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立法座谈会主持词(实用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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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座谈会主持词篇一

立法课是法学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学习立法原理和技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制定法规的能力。在参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体会到了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和挑战。以下是我在立法课上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掌握立法原理与技巧

在立法课上，我学到了许多关于立法原理与技巧的知识。首先，立法工作需要立法者具备一定的法学基础和政策分析能力，以便能够准确把握社会需求和问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法律政策。其次，立法过程中要注重区分法理和政策两个层面，将立法目标与立法手段清晰地分开，使立法更加严谨与准确。此外，了解各种立法形式和法律语言的运用也是立法者必备的技能。掌握这些立法原理与技巧，能够帮助立法者更好地分析问题、制定法规。

第三段：了解立法环境与实践

在立法课上，我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还了解了立法的实际环境与实践。立法过程中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群众的需求、政治环境等。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因素，才能制定出适应实际需要的法律政策。实践中，我还学到了立法的程序与步骤，如制定法律议案、征求意见、草拟法律文本、审议通过等。了解这些实践环节，使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立法活动的复杂性和严肃性。

第四段：体会立法的重要性与挑战

立法课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立法的重要性与挑战。立法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制定法律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发展。合理的法律政策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保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然而，立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立法需要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因素，需要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同时，法律的制定需要考虑到未来的变化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前瞻性。因此，立法工作需要立法者具备较高的智慧和决策能力。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

通过参加立法课，我深入了解了立法的原理与技巧，也对立法的环境与实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立法课给予了我很多启迪与感悟，使我对立法工作充满了热爱和兴趣。今后，我将继续深入学习立法的相关知识，提高自己的立法能力。相信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实践，我能够在未来的立法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立法课是一门重要的法学课程，通过学习立法原理与技巧以及了解立法的环境与实践，我对立法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同时，我也明白了立法的重要性和挑战。立法课的学习给予了我很多的启发与感悟，使我对立法工作充满了热情与动力。我将继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立法能力，为未来的立法工作做好准备，做出应有的贡献。

立法座谈会主持词篇二

在参加立法课程的时候，我收获了很多关于立法的知识和经验，也深深感受到了立法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课程学习和实践活动，我逐渐理解了立法的目的和方法，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下面我将从立法的重要性、立法的原则、立法的难点、立法的局限性和我的感悟五个方面，谈谈我的立法课心得体会。

首先，立法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立法是国家法律制定的重要过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将广泛共识转化为社会共识，为社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立法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现代社会，法治精神已被广泛提倡，立法成为了各国政府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次，立法应遵循一定的原则。立法应该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立法要坚持科学立法，保证法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立法应注重立法目标的明确，确保立法的方向和内容符合实际需求；立法需要与时俱进，关注社会变革和人民意愿的发展，及时修订和完善法律；立法还需要注重公众参与，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促进立法决策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然而，立法也存在一些难点和挑战。首先，立法过程中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容小觑，需要立法者具备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其次，立法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和需求，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尽量避免立法过程中的偏见和利益斗争；再次，立法需要与现实情况相结合，关注社会实践和法律效果，避免“纸上谈兵”；最后，立法还需要保持稳步和科学的节奏，不能急于求成，要注重长远规划和可持续发展。

除了以上问题和挑战外，立法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立法往往难以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情况，无法完全预测和应对社会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其次，立法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出现问题；再者，立法过程中既要兼顾法治和效率，又要平衡法治和保护利益的矛盾，往往需要权衡多个因素和利益；最后，立法也容易受到政治和权力的干扰，导致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不够独立和公正。

通过立法课程的学习和实践，我深深感受到了立法的重要性。立法不仅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更是一种光荣和神圣的事业。我愿意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意识到立法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我将保持谦虚和学习的态度，积极参与各类立法活动，不断完善自己，为国家法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课程的学习和实践，我对立法的重要性、原则、难点、局限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立法是国家法律制定的重要过程，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同时也要面对一些难点和挑战。虽然立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应该保持学习和实践的态度，为立法事业的发展和完善贡献自己的力量。

立法座谈会主持词篇三

市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以立良法、促善治、求实效为目标，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治理“大城市病”提供法治保障;同时围绕人民群众最需解决的问题，持续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具体安排如下：

一、计划审议法规草案3项

第三十七次常委会会议(5月)

北京市旅游条例(表决)

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表决)

第三十八次常委会会议(7月)

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市人民政府提请审议)

第三十九次常委会会议(9月)

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第二次审议)

第四十次常委会会议(11月)

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第三次审议)

第四十一次常委会会议(12月)

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表决)

二、法规草案起草项目3项

1、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2、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3、北京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

三、立项论证项目3项

1、北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办法

2、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修订)

3、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四、其他工作2项

1、做好下届五年立法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工作

2、总结本届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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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座谈会主持词篇四

第一段：引言（200字）

立法课是一门重要的法学课程，通过学习和研究立法原理和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更能培养学生的立法思维和创造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立法课的学习对于未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通过参加立法课的学习，我体会到了立法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并且获得了很多有益的启发和体验。

第二段：立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200字）

在立法课上，我首先学习了立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立法，作为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之一，需要符合宪法的规定，遵循立法原则，确保法律的合理性、公正性和有效性。立法的方法包括了制定法律的步骤和程序，例如确定立法主体、制定议程、征求意见、审议草案等。通过学习和掌握立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我能够更好地理解立法过程，并且在未来从事法律工作时能够更加规范和有效地参与立法工作。

第三段：立法课的案例研究（300字）

立法课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具体的案例研究，通过对已有法律的分析和评估，我们可以了解立法的实际应用和影响。通过参与立法课的案例研究，我深入了解了一些重要的法律问题，例如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我能够更加理解立法的时机和动因，并且更好地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第四段：团队合作与立法模拟（300字）

立法课还给我们提供了团队合作和实践的机会，通过参与立法模拟，我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立法模拟中，我们分组拟定法案，并通过模拟议会的形式进行讨论和表决。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与团队成员合作，如何协商和传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团队合作，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更好地制定出合理的法律方案。这个过程对于提高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非常有帮助。

第五段：立法课的启示与收获（200字）

通过参加立法课的学习，我对立法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立法工作的复杂性使我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立法课的案例研究使我认识到法律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希望能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为社会的法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立法课的团队合作和立法模拟使我意识到团队合作对于成功实施立法工作的重要性，也培养了我团队合作和协调的能力。

总结（100字）

通过参加立法课的学习，我对立法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且收获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立法课不仅帮助我提高了法律素养和专业能力，更培养了我独立思考和创造力。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我将会运用立法课所学的知识，为社会的法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立法座谈会主持词篇五

[摘要]立法法作为一部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国家基本法律，其起草与制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寄予厚望。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立法法既未能解决现行立法体制及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其规定本身也不尽合理，甚至有违宪之嫌，其预期效益也难以实现，从而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立法法的制定本身也反映出近年来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设租与寻租，以及立法的随意性等重大问题。

[关键词]立法法评析合宪性立法效益

一、引言：众多的期待

立法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其论证和起草工作的，历经数年的不懈努力，立法法带着理论界与实践部门人士的众多期待，终于于3月15日正式出台。由于被赋予了太多的使命，肩负着太多的重托，所以它的出台理应引起学界热烈的评论与赞语，但与以往国家一些重要立法的出台所引起的热烈反响相较，立法法出台后，学界的反映未免有些冷清。毫无疑问，立法法的出台，使立法体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在欢呼雀跃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当理智地对立法法的内容乃至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件本身作些反思？笔者认为，这种反思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二、先天不足：合宪性问题的困扰

古有瑕不掩瑜之说，笔者却欲反其意而用之，用瑜不掩瑕来评价立法法，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立法法的出台虽使如立法权限的分工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立法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

立法法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其整体上与某些具体规定的合宪性问题。在立法法出台之前对草案的讨论中，学界对此即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立法法草案不存在合宪性问题，[4]但也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自行进行立法权限的划分本身就违背了基本的宪政原则，而且，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立法监督权”实质上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剥夺，同样是违宪的。[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非是毫无道理的。立法法对有关国家机关“立法”权限的划分，因涉及各国家机关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说属于“宪法”问题，应当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加以处理，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也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全国人大以日常立法，即通过制定立法法来对它自身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划分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其宪法依据是不充分的。

而且，就现代分权理论而言，立法权的执掌者为国家立法机关，这在我国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确认，根据宪法及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但是，这些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及规章的权力并非立法权，而属于行政权的范畴，[6]立法法将行政法规也作为其调整对象混淆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宪法授予这些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是为了使之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因此这种权力实质上属于执行权的范畴。立法法在未能正确把握特定的行政机关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权性质的情况下，将之纳入到立法法的调整范围之内，这无异于承认这些行为属于立法行为，无异于承认行政机关、地方机关可以与国家立法机关分享立法权，这显然是与国家立法权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宪法规定相悖离的。

三、预期效益的失落：立法法遗留的问题

只要我们仔细分析立法法的具体条文，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二个问题是立法法的必要性问题。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立法法的动因或预期目的是什么，其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其二，如何通过制定立法法实现预期目的，或者说它是否能够通过立法法创设的机制达到预期目的。当然，立法法既已出台，提出这一问题难免有秋后算帐之嫌，不是被人认为是“傻帽”，就极有可能要被视为“马后炮”故意找茬了。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次，从立法法的具体内容看，出台的立法法虽分6章94条，洋洋洒洒万余言，但并没有达成其预期目的，也未能如学界所期望的那样，解决立法体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dd遑论所有问题。这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除早已为学界所重视的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的关系问题、立法监督等问题外，还有立法程序问题、法律解释体制及效力等问题。限于篇幅，笔者想简单地谈一谈后两个问题。

其一，是立法程序问题。尽管立法法以相当的篇幅就立法程序问题作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不过是宪法及相关组织法有关规定的简单重复而已，即使不谈其是否具备可操作性，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程序规定也难以使立法程序更趋民主化与法治化。例如，在立法过程中，代表或委员能否提出对草案的修正案？如果提出，如何处理？立法法中似乎并未规定。尽管从表面上看，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有“绝对民主”之忧，[16]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立法所体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有限的民主而已。朱国斌先生在“立法法的合宪性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曾问道：“150人组成的人大常委会能充分代表民意吗？”[17]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设问：近3000人的全国人大能充分代表民意吗？基层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尽管我们都无例外地承认，人大代表是人民（选民）的代表或代言人，既然要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那么公众就有权了解立法的整个过程，包括查阅人大的议事记录，但在实践中，这种记录几时又曾向公众全部公开过？公众事实上是无法查阅这些资料的。在民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形式时，法治化的欠缺无疑只会走向专制。立法法虽然试图解决各种“立法”活动中所存在的随意性、部门利益倾向等问题，但从具体规定看，除了确认已经存在的所谓立法权的“分割”外，并没有对行政立法、军事立法等在程序上规定有意义的、具操作性的规制措施。许多立法（甚至包括宪法修正案）字面上所标示出的“法治”并不能掩盖“人治”的实质，立法法的制定本身也无法有效地防止立法过程中的“人治”现象，甚至可能为事实上的人治铺平道路或者为之披上“法治”的外衣。

其二，是法律解释体制及效力问题。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是有目共睹的.，[18]因此，既然制定立法法，那么如何完善和规范法律解释，也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遗憾的是，立法法除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的范围与程序，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委会及省级人大常委会等相关机关有“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外，[19]别无其他规定。一方面，既然立法法将“行政立法”、“地方立法”乃至“军事立法”都在立法法中加以规定，那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仅对“法律”的解释问题作出规定，而回避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军事机关对法律、法规的解释问题；另一方面，既存的“行政解释”、“地方解释”、“检察解释”、“审判解释”乃至所谓的“军事解释”等是否仍然合法存在？如果说这些解释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而得到承认的话，[20]那这种授权决定本身是否合法、正当？退而言之，即使承认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各种所谓“解释”的效力及冲突如何解决？而且，既然它们拥有对法律的解释权，规定它们可以“法律解释要求”又有何意义？反之亦然。对此，立法法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

此外，立法法的某些规定还可能会造成适用上的困难。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立法法第3条关于立法指导思想的规定。立法法第3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毫无疑问，这些原则都是要的，是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立法时所必须遵循和贯彻的，但是否要在立法法中加以正式规定呢？综观现行宪法颁布以来的立法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律的正式条文中确认这一原则还是第一次。笔者愚见，立法法的这一规定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立法法作为我国享有立法权或“准立法权”[21]的国家机关在进行“立法”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律依据，所有有关机关，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立法机关）都必须在其法律创制活动中切实地一体遵行，而不得有任何违反。如此一来，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或修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是否应当遵行？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特别行政区可以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其现有的政治、法律、经济及社会制度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维系，在这一基础上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否存在违反该条规定的问题？据笔者愚见，这一问题的答案绝非那么简单。应当说，宪法以“序言”而非正式条文的方式确认这些原则绝非是随意的，而是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特殊性而慎重权衡的结晶。

四、拔出萝卜带出泥：权力割据及其他

立法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就暂论至此。从立法法的出台，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发现一些其他问题呢？我想是有的。综观来的立法经验，除了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同志所指出的问题以外，笔者认为，立法法的制定过程本身还反映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只有权力的分配，而没有权力的制约，对当前所存在的权力割据现象非但没有加以适当的控制，反而进一步使权力的割据法律化。立法法关于军事立法权等的确认都不过是事实上所存在的权力割据的法律确认而已。由于权力本身的诱惑力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巨大利益，立法权力割据现象的存在及法律化必然进一步刺激有关机关试图加入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行列，以便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也是不少地方不遗余力地争取“计划单列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等并非虚名的“名号”的内在驱动力。

2、立法活动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介入时机的折衷规定所体现出的公安部门的强大势力，到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问题的规定，[25]都可以说是这种利益的体现。由于每一件立法的出现，都必然意味着某种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权力则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与此相对照，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市民社会中最重要的法律dd民法典却迟迟不能出台。当然，民法典所以迟迟不能制定，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仔细分析起来，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是不是也印证了立法过程中对自身利益、部门利益追求现象存在的事实？也许尽管民法典事关每一个公民，但却与任何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也不会产生权力的赋予与分配或再分配，因而其迫切性似乎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也因涉及相关机关的权力及权力背后的利益而使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进一步言之，某些所谓“立法”，如部委规章等，实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产物，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是“设租”与“寻租”的产物。通过这些立法，某些行业、某些集团的利益（甚至是巨额利润）虽然得到了维护，但却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为代价。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性立法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极为常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立法不过是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或者说是管制捕获的产物。[26]国家立法尚且如此，因其部门利益倾向或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而受到普遍责难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及地方性法规自不待言。

4、立法的随意性问题。立法的随意性不仅体现在普通法的制定上，甚至连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修改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现行宪法颁行以来的近20年中，我们已先后对它进行过3次修改，共有17条修正案。而这些修改基本上是在没有修宪的强烈社会诉求与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论证下进行的。[31]从宪法的修改情况看，对现行宪法进行的3次修改，都是以中共中央提出修宪的建议为起点的，从修宪建议的提出，到修正案的通过，其速度之快，真可谓是匪夷所思。与修宪前理论上的沉寂极不对应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修宪后的溢美之词却不绝于耳。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此表示过怀疑与忧虑，但这种怀疑与忧虑终因曲高和寡而显得异常的寂寥。

就立法法而言，尽管在起草过程中即有学者对其必要性提出过质疑，但却未能引起重视。与其说它是理论界经过深思熟虑论证的结果，不如说更多地是对实际部门权力划分要求的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方方面面的实际部门的要求下开始着手起草这部法律的，实际部门的要求是出于感觉，他们感到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立法权限划分不清，因而强烈呼吁要制定一部立法法来解决这一问题。”[32]这种状况除反映出立法的随意性以外，同时也印证了前面提及的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追求倾向。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哪一方面看，立法法都不是一次成功的立法。在极为有限地解决了立法活动中存在的部分问题的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矛盾与法律冲突。人们对它的期望值很高，但它带给人们的却只有失望dd学者的失望、对法治的失望。但是，立法法本身及某些规定所存在的诸如合宪性等问题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立法法的制定过程本身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提高立法活动的科学性与法治化水平，避免立法行为的随意性；提高社会民众对立法活动的参与程度，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克服立法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对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无尽的追求，尽可能防止由于立法行为而加剧现实政治生活中业已存在的权力割据现象，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立法的效能，避免宝贵而有限的立法资源的无谓浪费。当立法行为不再为梦醒时分的一时感觉所困扰时，那也就是立法乃至整个社会真正民主化、法治化实现之日，也只有在法律得到有效的、全社会的一体遵行时，法律的权威才能得以维系，法治才能成为现实。

（本文原刊于《东吴法学》专号，发表时有删节）

注释

[1]参见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载《法学》第4期；曲耀光：《论我国的立法冲突》，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李步云：《法的内容与形式》，载《法律科学》第3期；张廉：《论法制统一的实现途径与措施》，载《法律科学》19第1期。

[2]参见应松年：《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19第5期；彭贵才：《关于行政诉讼困境的法律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年第3期。

[3]朱阳明：《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立法法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4]参见周汉华、任进等在“立法法的合宪性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众说纷纭（之一）》，载《北大法律周刊》20第2卷第2期专题版。网址：/flzk/。

[5]莫纪宏在“立法法的合宪性研究”座谈会上的主题发言：《立法法本身不具有合宪性》，载《北大法律周刊》年第2卷第2期专题版。网址：/flzk/。

[6]参见陈斯喜：《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1条第（一）项的规定，有权制定规章的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则因全国人大分别通过的特别授权决定而获得地方规章的制定权。

[9]章剑生：《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相对人在申请复议时，可一并向复议机关提出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的规定”等的审查申请，但这些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

[11]顺便说一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日常立法随意地将宪法规定的内涵与外延予以扩张并非自立法法开始，而是早已有之。例如：宪法规定人大代表可以对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员会提出质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3条），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相关立法中分别将之扩大到议事规则将质询的对象扩大为“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42条）、“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25条）、“本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3条）。

[12]据介绍，军事机关“事实上”已制定了近千件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起草立法法时即据此肯定其“法”的性质。参见李步云：《关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专家建议稿）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年第1期。

[13]同上。

[14]王磊：《对行政立法权的宪法学思考》，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

[15]董[舆：《比较立法与公布》，载《社会科学探索》1997年第5期。

[16]见前注[5]莫纪宏文。

[17]朱国斌在“立法法的合宪性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众说纷纭之二》，载《北大法律周刊》2000年第2卷第2期专题版。网址：/flzk/。

[18]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较多，较为全面且具代表性的可参阅张志铭文：《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及程宗璋：《关于加强和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工作的若干思考》，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43条。

[20]参见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21]“准立法权”是笔者对除国家立法机关以外其他国家机关享有的制定法规或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权力的一种指称，可能不一定非常恰当，姑且用之。

[22]俞德鹏：《立政关系法：宪法概念的新定义》，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

[23]应当指出的是，笔者无意否定“三权分立”的重要理论意义。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三权分立理论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虽然它未必是最好的权力分配模式，但却是有史以来经过实践证明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参见刘德福：《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

[24]“权力割据”得益于张志铭先生《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一文。在该文中，张志铭先生用“法律割据”来论述法律的行政解释问题，笔者十分欣赏这一提法。见前注[18]张志铭文。

[25]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及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所谓“重大、复杂”的案件分别由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在我国，相当一部分的人大代表来源于各行政部门）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地位乃至“面子”的意图或倾向。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第（三）项、第15条、第1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26]“管制捕获”是美国行政法学界关于政府管制的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确立政府管制的立法机关或政府管制机构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捕获’政府管制即促使政府进行管制的，或是被管制对象本身（由于它深受市场失败的影响），或是其它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人，比如铁路管制中受到铁路营运者盘剥的农场主或者受到挤兑的其它运输业主。换而言之，政府管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益的目的，毋宁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也许，在某些时候，政府管制会给一般公众带来一些有益的因素，但这并非政府管制实际的初衷，它充其量不过是管制的意外结果而已。”参见董炯：《政府管制研究――美国行政法学发展新趋势评介》，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27]考虑到以下情况，即：在我国全国人大一般每年仅召开一次会议，会期约为15日，而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财政预决算案、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日常议程，已经使会议疲于奔命；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每2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但会期也较短，再加上我国仍处于政治、经济的转型期，立法任务在相当时期内仍然非常繁重，因而立法资源的紧缺也就显得异常突出。

[28]参见游伟、孙万怀：《明确性原则与“罪刑法定”的立法化设计――兼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载《法学》1998年第4期。

[29]这方面的文章如山西省人大法制委课题组：《关于地方立法程序的几个问题》，载《晋阳学刊》1998年第6期；孟庆瑜、陈佳：《论我国自然资源法制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30]对于国家机关来说，职权既意味着权力，也意味着职责，它既不能让渡，也不能放弃。各国在法律上对滥用职权的界定虽存在差异，但一般都将“前后不一”、“反复无常”、“差别对待”视为滥用职权的主要形式之一。

[31]而某些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尽管经过长时期理论上的准备和论证，甚至采取专家起草的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出台的文本却面目全非，此种情形尤以刑法典及合同法典为最。

[32]王磊：《多重矛盾之下的立法法（草案）》，载《北大法律周刊》2000年第2卷第2期专题版，网址：/fl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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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座谈会主持词篇六

市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以立良法、促善治、求实效为目标，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治理“大城市病”提供法治保障;同时围绕人民群众最需解决的问题，持续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具体安排如下：

一、计划审议法规草案3项

第三十七次常委会会议(5月)

北京市旅游条例(表决)

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表决)

第三十八次常委会会议(7月)

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市人民政府提请审议)

第三十九次常委会会议(9月)

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第二次审议)

第四十次常委会会议(11月)

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第三次审议)

第四十一次常委会会议(12月)

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表决)

二、法规草案起草项目3项

1、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2、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3、北京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

三、立项论证项目3项

1、北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办法

2、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修订)

3、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四、其他工作2项

1、做好下届五年立法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工作

2、总结本届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

立法座谈会主持词篇七

目前,室内环境污染严重,危及人身健康.政府与个人均应关注居室小环境!据北京晚报2月16日、17日、20日的连续报道,居室内小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令人触目惊心!北京市儿童医院的医生经过近半年的统计发现,该院的白血病患儿中,近90%的小患者家中近期内都进行过豪华装修.中国室内环境检测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室内因家具、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所释放出的甲醛等数百种有害气体的含量,是室外大气中相应含量的10-100倍!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毒副作用危害极大,致使许多人患上癌、白血病等绝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