中，因触碰固定或漂浮物体所致的被保险船舶的损害亦可以得到赔偿。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两种条款中，碰撞及触碰均是指对被保险船舶而言，而非对第三人责任。旧条款第五条，新条款第二条一款之碰撞(触碰)责任条款，是指对第三人的责任险。

3.5旧条款中并无“触碰”一词，更无“固定或漂浮物体”一词，这两个术语，前者在新条款及86年条款中才有，后者仅在86年条款中存在。船舶“碰撞”历来仅指在海上或者与海相同的可航水域，两艘或者两艘以上的船舶之间发生的接触或者没有直接接触(如浪损)，造成财产损害的事故。船舶“触碰”则指船舶与设施或者障碍物(指人为设置的固定或者可以移动的构造物，包括固定平台、浮鼓、码头、堤坝、桥梁、敷设或者架设的电缆、管道等)发生接触并造成财产损害的事故。可见固定或漂浮物体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张解释，而是有着特定的对象。实际上此种规定是中国船舶保险条款的独创，英国船舶保险条款本身并无此种船舶碰撞责任条款，一般均是由保赔协会办理。

3.6在旧条款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仅在船舶碰撞时才对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而在船舶触碰时，则仅负责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责任，而不负责触碰对被保险船舶本身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而且，事实上，旧保单已经对“被碰撞”(即触碰)物体作了限定性规定：“码头、港口设备、航标、桥墩、固定建筑物”。而新条款则把触碰明确限于：“码头、港口设施、航标”。即便人民银行之“船舶与本身以外的固定物体和浮动物体或与他船的锚及锚链发生猛力的直接接触，也视为碰撞”解释，姑且不论其解释是否符合制定者原意，是否与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相悖，是否混淆涉外船舶保险条款与国内船舶保险条款，其强调的也是“猛力的直接接触”且须是有既定范围而非毫无限制的“固定物体和浮动物体”。本案不存在所谓“猛力接触”，有的仅是“吸入”或“绞入”;迄今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芦苇、竹杆、绳索”为该“固定或浮动物体”;也没有任何一部专著，任何一位学者提出过此种主张;也永远不可能有此种主张!

3.7结合旧条款第八条七款之“木船、水泥船的锚及锚链(缆)或子船的单独损失”除外，可以肯定原审将吸入“芦苇、竹杆、绳索”视同船舶碰撞毫无根据，且严重违悖常识。因为即使是船舶碰撞损害了前款之锚及锚链(缆)或子船，也都属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更何况吸入芦苇、竹杆、绳索等物了。

3.8保险法第30条之“有利解释”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利解释，并非无中生有，无限扩张，顺我意者用，逆吾意者弃的任意解释。即便是旧条款，既然该保险条款已明定保险人仅对船舶碰撞造成的被保险船舶损害负赔偿之责，明定了有关设施的种类限于“码头、港口设备、航标、桥墩、固定建筑物”。既然有关的司法解释对何谓“船舶碰撞”、何谓“船舶触碰”、何谓“固定或漂浮物体”作了明确界定;本案有关条款并不存在任何模凌两可，含糊不清之处，自无该条适用之余地，既便要适用也必须是有理有据合法才行。

综上所述，原保险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由于在原保险合同期间发生了船舶所有权转移，航区变更，船籍港变更等重大事项变更，原保险合同事实上已被新保单取代;被上诉人事后业已书而确认了变更后的新合同;若被上诉人坚持无理否认新保单，则原保险合同依法已经失效，双方业已不存在任何保险合同关系;本案应适用1996年《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本案船舶因机器吸入芦苇等物所造成的损害不属该保险承保范围;即便退一万步言，假如可以适用1988年《国内船舶保险条款》本案机器损害事故仍然不在该保险承保之列。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敬请上级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此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