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668127
时间：2023-06-30 21:32:19
上传者：曹czj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在我多年的潜意识里，费孝通都是以一位政治家的印象出现，但在读过《乡土中国》之后，才了解到政治只是费先生的副业，他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有了长时间的田间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再经过逻辑脉络清晰的解读，就有了对中国乡土社会，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本质基础，最贴切与深刻的描述。
第一，生存是任何群体的最重要目标。所谓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要义与风俗习惯都不过是生活在某个时代某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而建立的规则。
中国人口密度大，在农耕社会土地又几乎是唯一的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礼教”为纽带的乡土社会是最好的能够平衡个体发展与群体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一切足以破坏秩序的要素都不被鼓励。这也就造成了缺乏了自然科学创新，人员流动和信息流通的土壤。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血缘关系，也限制了讲究“权利”的现代化商业社会的发展。
第二，乡土社会缺乏流动性，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特性决定这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社会”，人们更重视“是非”，而不是“权益”。“权益”可以暂时妥协，甚至人们有意的进行牺牲交换，从而赢得周围人更多的信任和情谊，所谓“礼”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
在这样的环境下，遵循传统就是生活的保障，传统在封闭社会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人们从内心形成敬畏感，使人服膺于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的那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态并非愚昧落后，而是很好的适应了上千年乡土社会的特色。“权益”和“契约”是与陌生人打交道才需要的工具。
中国人不应对自己的传统妄自菲薄。也不要对看不惯，看不懂的事物妄下定论，或是心生歧视。存在即合理，追踪溯源便能够明白现状，哪怕是不合理的现状所产生的根基在哪里，背后的原因有那些。
第三，文化和文字的本质是经验的传承。当社会变得越来越进步，我们面对的环境越复杂，需要更多的协作，所以文字就有存的价值，文化也就逐渐兴盛。文字可以将经验跨越地域和时间的障碍传承下去。
但是在一个不需要经验传承，或者生产生活场景经年不变，只需要简单的经验传承的社会，所谓的“文化和文字”的价值就十分有限。人们普遍来说是实用主义，不会为了学习文化而学习文化。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上千年都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交流少，与外界的接触少，生产方式也几乎恒古不变。口口相传即已足够，古人读书几乎只有做官一个目的，所以读书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是意义有限的。
第四，中国人对“家”的定义可以无限大，并且家和家族承担了很多社会化职能。家可以是夫妻二人（生育的组合），也可以是家天下（事业的组合）。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是一个绵续性事业社群，以同性为主轴、异性为辅轴的单系组合更适合于完成社会事业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所有的学科都是相通的，背后都是逻辑架构与推理说明。化无形为有形，复杂逻辑“简单化”，以外行和普罗大众都听得懂的语言和文字讲述出来是一种能力，需要修炼。《乡土中国》也是一本好的逻辑学参考书。
读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深有感触。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在乡土或者类似于乡土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我就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中人;另一方面，这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时间跨度了，而这60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乡土现在怎么样了?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理论是不是还适应现在的中国?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兴趣。
在我看来，本书开头应该是注重写中国的乡土，后面多转化为写乡土的中国。中国的乡土自有其特点，而中国也的确带有浓浓的乡土味。直到现在，这种味道也还处处可闻。
中国现在的乡土状况如何呢?我没有做过有用的调查，不敢妄语。官方的说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这未免有失精细，我姑且以我的家乡为例吧，这情况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平时在村里，最有感触的便是孩子少了，减了不少热闹。村中的老人过世的也多了。让人不好意思的是许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来，不少新媳妇也不认识了，真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每天早晨都有幼儿园的车来，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经常不回家，更别说大学生了，这就让长老权利的施行大打折扣。有一次，我们村长让我抄一份关于家庭收入的文件，其中确有十之二三的家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成为农民工。以上所述也应该是大多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了，这当然与费先生所在的那个年代的乡村不同了，然而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土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于每一个乡土中人来说，土地是亲切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所以乡土本色毕竟是维持住了。
说道文字下乡，其实是知识下乡，费先生说只有等到乡土性的基层变化了，文字才能下乡。而今的社会变迁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农村孩子都出来找知识了，同时，知识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乡下传播开来，手段多样化、快捷化，容量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村民的接受能力。比如有线电视的普及，当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大人们只看本省的几个常看的节目。
当我们把视线从乡下转移到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乡土的中国，费先生提到两个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谈到西方人的团体意识和他们那象征着团体的神，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性。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和西方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却早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早先以放牧为主的欧洲人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而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彻底确立了团体格局，而中国一直已农经济为主，受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封建思想影响数千年，在物质上的自己自足决定了意识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头为自己的修养和前途而独自寒窗，闭门造车，悬梁刺股也须自己动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话道出了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克己的发展会导致差异，费先生的圈子理论可谓恰当，每个人周围都会形成一个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个“己”为中心，这让我想到“找熟人”这个词。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个个势力范围，有其众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难免重叠，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的复杂化，而这重叠区也是最繁忙的一处了。就拿我在开学时经历的申请贷款事件为例吧，许多事情是要排队来办的，但排不了多久就眼看着没有必要了，几个装模作样的人和那些有模有样的工作人员寒暄几句，工作的严肃立刻就荡然无存了，他们要办事也就成了。这真是谁的关系网大，谁才可以捕上鱼。其它人没有这种所谓的关系，又没有队可排，几次来都无功而返，怨怒不已。但也只能站在教育局门口没有目的地等，这也确实好笑，算得上是一种奇观了。也有一种现象是一个人突然失势，他的圈子遽然缩小，和别的圈子的联系断裂或者被圈进了其他更大的圈子，至于一段时间后没人理他，这也显得很正常了，这也许便是中国为什么经常有人抱怨世态炎凉的原因了吧。
随后费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别这两章里提到了两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根据我的理解，前者的文化特质是确定，而后者是运动，从于主流文化的应该是后者，但我却赞成前者的一些观点，像“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整的秩序。”虽然概念上的无知给了我很大的麻烦，但我始终是坚持一种观点的，即我认为未来首先是确定的，其次是可预测的。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物质及其运动真实存在，并创造了一切，时间和空间只是为了方便描述而定义出来的，是无所谓有无的。物质的运动是可知的，尽管这有很大的困难，但当这一合理真实存在时，未来就已经确定了。打个简单的比方，当你扔出一个苹果时，在那出手的一瞬，有初速度和抛射角，所以还没等苹果落地，你已经可以计算出它落在哪里了。同理，如果知道所有物质的运动状态，未来就可预知了。回过头来才知道扯很远了，然而也的确很有趣。我是同意费先生的许多观点的，中国家庭的一贯的单子的差序格局传统隔断了夫妇之间横向的联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劳动量和所劳动的重要性规定了劳动者的地位，男性日益占主导地位，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也就男女有别了。
和谐社会今年来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这首先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和谐，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类似于费先生的人治与法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乡土的中国的许多很好的传统也同样不可忽视，费先生说有时人治可以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对于法治来讲是很理想的，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两者的和谐的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我也对费先生的“无讼”观点深有体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打官司”这一名词在乡下很受争议。我这儿刚好有三次亲身的经历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现象。大约在五六年以前，我家发生一次意外事故，和村里的另一家有关，但当时双方都没有考虑诉诸法律，最终在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的协调下私了，而我们两家至今也还都和气。另一件发生在大约二三年前，和我的一个亲戚有关，他们两家由于在采石场上的利益而发生争执，后果很严重，反复协调不得私了。最后争到法庭，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看了。我们方是有理的，在道德上有利于我们，但这种有利在法律上却不能保持，于是双方争吵很激烈，这方“说理”，另一方“道法”，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几次暂停审理。最后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村上，是今年暑假时的，双方发生了一点小事，但第二天就有一方收到了警察的罚款，互为邻居的两家从此形同陌路。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总是有这么一个趋势的，无讼的状况正在悄然改变，这正如费先生预料的那样：只有在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上进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这种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实，这个过渡也就理所应当了。
四个权力的观点给我了很大启示，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只有默许的长老权利，推行的是一种无为政治，而我学过的知识说这种政治是一种残酷剥削的政治，我认为这其实是同样的意思，长老权利的极端发展造就了封建社会，从家长制到君主制，从父子到君臣。社会上开始形成两大对立阶级，与其说是地主剥削农民，还不如说是农民适应了这种被剥削。长老权利的恶行膨胀得到遏制，封建社会也就成为过去了。
读到血缘与地缘这几张章，我更加明白了三峡工程的所有问题中为什么移民最难，乡土人安土重迁啊，谁愿意在异地长久地做客人，几世几代被人说成是外乡人。另外以一个感触是一句“钱上往来不要牵涉亲戚”，仔细想来，我们村陆续开的几个小卖部还真大多是所谓的“外乡人”办的。但讲到学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实行aa制，因为面子总是得用经济条件去撑，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我是听到很多人的抱怨的，所以理智开始纠正感情上的“错误”，这也是社会的一个大转变，这一理性方向上的转变同时也体现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上，变化是巨大的，以至于费先生的预测几乎是事实了。名实的分离到处都是，要营养不要味觉，需要规范了欲望，但不否认的是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依然将长期保持她的人情味。这一套乡土理论也就显得极其重要，将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极富指导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在重刊序言和后记中有一句同样的话：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这句话的确很到位，理论创新永远不会有完稿，甚至不会有定稿，人的一生应当有不断探索的精神。费老这种孜孜不倦的理论创新精神和求质求真、舍生忘死的实践探索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他那谦虚、认真、务实、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的学术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费老的话结尾：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的巨擘作品，描写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风貌。农村作为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之一，在当时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区域。即使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和城镇化进程，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的36.11%（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数据）。
分享一：书名中的“土”字用得极好。
“土”首先指的是泥土，因为中国人是离不开土的。农村人以土为生，根据不同地域，土里农作物一年一熟/两熟/三熟，他们取资于土，即使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城市人，也会想方设法在自家房屋里种点葱蒜之类的东西。
若是家中有远行人，老一辈人肯定会拿一点故乡的土希望你能冲着喝来防止水土不服，这个就是所谓的“故土难离”。费老当年留学的时候，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做的；我来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我奶奶也是这样做的。年少不懂这种感情，还说是一种迷信，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深入骨子的习惯，是我们用携带土壤来缓解乡愁的一种方法。
说到与“土”的感情，离不开每个人的人生大事：莫不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入土为安。就拿我爷爷为例，他一辈子与土为生，在世时就开始物色自己走后的“居住地”。等他去世的时候，我爸和大伯谨尊遗愿安葬了爷爷。对爷爷一辈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情怀，此生足矣。
分享二：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聚村而居，形成一个“熟人社会”。
有别于西方机械团别的社会结构，在一个熟悉的社会里，中国社会是一种有机团结的社会结构。什么叫有机的团结？像中国的土壤上慢慢地长出来这么一家人，变成两家人，又一家人迁徙过来，然后逐渐地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这叫作有机的团结。有机的团结就是它自然而然长出来的.，每个人从出生便被嵌入到了熟人社会的网络中，遵循着乡土社会的生存法则。
这种状况之下形成的社会特别容易变成“礼俗社会”。在早先的传统社会，也就是大家按照之前的规矩办，大家有什么东西请教老人，老人家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比如每年的农作物种植，什么节气该做些什么，这些都是老人家留下来的经验。但目前随着社会变迁，在对待一些问题上，年轻一代不再仅仅依赖于经验，也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实践，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
于我而言，高中以前生活在“熟人社会”；高中之后渐渐远离，再到今年的短暂回归，我生活的那片土地带给我不一样的温暖和体验：在驾校学习时，与大家初次见面时不会有城市社会的陌生感和界限感，聊天中知道对方是哪个村的人，家长叫什么名字等信息，然后回家向父母叙述一遍，基本上就能知道是谁家的谁谁谁在学车了；而且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学车的人“为求”教练能多教教自己，总是能和教练“扯上亲戚”（即使是五服之外的亲戚），然后就着这种称谓，大家也喊得很甜。总之，熟人社会有好有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若有亲戚照料，日子总不会过得太难；但若是在这里不被待见，那可能会遭受到整片区域的人或多或少的排斥。
对于农村的新一代年轻人，不管生活在哪里，如何生活，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世的方式还是要像熟人社会中学习的。
分享三：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老最核心的一个学术贡献，这是与西方的“团体格局”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以从这两段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中西方的显著不同：中国人讲究亲疏的关系，你西方人讲究资格和权利。也就是说：中国人讲的是攀关系，讲交情。因为中国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差序格局当中，人和人之间都有着联系。这个巨大的私人网络，这才是中国的社会的本色。但西方不同，它不在乎你是谁家的三姑，你跟谁的关系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只要是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有资格，有权利。
这种中西方的差别，也体现在我国小城市和大城市间的差别上。我一个朋友交大医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所在城市最好的医院实习，但没待多久就发现了小地方的关系浓厚，自己“身家清白”可能奋斗多年都无法竞争，后又投历应聘上了杭州某三甲医院。
不得不说，小地方关系多好办事，但对于有过大城市或国外生活体验的人来说，这点一时半会可能适应不了。深深体悟“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也就懂了朋友的选择。
中国地大物博，费老的这边书随着时代发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只要你有阅读习惯，还是强烈推荐这本书的。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确，作为一个从古至今都依赖着农业发展到今天的国家，农民的比重很高，农民也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以前对中国的农村和乡土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想，但读完乡土中国后，却感觉中国的乡土社会都是与书里讲的大同小异的。
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正是世世代代的农耕生活养活着在这片乡土上生活着的农民，所以中国对土地的依赖，造就了这样的乡土社会，现在的“土”是贬义词，似乎带有点蔑视的味道，但我却觉得不然，土字就是代表着泥土，“土”就是乡下人的命脉。从前的农村生活，家家户户春播秋收，挖土豆、插秧、割麦、剥包谷都是我所经历过的。土地是神奇的，你对他有一份付出，就会得到一分收获。乡下生活好像也不用怎么花钱，记得以前家家户户都有井，春天在鸟语花香中播种，到了秋天便收获，家家有几颗枣树、核桃树、桃树。柴火上山坎几颗青?木，玉米棒棒也可以拿来烧，逢年过节买点糖果，添件新衣便是了。可见，“土”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是有一定道理的。
费孝通先生分析：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原因大概有：一是每家的耕地较少，所以聚在一起住宅和耕地距离不会太远。二是水利灌溉需要，聚在一起，合作方便。三是为了安全，聚在一起为了保卫。四是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平分了家里的土地，一代一代的在一个地方增长人口。正是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导致了人被固定在那里。在时代洪潮的席卷下，从乡土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乡土时代的生活方式处处体现出了弊端，陌生人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对的，于是“土气”便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以往那样每逢农忙时节，约定俗成的家与家联合在一起收获，今天在张三家割麦，明天在李四家打瓜，没有报酬，就是在一起吃口饭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了。现如今的乡土文化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渐也在更新，摈弃了传统的一些不适用的、不好的，遗留下一些人情的温度。
学者将中西方文化作比较，西方社会，在美国，农场主都是一个人掌管着方圆几百上千亩的土地，一家人孤独的生活，是因为处于初期，本就地广人稀，所以西方强调的是独立意识，负责意识，西方社会争得是权力，而我们的社会讲的却是交情，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就是群己、人我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看中团体，公私分明。但中国则不然。
乡土社会在时间中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成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不必计划，所以时间自然会给我们选择出最适合的生活方案，我们每个人也正如作者所说，教师不应当只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所以，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真实定位，为社会的推进与变化积极助推便是。作为一名检察工作者，我们更有温度的执法，站在乡土社会的实际中，处理每一个案件，以化解矛盾为出发点，那么社会矛盾将更少，社会将更加和谐，群众的获得感将更加强烈！
在这也希望，我们的乡村依旧美丽，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以《乡土本色》开篇。乍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句话，费孝通仿佛就给中国给定了含义，此处不谈。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的流动性是较差的，我比较喜欢书中的一种表述：将乡土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颗老树，人们共同依存着这株老树生存，一起享受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起为它的根茎供给营养。当承载这颗老树生存的土壤无法结出完全供给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实时，人们就会作为“蒲公英的种子”向远方漂流，重新播种成为新的大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实，乡土中国并非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因为哪怕是哪些飘散出去的种子，也有共同的文化来作为“根”来彼此连接。
这一点与美国起于拓殖时代产生的乡下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是颇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孤立”与“隔阂”相对体现在聚居地上，而并非个体。这或许也是中国并没有产生像美国那样突出的“独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彼此的连接是不可隔断的，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束缚力相对较小。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土本色》
文中有一个词汇让我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熟悉”。这个词汇不禁让我联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驯服”一词，因为它同“乡土性”一样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线。
乡土社会的信誉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果说西方的履约是由于外在束缚的契约精神的一种捆绑，那么中国的履约更多的发生于一种植根于基因与血脉里面的本能。在乡土中国并不需要大范围的法律的限制，相对于法律，他们反倒觉得彼此之间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抉择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顺从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而跟从内心是个人性的，这就与费孝通在书中写道的“从俗即是从心”不谋而合了。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乡》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变化速度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变更，于是乡村出现文化脱节的现象，由此产生的“乡下人”这种类似的词汇附带上了贬义的意味。
但是这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贴合，比如它们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语言来传递信息，不通字词的现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种失误了。农村人的知识来自于生活，农民看到蚂蚁搬迁巢穴就知道要去开垦沟渠，而农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这背后蕴含的气候知识的。
如果说“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就不能作为愚与不愚的评判标准。知识的底蕴往往与时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中国五彩斑斓的文化灿烂如星海，这就与中国有不断绝的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而语言相对文字而言无疑有更加悠久的历史，那么乡土中国的农民代表选择以语言而并非文字来作为往来交际的载体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则是不是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舍近求远呢?这种说法看似是一种诡辩，但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都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说话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随手而记，随心所欲，随笔墨的流动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 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 然而, 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 在很多情况下, 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 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 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 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 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 从文化的视角看, 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 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 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 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该如何树立司法的权威?在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之中，这真的很困难!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而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由单独的社会团体承担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间的感情维系，乡土中国的“家庭”则以家法和纪律维系。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六)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费老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 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 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