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专题教育心得体会 民族团结教育月总结(大全6篇)

【关于民族团结教育宣讲稿】

前言

历史之车轮滚滚向前，回顾往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自然灾害频发、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形势，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容应对挑战，奋力攻坚克难，圆满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居民收入和经济效益持续提高。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维稳，顾名思义是维护稳定的意思。而“维稳”这个词汇在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新疆来说，是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地处边远，民族、宗教成分复杂，加上历史缘故，新疆也成为了一小撮分裂分子的目标，于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战斗在不无时不刻的进行着。

国家公敌

所谓“三股势力”

20xx年6月15日，上合组织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了明确定义。所谓三股势力是指暴力恐怖势力(如拉登就是恐怖主义组织头目)、民族分裂势力(如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组织)、宗教极端势力(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组织)。

所谓“三股势力”，准确一点说，就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

暴力恐怖势力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团体或组织。

民族分裂势力是指从事对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种分裂或分离活动的团体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是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政治力量。

宗教极端势力是一股在宗教名义掩盖下，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

新疆“三股势力”三位一体,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煽动民族仇视,制造宗教狂热,鼓吹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大搞暴力恐怖活动,残杀无辜,挑起暴乱*。他们的目标就是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来,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

所谓“东突”

“东突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某些老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

突厥最初是一古代游牧民族的专称。公元5世纪，它活跃在阿尔泰山一带。公元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它活跃于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自西魏至隋唐诸王朝发生了多渠道、多层面的交往。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辖境辽阔。在隋朝和唐朝初期，突厥曾是称霸于中国北部的一大势力。尔后，分裂为东、西两部的突厥，为争夺汗权而争斗不休。8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而11世纪以后在国外有的史籍中使用的“突厥”，已经不限定于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一切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的共称。到了19世纪末，有人主张把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的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国家。但在历，一些人声称的由所有突厥人组成的统一国家不曾存在过。

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起，新疆就是中国疆土的一部分。此后，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没有间断。但在20世纪初以后，一小撮狂热的新疆分裂分子与宗教极端分子，根据老殖民主义者制造的歪理邪说，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理论。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

“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新疆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形势整体是好的。但是“东突”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违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伺机从事分裂破坏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一些“东突”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警方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他们编印的小册子《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毫不掩饰地宣称要不惜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学校等场所制造恐怖气氛。“东突”恐怖势力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血腥的恐怖事件，留下了一篇篇血淋淋的记录。

细数突“罪行”：

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

1996年7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正义党”策划沙雅县监狱*，导致15人死亡

1997年2月5日至8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制造了伊宁*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多辆车遭毁坏，多间民房被烧毁。

1999年8月23日，十余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家中，将胡和其儿子杀害，然后纵火，致使胡妻被烧成重伤。

1999年10月24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枪杀2人，枪伤2人。

20xx年2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杀害了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

20xx年7月18日，新疆和田派出所遭暴徒袭击，暴徒劫持人质并纵火

20xx年8月，“维吾尔圣战组织”使用自动武器袭击新疆库车县公安局，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另有7名公安人员受伤。

20xx年4月23日，新疆喀什巴楚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2人受伤。

20xx年3月17日，乌鲁木齐市发生持械袭警事件，维吾尔族民警吾斯曼江受伤，后经抢救无效牺牲。

困境与出路

环球网专访《在京维吾尔同胞：我是中国人》：

编者的话：“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近来，在新疆、云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16日，《环球时报》邀请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

(生活方面)热汉古丽(女，44岁，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副编审，来自乌鲁木齐)：我是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上的是汉语学校。大院里95%都是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后，我也没觉得跟汉族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但我能感觉到，在新疆的朋友，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隔阂。我这几年回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西。说实话，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越来越难做到了。现在，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来越少。有时候，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在乌鲁木齐，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也有维吾尔族学生，但是他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来负责。公共机构也这样，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

多鲁洪(男，41岁，民族出版社音像部副主任，来自库尔勒)：我是23年前上大学来北京的。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我们当时所能上的学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去不了北大、清华。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有许多辛酸苦辣：一方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住房、交通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饮食等习俗不同。我家不久前卖了新源里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辖区的派出所和街道机构等对民族和宗教政策认识比较少，我们很多方面不被理解，尤其是“7·5”事件之后。后来我搬到和平里，这里住着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机构对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这里感觉更能被包容。此外，在北京的很多维吾尔族人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孩子入托问题，因为北京大部分幼儿园没有清真餐。现在孩子入托本来就难，维吾尔族孩子就更难了。

最伤心不被包容

库尔班江(男，32岁，自由摄影师，来自和田)：1998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汉语是自学的。我摆过摊，卖过烤肉。20xx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没有学籍，但大学认可了我。第二学期寒假，我带着6名同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骑毛驴要12个小时。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喀拉古塔格日记》，在全国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之后我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各个高校办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维吾尔民族。

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几天前，我出门打车，一连拦了7辆车都不拉我。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司机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又问我一遍，我说新疆来的，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我说，“怎么，您不拉新疆人?”他还是启动车上路了。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那人觉得他绕路了，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我告诉他，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路，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一路上跟司机师傅聊天，下车时特意问他：“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吗?”他说“不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

阿孜古丽(女，40岁，餐饮公司管理人员，来自乌鲁木齐)：我在北京一个餐厅做管理工作。我以前在乌鲁木齐也开过一家餐厅，“7·5”时，我还让三名汉族人躲进我的餐厅，当时我的餐厅被砸了。暴恐事件让我们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前两天我去天津，手机没电了，我找一个网吧上网充电。可管理员拿我的身份证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后，说不能给我开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新疆来的。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当时就哭了。当然，我们单位的领导特别关心我，我的汉族朋友也非常关心我，其实好人还是多。

古丽(女，37岁，个体商人，来自乌鲁木齐)：很多新疆来的朋友到北京只能住在新疆办事处。上次从新疆来了一个朋友，在快捷酒店办入住后10分钟，就有警察来查他证件，问他为什么来北京等。我说每个人都要这样问吗?警察直接说不是，主要查维吾尔族人。

麦尔丹：(39岁，个体商人)，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不方便之处是办护照问题。在新疆基本上办不了护照。我爱人的护照过期了，回新疆重新办，找了很多关系，整整用了两年多才办下来。

恐怖分子与民族无关

多鲁洪：对于暴恐事件，大家都是反感的，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实际上，对这种问题，作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们更着急，我们也更愿意帮助国家，共同把社会变得更和谐。我认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应该是最有效的一支力量，也是国家应该信任的。现在的反恐形势很严峻，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它跟工业时代的区别就像大象和蚂蚁的竞争。在工业时代，是大象之间的较量，谁有力量谁占上风;而蚂蚁时代，国家出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维稳，但这么大的国家，中间某个地方总有放松的时候。到底靠什么来解决根本问题呢?首先要赢得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有一些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它们一些不实报道使各民族之间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这是更大的灾难。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很好。现在经济发展了，反而出现了各种杂音，都是因为受负面因素的影响，大家缺乏互信了。热汉古丽：暴恐事件不是现在才有，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媒体不发达，现在媒体开放了，许多媒体却只强调它的现在，不探究它的背景、历史渊源。现在的报道是就事论事，但民族问题恰恰不能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社会上给维吾尔族贴标签的问题。每次暴恐事件发生后，维吾尔族人就说怎么又出事了，日子又不好过了，第一反应是反感这样的事，第二反应就是担心跟本民族联系到一块。但这些暴恐分子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刻意的标签，已经使得只要发生恐怖事件，我们就很内疚。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跟民族无关，我们凭什么内疚?不管什么民族，他杀人犯法，谴责惩罚他就行。

(宗教方面)买买提明(男，33岁，伊斯兰教经学院老师，来自喀什)：我是20xx年上大学时来北京的。20xx年到20xx年我被公派到埃及留学，当时埃及局势稳定，老百姓也非常热情好客。20xx年埃及局势动荡，我每天都关注埃及的报道。原来那么平安的国家，不仅经济衰退，无辜民众也受到伤害。所以对恐怖事件，我们都不愿看到，因为滥杀无辜民众无论从宗教还是道德角度来看都是被严厉禁止的。

我觉得许多宗教问题还应该从宗教本身来解决。国家的宗教政策很好，但有些政策在新疆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比如对待戴头巾、留胡子等问题。对于暴恐事件，我相信我们国家有能力彻底解决，不可能控制不了那一小撮人。但前提是能不能早点从源头把问题解决好。

阿布拉(男，32岁，《中国穆斯林》杂志社编辑，来自和田)：我也是20xx年公派去埃及留学，我对当地宗教宽容度特别有感慨，当地每一个有清真寺的地方，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在宽容的氛围下，民众也比较宽容。我觉得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利用好爱国人士和宗教人士。只有爱国的、符合党的政策的宗教人士起到作用，那些地区民众的思想才不会被极端宗教思潮占领。但有些地方有知识的宗教人士得不到信任，当不成阿訇。实际上，在南疆，这些人士非常有威望，当地政府应该很好地让这些宗教人士起作用。

多鲁洪：到现在为止，在任何一次恐怖事件中，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爱国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参与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这是明确的事实。所以怎么发挥维吾尔族干部、爱国宗教人士等的作用很关键。

很多政策都有调整空间

(政策方面)热汉古丽：一些少数民族政策也应调整。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初衷是好的。但经过多年发展，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孩子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在不享受任何加分的条件下跟汉族孩子一样参加考试。而在喀什、和田，经济、师资力量、民众的汉语水平不能跟乌鲁木齐比。我觉得给少数民族加分应该改成给贫困地区加分。另外，在考上大学后，少数民族学生必须读两年汉语预科，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学生纯属浪费时间，对喀什、和田等偏远地区的学生应该根据汉语水平考试来安排一年左右的预科，这才叫实事求是。

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成为犯罪分子。

(教育方面)艾合买提江(36岁，男，北京某石油国企员工，来自阿克苏)：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国企工作。我认为搞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的民族知识水平，搞好民族教育。而双语师资的缺乏，双语教学能力和水平低下是最主要的问题。20xx年，我回老家探亲。当地有一所希望小学，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当我走近教室窗边，看到整个上午孩子们都没有正常上课，在里面打打闹闹。有人对我说，虽然学校基本设施都有，但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老师，教学生汉语。在那里，老师可能出门放羊去了，孩子们只要不出教室，待够几个小时，就算上学了。这样的民族教育，怎么能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特别是南疆县级以下中小学的双语教学，更令人堪忧。

阿孜古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女儿1997年出生，当时我们家住新疆公安厅旁边，我们把她放在公安厅幼儿园。班里40个孩子，20个维吾尔族，20个汉族。有一天幼儿园开家长会。会上，老师问孩子们以后上什么学校，汉族学生全部举手说上汉语学校，维吾尔族学生说上维吾尔族学校，唯独我们家女儿说要上汉语学校。老师问为什么?她说，上汉语学校有馕吃，上维吾尔族学校没馕吃。孩子说的是真实的感受。

(宣传方面)热汉古丽：在宣传上，我希望能够多用一些本民族的声音进行宣传。我是维吾尔族，同样宣传一个东西，维吾尔族同胞更愿意听我说话。我建议多发挥维吾尔族人的作用，要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敢说话。另一方面，也应多出版一些关于维吾尔族和新疆的出版物。人们很少知道维吾尔族的历史、新疆的历史。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除了阿凡提，没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物出现。有谁知道阿凡提实际名字是什么?有谁知道曾为人类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作——《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出自于维吾尔人之手?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早已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困境：少数民族被“边缘化”

一、意识形态的冲突：

我们(内地)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区域性的宗教为主的意识形态，这两个之间缺少过过渡的东西。正如同看待一件事物，我们主流是“无神论”这件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过多理解上的内涵。但少数民族基本上是信教群众，对于事物的理解还要多上一层各自宗教上的释义。这样，对于一件事物，双方各有见解，而又缺少过渡性的认同，因此会引发一些理解上的矛盾。

二、阶层冲突：

社会结构粘合度不高，边疆与内地民生差距缝隙大，社会底层与上层之间容易出现一些矛盾。穷的地方太穷，富的地方太富，不平等的收入，较高的物价，都是产生矛盾的原因。

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四、我们在民族宣传方面：

民族宣传方面的正能量太少、人物和事迹太少，包括出版社、传媒等在内的媒介，有的一听到民族问题就不发，越不发就越不行。我曾去优酷上搜索关于维吾尔族的民族介绍，几乎没有关于对于这个民族的宣传资料的。而且在介绍边远地方时候，无非是一些过于简单的风景介绍，在如今21世纪，电子化高度发达阶段，单单是朴质的风土人情，是打动不了青年们的心的，因此人们会对其产生“落后”的误解。

五、全球化：

六、资源方面：

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益的不合理分配，导致了少数民族贫困化加剧。例如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使得新疆天然气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与利用，但是天然气在新疆的使用价格比内地的使用价格还要高，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就使得羊内心“不爽”。

七、国际干预问题：

境外“三股势力”，还有类似“世界维吾尔大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一些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对中国有不良企图的外国组织，也是分裂势力的幕后黑手。3月21日上午，东突头目热比娅去了联合国，美国纠集德国、日本、韩国、国、加拿大、土耳其、罗马尼亚、墨西哥、爱尔兰等13国谴责中国，支持*分子，俄罗斯等20国反对，乌克兰、越南等45国弃权，议案最后被否。着又一次证明了某些国家妄想分裂中国的野心.

出路

一、 对于民族分裂势力绝不手软，依法惩戒;

三、 稳定物价，推进社会福利保障;

四、 以温和方式进行维稳宣传;

五、 普及群众法律知识，讲法，宣法

六、 加大对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力度，普及教育;

七、 强调在法律范围内尊重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及习俗。

大学生——我们该做些什么

作为当代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得首要任务，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不光要学书本上“有形之知识”，更要多到处走走转转，读读社会这“无字之大书”。多与少数民族交流交流，若是实在羞涩，那么如今信息化发达，闲时有空多在网络上了解了解少数民族的习俗与宗教信仰，这样可以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不至于“一问三不知”。另外要多关注国家大事与国际大事，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事物的客观、全面的看法。在很多事件中，包括7.5事件中，有不少不知情的大学生受到不法分子的蛊惑，从而间接参与到破坏民族团结的事件来。所以，当我们有了独立的思考能力与客观看法，我们就不会被各种舆论所“操纵”，更不会造谣、传谣。

另外关于民族团结，我建议在毕业后大家不妨去当一当偏远地区的大学生村官，或者义务支教一段时间，亲身体会。这样就可以更加真实的了解少数民族群众，从而能更好地践行民族团结。

毛主席对青年们说过“世界史我们的，也是你们。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如今21世纪，身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风华正茂，未来也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客观地看待事物。做到“不造谣，不传谣”并且以亲身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的爱国思想。让我们的祖国在和谐中万年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