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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一位大写的中国人，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钱学森又是一位闻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具有其独特的科学精神;钱学森更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具有难能可贵的共产主义精神。没有这“三位一体”伟大的“钱学森精神”，就不可能成就完美的钱学森。我们当然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样应该学习他的科学精神与共产主义精神。
钱学森是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身上闪烁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1911年，钱学森出生于忧患伤时的旧中国，早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1931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次年十九路军奋起发生淞沪抗战。时在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就读的他，目睹日军战机在上海天空的肆虐横行，就萌生了改变专业、从事航空事业捍卫祖国的想法。
1934年钱学森交大毕业，经考试后成为20名留美公费生的一员。1935年他抱着“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心愿去往美国，同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一年就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1939年再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钱学森是世界著名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门生，师生曾一起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创立了“卡门-钱学森”公式。1943年起他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194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49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其时，钱学森在美国已成为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且已与蒋英结婚，有了一个温馨的家。然而，他始终不忘“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心愿。在美期间，他连一美元保险金也不存。当朋友问他原因时，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万分激动，他与夫人蒋英商量着回国之事：“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其时，美国正值反共麦克锡主义狂潮猖獗。1950年8月底，就在他办理了回国手续、买好机票，准备离美之际，却被美国移民当局禁阻;随后又被投入监狱，遭受政治迫害。后虽经朋友们多方营救、保释出狱，但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处于软禁、监督居住，饱受折磨。1955年，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实质上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以释放朝鲜战争中俘获的15名美军飞行员作交换，才获得美国对钱学森的放行。这年9月，钱学森携带妻子和一双儿女，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归途，于10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这就是他对自己在美国经历的总结。
钱学森回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其后，他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不失时机地让中国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五强’核导俱乐部”，为中华民族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他自己值得骄傲的一份贡献!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这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是闻名世界的杰出科学家，在他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科学精神。
钱学森是国际航空航天领域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20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他在应用力学、物理力学、航天与喷气、工程控制论、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等领域，都有先驱性的卓越贡献。他的《工程控制论》，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研究、现代科技管理及经济管理所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冲淡价值。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离不开他特有的科学精神。这特别体现在：
好学求真，具有超乎寻常的求知精神。钱学森一生是渴求知识的一生，在学习上，他所追求的几乎是完美主义。打从上学起，他就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33年在交大求学时，在一次考试中，全卷6题，钱学森全答对了，老师原本要给他100分，可钱学森却发现自己在一处连续等式后将“ns”简写为“n”，主动要求扣分，老师最后就给了他96分。任课的金悫教授很受感动，就将这份试卷珍藏起来，如今仍陈列在交大“校史博物馆”内，成为难得珍贵的文物。在美国学习阶段，他更专致精进，心无旁骛。据同学和亲友们回忆，他总是与孤独相伴。每天早上6点起床，除了上课和做实验，绝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一直单身，从无绯闻，仅有的爱好只是听听古典音乐。回国从事国防尖端科技的研究和领导工作，工作再繁重，照样手不释卷。儿子钱永刚回忆说，“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
严谨治学，具有超乎寻常的求实精神。钱学森治学最讲严谨，追求精益求精。他从不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推导，不管这种推导在逻辑上有多严密，仍一定要通过数值计算和与实验结果的比对，反复验证。发现有误，立即修正，甚至不惜推倒重来，直到取得满意结果为止。在科研试验上，钱学森总是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实之又实，尽一切可能把失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他深入工地、试验场，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随身带着一本《工作手册》，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正是这种异无寻常苛刻的求实精神，才保证了他的成功。
无畏求索，具有超乎寻常的探索精神。钱学森认为，科学就是创新。他有一颗求索之心，从不保守、从不满足;他不甘于人后、不迷信权威、不落人窠臼;他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不懈探索。
钱学森早年作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后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实现了中国航天跨越式的发展，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方法与技术;晚年涉足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工作，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这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无疑都是他超乎寻常的探索精神的体现。
钱学森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他身上具有难能可贵的共产主义精神。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理论，是代表最大多数人们利益的，提倡的是一个“公”字观。只有彻底改变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真正站在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一边，与“私”字观作彻底决裂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这是一切崇尚英雄史观的人，内心保留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那些口头革命派、两面派，永远也达不到的一种境界。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学森就对“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满。1935年交大毕业、留美前夕，他曾对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戴中孚吐露：“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他还对另外一位同学、好友罗沛霖讲过：“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正是受这句话的影响，罗沛霖后来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并成为党的技术干部、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学森早年所怀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就是一种“公”字观的基因，这也正是他能从一位爱国者升华为共产主义者的内因;回国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受毛主席的六次接见的谈话，这一切又成为促使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外因。1958年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他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就此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晚年他所以能对人类现代科学体系和科学史的正确理解，就得益于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掌握。他认为这不仅是哲学的核心，而且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核心。
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摒弃知识分子常有的英雄史观，切实地转变立场，自觉自愿地把自己融入于普通劳动人民之中。他原本可以享受科学家的待遇，可改善居住条件，困难时期可接受特殊照顾，出版著作理所当然可以享受稿酬。
可是，这一切钱学森都拒绝了。他一生俭朴，不住部长房和将军楼;困难时期与人民群众共患难，拒吃特殊照顾的红烧肉;他把稿费、奖金，或作党费上交，或以教育、科研基金等名义捐出。他最为激动的事，不是享受荣誉，而是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诚如他在1991年“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表彰大会中所讲：
“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能为自己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能为自己能成为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齐名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而激动。这就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思想境界!
这是什么?这就叫知识分子“转变立场”!这就叫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这就叫《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与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
晚年的钱学森，作为一名坚定共产主义者，始终不忘初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忠贞不渝。面对一切背离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的社会现象，他立场鲜明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发出振聋发聩的吼声：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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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逝世十周年，10月27日，“钱学森与当代中国”第二届论坛暨“钱学森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举行。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丁奎岭表示，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创业奠基人和技术领导人，他毕生追逐科学报国梦想，为了中国的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堪称老一辈爱国科学家群体中以身报国的典型代表。当前，我们学习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就是要像钱学森那样，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坚定信念，许党报国。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表示，本次研讨会将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同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这是对钱学森贡献的肯定，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章百家表示，钱学森既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处于领军地位的科学家和领导者，也是一位极具特殊性的中共党史人物。现在正是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时刻，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完成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加强对钱学森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科学家这一群体的研究，同时还需加强对科学家、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精神的宣传。这对于鼓励青年学子励志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敏表示，钱学森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理论家。钱老的科学思想和学术思想具有很强的战略预见性和现实指导性。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形势下，研究钱学森科学思想、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及其当代价值，并用这些思想和体系来研究、解决所碰到的各种问题，显得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中央军委科技委大校、钱学森原秘书顾吉环，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党委书记胡士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现民，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周程等与会专家分别围绕“钱学森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钱学森与改革开放”和“钱学森学术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3个方面，就钱学森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学术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现实意义进行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和纪念钱学森逝世十周年之际，共同缅怀钱学森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为人民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长远发展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充分挖掘钱学森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新观点、新思想，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厚的思想营养。
此前的10月25日，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和钱学森图书馆联合开展的“弘扬钱学森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在钱学森图书馆举行。
在双方代表向钱学森铜像献花后，全体党员在胡士强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钱学森之子、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以《打造国之重器，铸造科技丰碑》为题，向现场观众介绍了钱学森和第一代航天人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创建中国航天的事迹。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深情展现了钱学森有担当、重科学、勤奋斗、敢创新的风采。
他是杰出科学家，美国人曾经形容他“一个人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
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坚信“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
他就是钱学森，也是钱永刚敬爱的父亲。
53年前，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能用于实战的核导弹，钱学森是当时试验总技术负责人。
53年后，在钱学森逝世十周年纪念日(10月31日)到来之际，《面对面》记者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对钱永刚进行了专访。
5年软禁“禁”不住回国的心。
1955年9月17日，美国洛杉矶码头人头攒动，很多人都是来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一家送行的。对于钱学森来说，这是他争取了整整5年的归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筹划回国。
当时，钱学森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在美国享受着优厚的科研条件。为了回国，钱学森先后辞去在美国的一切职务，脱离美国军方身份。但美国军方并不想放钱学森回国。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甚至威胁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非法拘留，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拘留所里。
钱学森夫人蒋英(生前采访)：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打开笨重的铁门，伸进头来看看他有没有逃跑。大铁门很重，声音很响很刺耳。
被拘禁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钱学森的导师等人凑齐了一万五千元美金，将钱学森保释出狱。回家后，蒋英发现，钱学森不仅在这15天掉了十五公斤，而且还失声了。经过休养，钱学森的失声得到康复，但他不能从事自己之前的研究，还必须每月向洛杉矶移民局汇报行踪。
1955年6月，钱学森被软禁的第五个年头，他甩掉美国方面的监视，将一封写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辗转寄回祖国。信中说自己“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1955年8月5日，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的信件，被告知可以离开美国。1955年9月17日是钱学森和蒋英结婚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一双儿女返回祖国。
一封神秘电报叮嘱“沿途切勿下岸”
从美国洛杉矶到中国香港，一万多公里，二十多天的航程。启程回国前，钱学森收到了一封父亲钱均夫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沿途切勿下岸。为了安全起见，钱学森照做了。
当回到上海，蒋英向钱均夫询问这封电报的时候，钱均夫却回答：我没发过。
这封电报究竟是谁发的?成了一个谜。
50年后，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其中就包括这封电报的底稿。原来，这是外交部担心钱学森的安全，害怕他归国路上发生意外，特意以父亲的名义叮嘱他留在船上，不要上岸。
钱永刚把这份电报底稿复印下来带回家。埋藏在钱学森一家心里的谜，终于解开。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回到祖国。仅仅一个月后，钱学森就深入东北地区的有关厂矿、大学和研究所考察调研。在访问哈军工时，院长陈赓大将从北京飞抵哈尔滨，与钱学森商谈研制导弹事宜。
钱学森(生前采访)：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中国人怎么不行?所以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956年2月，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1956年10月8日，是钱学森回到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由钱学森受命组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10年之后，1966年10月，两弹试验结合成功。从此，中国的核导弹终于具备了威慑与实战能力。
钱学森教育儿子：满分不是最佳的选择。
钱学森曾列出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十七人，排在首位的就是他的父亲钱均夫。钱均夫当年曾经和鲁迅、蒋百里等人一起东渡日本求学，寻求救国之路。回国后，在上海成立“劝学堂”，鼓励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民国时期，钱均夫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在父亲的影响下，钱学森一方面学理工，立志“航空报国”;另一方面，他又涉猎音乐、绘画等艺术。像父亲一样，钱学森也对儿子钱永刚的人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钱永刚：他认为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要尽可能多看书。我曾经被老师叫去训话，说像你这种条件就应该是全5分，你为什么4个4分?说明对自己的要求不高。
我回去后，父亲看我噘着嘴，问今天啥事不高兴了?我跟他说了情况，我说消灭4分不是做不到，但这得让我少看多少课外书!我父亲听了以后，啥也没说，嘿嘿一笑走了。
经过半学期努力，最后4分消灭了，都是5分。结果回来我爸来了一句，我看有两个4分也很好。他们这些大家到了一定程度有很强的包容性，并不是像我们一些老师要求学生都是100分，满分不是最佳的选择。
用“身教”告诉孩子什么是“尊重”
回国后，钱学森一心扑在工作上，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钱学森对孩子的教育，流露于他生活的点滴。
当时，为了照顾好钱学森的饮食起居，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导弹研究，组织上为钱学森配备了一名厨师。
钱永刚：这个炊事员做得一手好菜，(不过)没文化，一个字不识。那时我是初中生，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饱经风霜的厨师。
有一天炊事员问我，“永刚，你能不能说说为什么你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都穿着整整齐齐?”这个问题真给我问住了。结果他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他说“永刚，那是因为你爸爸看得起咱”。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所以以后我也学着像我父亲那样，不论对待谁，除了有礼貌，更主要是尊重。
钱永刚：从父亲身上最要学的是“爱读书低调做人”
1955年9月，跟随父母返回祖国时，7岁的钱永刚还是个孩子，对父母所说的回国其实毫无概念。长大后，钱永刚才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了解那段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能体会父亲当年的心境。
10月，有关方面在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建立钱学森图书馆，钱永刚全程参与了钱学森图书馆的建设，并担任馆长。
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与世长辞，钱永刚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除担任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还是钱学森图书馆首席志愿讲解员。与其他讲解员不同，钱永刚的讲解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带着学生们朗读64年前钱学森登船回国前对记者说的一段话：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让我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记者：您跟他父子一场，你觉得从他身上看到的作为孩子最要学的是什么?
钱永刚：两条，一是爱读书，这个爱是贯穿生命的始终。成了大名后，探索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他认为作为一个读书人，要用自己的本事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去服务。二是低调做人，对名对利永远保持低调。
一提到钱学森，估计大家就会想到的是，他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冲破重重困难，历时5年多，以及国家为此展开的长期、富有智慧的外交努力，并最终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故事。
钱学森的这种爱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实，他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的地方。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很多人记住的多是他在航天和导弹领域的贡献，而忽略了这里另外一个领域，也就是自动化控制，我们在本文的后边会提到，为什么这个领域也非常的重要。
钱学森被他的导师冯·卡门称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并说：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他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冯·卡门被称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钱伟长和郭永怀两位归国，同样也为国家做出卓绝贡献的科学家，同样也都是冯·卡门的弟子。
由冯·卡门和钱学森共同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的建立，让钱学森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出国与归国。
钱学森先生19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他的父亲钱均夫希望他学习工程专业，希望他学成之后，能够实业救国。
1929年，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
本科毕业之后，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的名额，开启了他的赴美留学之路。
1935年8月，钱学森赴美深造，他原本的专业是航空工程，在未来的深造方向上，父子之间发生了分歧。
钱学森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他父亲则认为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天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蒋百里知道了钱家父子的分歧，他对老友钱均夫说到，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钱均夫听了这番话终于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钱学森如释重负，从此对蒋百里感激不尽。而蒋百里则是钱均夫的好友，也是钱学森未来的岳父。
当钱学森即将登上远行的轮船时，钱均夫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说道：“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乃父告之。
1949年的圣诞节前夕，钱学森收到了上海老父亲的来信;父亲告诉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神勇之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入城后，不打扰市民，夜宿街头。上海的百姓没有不竖起大拇指夸赞的;父亲在信中还特别告诉他，如今，在上海，已不再有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事，上海的面貌大大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也在大大改变。父亲在信的末尾嘱咐他，接到这封信后，应及早回归故里，以便把他的特殊才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国家。
家人与家庭。
从上边的细节里，我们就能看出，钱均夫先生的字里行间和点点生活细节之中，其爱国情怀显露无疑。钱均夫先生是吴越国王太祖武肃王钱镠之32代孙，曾在原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幼年钱均夫就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就读于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钱均夫先生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先祖《家训》的影响吧!(指的是钱镠临终前曾向其子孙留下的十条遗嘱)。
很显然钱氏家训和钱均夫身上的精神极大的影响了钱学森。
1935年，钱学森准备留学美国之前，钱均夫提醒儿子，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他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一类典籍。他说：“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蒋百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是钱均夫在求是书院(浙大前身)的同窗好友，也是钱学森的岳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蒋百里的第三女。
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早年曾被过继给钱家。蒋百里有“五朵金花”，钱均夫膝下只有独子钱学森。钱均夫与妻子章兰娟希望有个女儿，见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活泼可爱，恳求蒋百里夫妇把蒋英过继给他们。蒋百里夫妇慨然答应，于是钱家办了酒席，过继蒋英，从此蒋英改名“钱学英”，并与奶妈一起住进了钱家。钱学森与蒋英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因为过于思念三女儿，蒋家还是把蒋英接了回去，蒋英后来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成为优秀的歌手、钢琴家。没想到，这个原本是钱家的过继女儿的“钱学英”，最后还是嫁到钱家，变成钱家的儿媳。
1955年，蒋英随钱学森回国，长期在中央剧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是中国最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和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音域宽广优美。
理想与信念。
关于钱学森突破重重阻碍，历时5年多才真正回到祖国的过程，我们在很多地方可能都看到过了，这里就不详细写了。
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聊一个问题，也就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
历史上，真正成大事的人，基本上都会有超乎常人的信念，而这坚定的信念之后，则是他们的理想。
11岁的王阳明，问他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的时候，他的老师坦然又理所当然的告诉他：惟读书登第耳。也就是读书中状元做大官。
但是，这个答案被王阳明给否定了，他说登第做状元，恐怕不能算作是第一等事。此时错愕的老师问王阳明认为什么才是第一等事。听到王阳明的志向是立志做圣人的时候，老师先是目瞪口呆，后来哈哈大笑，又摇头不止。
我们现代人对于理想、信念这些词多少有些陌生了，甚至是有些排斥，做大官、赚大钱、住豪宅、开豪车，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共识，成了一种普遍的追求。
而如果你和人谈理想，我想你很可能得到的是像王阳明的老师那样的错愕和嘲笑，而不是鼓励和赞许。
其实，不管是任何时代，理想和信念都是让我们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困境，坚持到底的终极力量。
理想与信念是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是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担当。
而人的理想和信念，最初的来源就是家庭教育，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学森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也就是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7月29日，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他在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当然，这里的创新的主题肯定就是人才。如果把艺术扩大到人文这个领域，可能更容易理解，也更为全面。
其实，钱老的一生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钱老年轻的时候就对音乐、画画、摄影灯艺术门类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物理学会、航空学会和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艺术与科学协会。
数十年后回忆往事时，钱学森曾感慨：“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交谈时产生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青年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科技与人文犹如鸟之两翼、人之双足、车之双轮，缺一不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需要精神动力，同时作为一个普通人，科学家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的综合体，继承了古往今来最杰出的精神产品，它对于丰富科技人才的精神世界有莫大的好处。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首先就要有具有高度人文修养、艺术修养的科技工作者。一个没有人文情怀、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科技工作者永远只能是一个科技工匠，不会是杰出的科学家。
人文的视野、艺术的视野对于科技工作者并不是可有可无。实践已经证明，那些杰出的科学家都是有着对真、善、美的崇高追求的人，他们有着异常丰富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与科技表面看毫不相干，可是很多顶级的科学家却从中国的文化中受到了重要的启发，比如日本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从太极图、庄子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钱老曾说：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科学技术，未来的21世纪将是智力战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会被开除球籍，将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
“中国还有些哲学家，也有这种观点，他们的书过去我看不懂，现在明白了。比如熊十力，他认为人的智慧有两个方面：文化、艺术方面的智慧叫’性智’;科学方面的智慧叫’量智’。过去我说，要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张岱年教授同意我的看法。现在看，这个精华就是人类的‘性智’，即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整体上来看世界。一个人光有科学技术不行，常常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光有文化素养也不行;既要有‘性智’，又要有‘量智’。”
所以，他在1982年就提出建议设立专门的文化学，以对应以研究创造物质财富为目的的经济学。
上边提到，很多人忽略了钱老在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同时他也是工程控制论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说到复杂系统，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不过，我可以用我的专业，也就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内容略作说明。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就是复杂经济学，而复杂经济学的背后就是复杂系统相关的理论。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的时期，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承认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到后来，维尔拉斯将数学引入经济学领域，但是，几百年来，为了更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历来的经济学家们把假设条件预设的越来越理想化，离生活现实越来越远，很多经济学家也把进化论，以及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试图移植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是，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的预测好像从来没有准确过，对于以往经济现象的解释也很难复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的前沿研究，开始反思这些问题，从而有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提出，经济、社会，包括我们现在的互联网都是复杂系统，很难用简单化思维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去理解、去预测。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各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决定事态的发展;整个过程非常复杂，没有简单的模型可以预言何时市场走向将会反转。例如，价格在经历了长期的逐渐上升之后，泡沫形成，可能反映出将市场推向更快发展轨迹的一系列因素。然后，泡沫清单中列出的所有特点都开始显现，交互作用，彼此加强。资产价格增长本身刺激了经济，促进了范式的改变。同时，借贷的增长反映出资金找到了好的投资机会，进一步刺激资产价格飙升。
应对复杂系统，所需要的反而是一种智慧的认知方式，这和传统上我们所说的科学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简单的说，复杂系统理论，更关注系统内各部分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互相之间的影响和互动，而系统只需要最简洁的规则，让很多事情自动“涌现”，自然生长，最终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稳定系统。这其实和自然界的发展是一个道理，大自然只是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和规则，并没有通过“规则”来预定人类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实，这些不同反而可以很好的互补，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终极的道的思考，可以和西方文化里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
这也就是上边钱老所提出的量智与性智的问题。
简单点说，真正的创新或者说人才的涌现，很可能就是在人文与科学的交叉处，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做出了很多尝试，但是，更深入的融合和发展，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世界顶级火箭研究专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急欲回国，为祖国效力。经过近一年的准备，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拿到了从洛杉矶返回中国的船票，但他缺未能如期登上回国的轮船。
原因是钱学森回国前，曾打电话向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金贝尔辞行。事后，金贝尔当即给美国移民局下达了强硬命令:“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一个人都值三到五个师。”金贝尔一方面深知钱学森的价值，另一方面因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放虎归山，徒增敌方的力量。
从此，美国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尔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开始，钱学森并不知道滞留的日子会持续多久，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他从来没有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从留学的那一刻起，他就告诉自己：“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此刻他就暗下决心，一有机会就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没想到的是被迫滞留的时间竟然长达5年之久。
在这5年的时间里，他四处奔走，寻求机会，争取早日回国，但一直未果。知道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用香烟纸写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同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以钱学森写在香烟纸上的信为依据，我国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到北京的第二天，钱学森便带领全家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激动的大声喊道“我们终于回来了!”游子历尽险阻终于归家，欢乐与苦难，光荣与屈辱，强烈地撞击着钱学森的心灵，使他悲喜交加。
5年归国路，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10月31日，他平静地走了。作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承载着太多的意义，在近一个世纪的慢慢人生路上，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财富和精神遗产。在这些财富背后，是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和不变的信仰“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早在中学时代，钱学森就树立了努力学习、振兴中华的信念。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府腐败、外敌入侵，这一切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心，励志要好好学习，改变国家任人欺凌的面貌。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然而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之路那么漫长!1950年，钱学森来到当地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他才被释放。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叫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人们都说，由于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
“我要尽最大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钱学森说到，也做到了。
这些“第一”，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上面那张照片，是钱学森戎马生涯中留下的唯一一张敬军礼的照片。
这张照片，向我们定格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也向人们展露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另一个本色身份——共和国军人。
那一天，是1980年6月5日，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看望刚刚从南太平洋执行中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测量任务凯旋的船员们。
一个军礼，一个瞬间，转眼间过去36年。
就在钱学森敬这个军礼那年，美国记者罗伯特·克莱伯这样写到：“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其实，对于钱学森的价值，早在1950年，美国时任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就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无论在哪里，一个钱学森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
对此，毛主席则说：“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对我们来说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钱老的价值是非同寻常的，是全世界瞩目的。
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带着新中国艰辛成长的民族记忆，也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百年苦难辉煌的亲历者、见证人。
这些老一辈大师已逝，而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更重。
从钱老身上引发的思考，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反而历久弥新，思绪绵长。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进一步弘扬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钱学森与当代中国”第二届论坛暨“钱学森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举行。这也是今年钱馆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逝世十周年进行的系列活动之一，通过回顾钱学森爱国奋斗、功昭德重的一生，学习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初心为国、科学报国”的使命担当。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丁奎岭在会上指出，当前学习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就是要像钱学森那样，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坚定信念，许党报国;作为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现在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聚焦新时代人才培养新模式、模式变革、体系重构，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培养更多走在世界前列的高素质人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表示，本次研讨会既是向历史致敬，也是向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是党史、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1949年到1957年，共有2500余名海外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建立起完整现代工业体系、现代科研体系和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钱学森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章百家表示，钱学森既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处于领军地位的科学家和领导者，也是一位极具特殊性的中共党史人物。“现在正是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时刻，中国的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完成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加强对钱学森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科学家这一群体的研究，同时还需加强对科学家、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精神的宣传。这对于鼓励青年学子励志，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敏表示，“钱老的科学思想和学术思想具有很强的战略预见性和现实指导性。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形势下，研究钱学森科学思想、学术思想和科学体系及其当代价值，并用钱学森这些思想和体系来研究、解决所碰到的各种问题，显得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钱学森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钱学森与改革开放”“钱学森学术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方面，及其学术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现实意义进行研讨。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然而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1950年，钱学森来到当地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他才被释放。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叫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离开美国回到祖国。仅仅一个月后，钱学森就深入东北地区的有关厂矿、大学和研究所考察调研。在访问哈军工时，院长陈赓大将从北京飞抵哈尔滨，与钱学森商谈研制导弹事宜。
钱学森(生前采访)：“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中国人怎么不行?所以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956年2月，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6年10月8日，是钱学森回到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由钱学森受命组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之后，1966年10月，两弹试验结合成功。从此，中国的核导弹终于具备了威慑与实战能力。
“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在一次采访中，钱老表示：“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回国了，我的恩师跟我说：'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一听他这句话我激动极了;第二次心情激动(是)在建国十年的时候(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第三次心情激动，(是)读了《史来贺传》的序......”
为纪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逝世十周年，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27日举办学术研讨会、主题座谈会等系列活动，通过回顾钱学森爱国奋斗、功昭德重的一生，重温他光辉灿烂的科学人生和超凡脱俗的精神品质。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进一步弘扬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学习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初心为国、科学报国”的使命担当。
专家学者齐聚钱馆，共议“钱学森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0月27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钱学森与当代中国”第二届论坛暨“钱学森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院士在开幕致辞中表示，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创业奠基人和技术领导人，他毕生追逐科学报国梦想，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堪称老一辈爱国科学家群体中以身报国的典型代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表示，本次研讨会既是向历史致敬，也是向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是党史、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1949年到1957年，共有2500余名海外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建立起完整现代工业体系、现代科研体系和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钱学森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深挖钱学森精神内核，推进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弘扬。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中央军委科技委大校、钱学森原秘书顾吉环、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则渊、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原院长孙东川、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党委书记胡士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现民等专家学者分别作主旨报告与交流发言，围绕“钱学森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钱学森与改革开放”“钱学森学术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方面，就钱学森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等进行研讨。
学院场馆通力合作，打造高质量思政育人新样板。
在打造高质量思政教育上，钱学森图书馆始终积极探索更多育人方式。10月25日下午，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和钱学森图书馆联合开展了“弘扬钱学森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教育。在向钱学森铜像献花后，全体党员在航空航天学院党委书记胡士强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
十年前的10月31日，98岁高龄的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于北京逝世。他在航天、国防等领域留下的一颗颗重大科研硕果，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入新时代的重要基石，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更是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10月27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钱学森与当代中国”第二届论坛暨“钱学森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举行。
通过回顾钱学森爱国奋斗、功昭德重的一生，与会者重温他光辉灿烂的科学人生和超凡脱俗的精神品质。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进一步弘扬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学习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初心为国、科学报国”的使命担当。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创业奠基人和技术领导人，他毕生追逐科学报国梦想，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堪称老一辈爱国科学家群体中以身报国的典型代表。当前，我们学习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就是要像钱学森那样，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坚定信念，许党报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丁奎岭在开幕式的致辞中说，作为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现在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聚焦新时代人才培养新模式、模式变革、体系重构，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培养更多走在世界前列的高素质人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介绍，本次研讨会既是向历史致敬，也是向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是党史、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1949年到1957年，共有2500余名海外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建立起完整现代工业体系、现代科研体系和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钱学森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时至今日我们可喜地看到，从海外学成归来建设国家的人才越来越多。“在美国任教时，与交大同行的交流让我深切感受到国家对航空工业人才的渴望，最终决心与家人归国，来到母校上海交大工作。”信控系教师陆蓓追随钱学森走过的道路，改进教学方法、围绕国家需求开展研究，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飞设系教师徐辉同样表示，是强烈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认同感让旅居海外多年的自己选择归国：“作为一线教师，要忠诚担当，淡泊明志，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大自豪感，面向国家需求攻坚克难，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现在正是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时刻，中国的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完成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加强对钱学森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科学家这一群体的研究，同时还需加强对科学家、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精神的宣传。这对于鼓励青年学子励志，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章百家在会上如是说。
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逝世十周年。
钱学森的一生是爱国奋斗、功昭德重的一生。立航空救国之志、怀赤心报国之愿、筑科学报国之梦、谋富民强国之业，他以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情怀和忠诚担当，诠释着一位爱国科学家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崇高境界，是科学家精神的自觉践行者。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对祖国无限忠诚，是钱学森爱国主义情怀的核心要素和突出写照。中学毕业，他选择报考以工科见长的交通大学，立志实业救国;大学阶段，他亲历国家屈辱和民族苦难，毅然转向航空工程，矢志航空救国;留美期间，他深感振兴祖国航空工业现实需要，从航空工程转向航空理论研究，成为空气动力学与应用力学领域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回国以后，他舍弃个人专业兴趣，服从国家需要，投身“两弹一星”工程，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到了晚年，他退出国防科研一线领导岗位，回归学术研究，构建起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一人类全部知识的宏伟大厦。钱学森通过人生五次选择，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赤子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钱学森勇于探索，开创科学技术未知领域。他以敢为人先、敢立潮头、敢于超越的勇气，探索科学新领域，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开创和发展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思维科学等诸多新兴学科。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钱学森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对待科学实事求是。他向来尊重科学规律，坚持以学术本身作为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尤其对具有挑战性、批判性创新观点的年轻学者更是大力扶植、积极勉励。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钱学森毅然回到祖国服务，投身国防科技事业。钱学森一生不谋权位，对“官”不在意;不图功名，对“名”不在意;不求富贵，对“钱”不在意。他对事业极为热爱，对工作极为投入，诠释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了崇高的大师风范。
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在中国航天创建过程中，钱学森一直强调协同攻关、总体设计，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之中，做到了身体力行、创新发展。在钱学森带领下，广大航天科技人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铸就了伟大的航天精神，成为中国航天事业成功的基石。
越真实越具体就越有力量。军报“生活与修养”专版，以“钱学森的严与实”为主题，采用亲历者回忆的方式，展现了“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工作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在朴实无华的故事化叙述中，人民科学家的严实作风跃然纸上：爱国、敬业、认真、严谨、无私、担当、务实、清廉……联系到当前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活动，钱学森无疑正是一名“合格党员”的典范，一言一行为我们树起了精神标杆。
在爱党爱国爱人民中成就合格党员。合格党员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人，任何时候都以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对党、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党员献身使命的情感基础和动力来源。钱学森一生视富贵如浮云，在他心里，永远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为重，名利为轻。他曾把“被允许回国……为中国人争了口气”“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并且与劳动人民中优秀分子连在一起”当作一生中仅有的三次最激动的事。这正是一名合格党员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爱的经典诠释。
在履职尽责中成就合格党员。责重山岳，能者方可为之。钱学森一生致力中国航天事业，回国后不久即提议建立国防航空工业，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并担任领导职务。但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导弹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主动提出辞职。后来，钱学森只任副职，专注于研究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体现了一名合格党员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成为一名合格党员，必须不断加强学习，提升岗位履职能力。军人生来为战胜，军队每一名党员都必须把全部心思向打胜仗聚焦，为强军事业履好职尽好责。
在改革创新中成就合格党员。世间万物，变动不居。纵观钱学森的一生，从28岁与导师建立“卡门—钱公式”到开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到创造性地提出现代工程科学技术理念、系统工程管理理论、总体设计思想等，无不体现出不懈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合格党员绝不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开路先锋。现代战争形态日新月异，惟改革创新者胜。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军队每一名党员都要争当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坚持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实践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今天浏览学习强国软件，每日答题里看到一段由陈坤演的钱学森。陈坤，我的偶像，从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我就佩服他的演技。钱学森，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我国的“两弹一星之父”。偶像与科学家的结合勾起了我对《钱学森》的兴趣。我想了解他的家庭，他的勤奋，他的一切。
钱学森留学美国并工作，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的华人身份遭到质疑并被软禁，这一切加速了他报效祖国的决心。回国后的他夜以继日，一年时间复制火箭，两年时间自主研发火箭，，八年时间实现两弹结合，让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无到有，让中国的军事事业从此登上国际舞台，是他让中国从美国眼中的农耕社会变成军事强国，是他让觊觎中国领土的列强们不敢再踏入中国半步，是他换来了中国从此和平。这应验了他的那句‘学成必归，报效祖国’。
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超人的智慧，更在于他良好的品格。面对理论丰富、超前，但现实条件落后的境遇，他没有气馁，也没有拿出科学家的架子等、靠、要，而是根据现有状况调整理论后，才有了东风一号、东风二号。面对第一次自主研制东二掉落，他不但没有灰心，反而用科学家不怕失败的精神安慰大家：“不就是天上掉下来个东二吗，今天掉下来明天我们把它射上去。”
“没有箭，和有箭不用，是两回事。”是我对这部影片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火箭就像一把利刃，一把守卫和平的利刃，只有拥有了它，才拥有了与别人抗衡的武器。不欺弱小，但也不畏强大。
想起前几天在腾讯上看到的一条新闻，一名中国驻国际维和部队的官兵妈妈发来视频并对他即将高考的孩子说：“孩子，生在中国，你是最幸运的!”她是经历了怎样的战乱才会有这样的感慨!也许你对现在的生活不以为然，对每天平淡的工作和生活感到厌倦，到你是幸运的，因为你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世界并不和平，外面的世界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彩，是强大的中国孕育着我们成长，给了我们踏实而稳定的生活!
追求学术民主，又对任何学术纰漏穷追不舍;平易近人，又“六亲不认”地遵从自己的人生准则……钱学森人生中这些看似矛盾的细节，给了人们不同的感动和感悟。在这些不同的感动和感悟中，贯穿始终的是他对科学本真、人生本原的追求。毕生求真务实，成就钱学森显赫的科学功绩，铸就钱学森感动众生的人格魅力，更为当下的学术界写下为人治学的最好范本。
求真务实，让钱学森一生追求治学严谨。作为老师，他会提出“点错一个小数点扣掉20分”的苛刻要求;作为处于顶层的技术负责人，他会详细记录某个螺钉螺帽有问题等技术细节;而作为领域顶尖的科学家，他会反对不合实际的论文署名，且强调“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严谨、严肃、严格、严密”，钱学森曾在黑板上写下的几个大字，是他对学生的要求，更是他一生学术精神的体现。
求真务实，让钱学森一生提倡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权。他的学生范良藻不会忘记物理力学讨论班上那些没有“师道尊严”的讨论和质疑;新疆兵团插队青年郝天护不会忘记自己一纸“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质疑换来钱学森的亲笔回信和鼓励。“在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再发表意见”，这是钱学森对航天同仁的建议，因为在他看来，“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
求真务实，让钱学森一生淡看功名利禄。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这是钱学森给自己定下的“四不”原则，为此，他把头上的头衔辞了又辞。“淡泊名利、率性本真”，是钱学森众多同事、弟子对他的评价。
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在钱学森心中，最在意的是科学的本真：“科学是十分严肃的事，来不得半点想当然”;最看重的是来自祖国、来自人民的认可：“如果人民认为我钱学森为国家做过一些事的话，那就是对我最高的奖励。”
钱学森的科学成就足以令后人仰望，他为人治学的准则同样是今人学习参照的标尺。在薄弱的国力基础上，他带领国人点燃航天梦，又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准则，直至国力日渐强盛的今天毫无松懈。然而放眼当下，学术造假、为浮名所累、为私利所扰的案例层出不穷。无怪乎钱学森逝世后有人感叹：“大科学家住小房子，小科学家住大房子。”
10月30日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逝世一周年的日子。10月29日晚，张纪中通过微博发表长文以及和金庸生前的合影，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张纪中在微博中写道：“査先生，这一年来，我总是思念你，时常想跟你说说话。你虽离去了，可你的精神早已融入祖国的山川大地，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想，你与我一样坚信，侠是中国人骨中的风神、心里的情怀，武侠精神是真正的中国精神!我也将在你的指引下，用作品传承武侠精神，终生沿着弘扬武侠精神的道路走下去!”
张纪中长文中从“侠，别是一家”“侠，是中国人的骨中风神，心里情怀”“武侠片应永远以传承中国精神为本”三个方面讲述金庸的武侠风，来纪念查先生。
文末还对拍摄《飞狐外传》做出承诺，称：“《飞狐》一路遭遇诸多变动、障碍重重，其中心焦难以言说。而侠情侠骨当前，自该百折不挠，我们一定会将这部《飞狐外传》创作好，拍摄好，呈现给观众!”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不知不觉，又是一年。
20的今天，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本名查良镛)逝世，享年94岁。
金庸先生曾说，他只是个讲故事的人。
如此谦逊儒雅大家风范，连同他的武侠小说，成了一座难以比肩的高峰。
去年的告别仪式，有一副对联仍然记忆深刻：一览众生。
的确，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快意恩仇，念痴情，荡清波。最终，成就了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这个时代需要好故事，给更多迷茫的人希望。
有很多人都喜欢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不单单是因为这些故事滋养着灵魂，更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学创作以及当代许多文人有着更深刻的启发。
比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鹿鼎记》等，都是好故事，都有着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在不同年龄阶段，都会品读出不同的味道。
那么就像是一部作品，写着的人和编辑的人，甚至是读书的人，都在故事之中。
这很难得。
作为中国侠文化文学读本的武侠小说，追根溯源，可以从研究《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这些文字记载着为主人卖命的侠客和崇尚自我精神的侠客。
因此，再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他的主要贡献也在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紧密融合，流露出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人物，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所坚守的价值观，而这些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所在。
有人曾赞誉：“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经久不衰的作品不多，能跨越时空打破界限，又保持着与俗世的距离。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展现充满魅力的武侠世界，那是神秘的世界，所以故事好看了，韵味也悠长了，也让人生丰厚了。
今天，我们怀念金庸先生!
我们感恩他笔下的江湖世界，更感恩当代无数前辈耕耘的文坛，望后继者无数，也能尽显快意恩仇。
20xx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廿二，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享年94岁。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去年今日，襄阳城为金庸点亮烛光，无数读者在网上表达追思。参演金庸小说改编影视剧的演员们，也以角色之名送别大师。
金庸葬礼上的那副横联“一览众生”，表达着他对芸芸众生的体察。犹如他的两支笔：一支写武侠，雕刻人生百态;一支写社论，道尽世间冷暖。
年轻时，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也曾以姚馥兰为笔名撰写电影评论。后来，他与梁羽生定下武侠小说之约，将名字中的“镛”字一分为二，就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名字。
自30岁左右创作《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的《鹿鼎记》正式封笔，金庸共创作了15部长、中、短篇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只有14个字，却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除了小说家，金庸还是学者，是报人。“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金庸曾说，“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20xx年，81岁的金庸为修读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特地飞赴当地上课，引起不少关注。20xx年，他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而至于办报，则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
他早年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他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
他曾说，自己“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20xx年10月29日晚，曾拍过《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的导演张纪中，在微博上发表长文悼念金庸逝世一周年。他写道，你虽离去了，可你的精神早已融入祖国的山川大地，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想，你与我一样坚信，侠是中国人骨中的风神、心里的情怀，武侠精神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其实，侠客精神在中国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游侠列传》，李白写《侠客行》，施耐庵写《水浒传》，清代有《三侠五义》。侠客们被世人向往、尊重，也让江湖充满了个性的光辉。
都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而金庸的作品让侠客精神在当代得以流传并重新演绎。在书里，金庸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武侠江湖。有《笑傲江湖》的波诡云谲，有《天龙八部》的义薄云天，也有《白马啸西风》里简简单单的儿女情长…他的作品，还曾被多次拍摄、制作成影视作品，影响好几代人。
有网友说：“我对江湖的憧憬以及个人身上的侠气都是因为先生。”马云也曾在微博上悼念，“若无先生，不知是否还会有阿里。”他还敬上挽联，“一人江湖，江湖一人”。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他也有一个侠客式的回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一年过去了，先生虽逝，侠义永存。
10月30日，农历九月廿二，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享年94岁。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去年今日，襄阳城为金庸点亮烛光，无数读者在网上表达追思。参演金庸小说改编影视剧的演员们，也以角色之名送别大师。
金庸葬礼上的那副横联“一览众生”，表达着他对芸芸众生的体察。犹如他的两支笔：一支写武侠，雕刻人生百态;一支写社论，道尽世间冷暖。
年轻时，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也曾以姚馥兰为笔名撰写电影评论。后来，他与梁羽生定下武侠小说之约，将名字中的“镛”字一分为二，就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名字。
自30岁左右创作《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的《鹿鼎记》正式封笔，金庸共创作了15部长、中、短篇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只有14个字，却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除了小说家，金庸还是学者，是报人。“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金庸曾说，“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81岁的金庸为修读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特地飞赴当地上课引起不少关注。他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而至于办报，则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
他早年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他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
他曾说，自己“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10月29日晚，曾拍过《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的导演张纪中，在微博上发表长文悼念金庸逝世一周年。他写道，你虽离去了，可你的精神早已融入祖国的山川大地，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想，你与我一样坚信，侠是中国人骨中的风神、心里的情怀，武侠精神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其实，侠客精神在中国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游侠列传》，李白写《侠客行》，施耐庵写《水浒传》，清代有《三侠五义》。侠客们被世人向往、尊重，也让江湖充满了个性的光辉。
都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而金庸的作品让侠客精神在当代得以流传并重新演绎。在书里，金庸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武侠江湖。有《笑傲江湖》的波诡云谲，有《天龙八部》的义薄云天，也有《白马啸西风》里简简单单的儿女情长…他的作品，还曾被多次拍摄、制作成影视作品，影响好几代人。
有网友说：“我对江湖的憧憬以及个人身上的侠气都是因为先生。”马云也曾在微博上悼念，“若无先生，不知是否还会有阿里。”他还敬上挽联，“一人江湖，江湖一人”。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他也有一个侠客式的回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一年过去了，先生虽逝，侠义永存。
20xx年10月30日，这是金庸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金庸大侠的逝去，成为了无数人眼中的可惜。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导演张纪中，为金庸写出了一篇文章，想要以此来纪念金庸。
张纪中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老导演，在他的摄影机下，我们看到了许多部金庸的武侠小说。林志颖胡军刘亦菲那一版的天龙八部，李亚鹏周迅那一版的射雕英雄传，还有李亚鹏许晴版的笑傲江湖等等。有人曾说，张纪中版的武侠电视剧，是最对金庸味道的。这是观众的嘉奖，也是这两位艺术家的合作模范。
张纪中在自己的缅怀文章中，回忆起自己与金庸的相识，也讲述了金庸心中的侠义文化。张纪中导演盛赞金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盛赞他对中国精神的表达，更是表示金庸大开大阖的情怀，才是对中国精神的展现。可以说，这是张纪中对金庸的褒奖，也是普通民众想要对金庸的`褒奖。
在缅怀文章的最后一段，张纪中也表示，因为金庸的不凡，所以自己才更加觉得任重道远。自己在拍摄的电视剧飞狐外传，经历了太多的变数，也有太多的阻碍，但侠骨当前，自当百折不挠。张纪中导演表示，一定会将这部电视剧创作好，拍摄好，然后再呈现给观众。
可以说，这是张纪中先生的表态，也是无数个热爱武侠文化的人的表态。
金庸的去世，对于无数的华人来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有人曾说过，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可见其传播的范围之广!金庸去世时，在小说中屡屡被厚爱的襄阳城，更是举万里烛火，只为送这位老侠士远行。
如今，一周年在即，我们能做的，就是热爱着金庸的武侠小说，感受这其中的侠士精神，方能不负金庸先生多年的笔耕不辍!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今天，金大侠逝世一周年。其影响了几代人的皇皇巨著，在未来必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像金庸一样在华人圈子内产生如此大的当量，上至社会名流，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不对金庸小说推崇备至、击节叫好。
上世纪80年代初，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解禁”，一纸风行。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里，《红楼梦》哀婉凄绝，《三国演义》奇谋叠出，《水浒传》豪气干云，《西游记》舍生取义。而金庸的十几部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成为经典，每一部都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最脍炙人口的几部小说，在长篇小说领域被奉为圭皋。
而金庸的影响力，又何止在文学方面?如同蜘蛛侠、钢铁侠之于美国人一样，金庸的小说就是华人文化圈的超级大ip，带动了影视、歌曲、游戏等多个领域的繁荣兴盛。
随着《射雕英雄传》的大获成功，更多经典的金庸剧被创造出来。而古天乐、李若彤等一大批港台演员，至今被奉为剧迷们的心头好。
金庸的小说一再被改编，就是因为其故事讲得好，而主人公的形象更是在长篇巨著中被摹画得栩栩如生，几乎要从书页中飞跃而出。在中国导演普遍被诟病不会讲故事的情况下，直接改编金庸的小说自然成了影视界的“保命秘籍”。
随着影视剧一起诞生的，还有剧中的主题曲。龚先生记得，在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午后，一个男生在宿舍用收录机放着《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随着高亢激昂的音乐响起，奔腾的马蹄声犹如撞击在心间，罗文的男中音和甄妮的女高音，瞬间点燃了一个宿舍楼的激情——“嚯!”“哈!”几乎一整栋楼的男生都在随着音乐嘶吼。那样美好的午后，那样昂扬的青春，都在音乐声中肆意挥洒在了大学校园里——而这一切，都拜金庸的小说所赐。
不管是影视、歌曲，还是游戏，带上“金庸”两个字就能火，这最终都要归结到金庸小说的超级魔力中来。
金庸的小说，不激烈、不过火，主人公身上从来都附着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侠义、坚贞、善良等美好品质。而在武侠之外，金庸小说更是将爱情刻画得荡气回肠、令人神往。郭靖和黄蓉、杨过和小龙女、令狐冲和任盈盈，无不是经历千般险阻，最终得以结成神仙眷侣。
点一炷香，执一本书。今天，让我们一起怀念金庸……。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慷慨激昂的入党誓词飘荡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感恩广场上空，这个曾在“4.14大地震”中饱受摧残的高原古城，在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倾力相助下已经焕然一新，灾后重建的速度之快让全世界见证了什么是“中国力量”。
在“玉树4.14抗震救灾十周年”来临之际，4月2日上午，玉树市公安局第二党支部按照局党委的部署要求，组织全体党员民警，来到玉树市感恩广场，面对着纪念碑和鲜艳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党旗周围。党员们高举的右拳传达的是信念、是承诺，是责任，是光荣;激动而自豪的声音，表达的是对党的敬仰之情，忠诚之心，以及一生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豪情。
第二党支部书记达哇桑周说道，“没有组织的培养，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进步，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抗震救灾中勇上一线、敢打头阵的精神，立足本职做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公安系统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十六字总要求“。
其他党员民警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的人民警察，我们要坚决跟党走、听党话，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练就过硬本领，立足本职工作，为建设“法治玉树、平安玉树”担当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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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曾说，他只是个讲故事的人。这话谦逊，却也真实。人类需要故事，如同需要米面。每个人从小就习惯于听故事或看故事，只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故事滋养我们的灵魂，甚至能决定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故事听得多了，看得多了，自然就会知道，好故事有多么难得。好故事如开放公园，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不同的路径可见不同的风景，正如鲁迅先生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公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在金庸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为什么金庸和他的作品如此迷人。
金庸的故事很迷人。证据之一，是金庸小说畅销多年，流播广远。证据之二，是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作品层出不穷。改编金庸的投资者趋之若鹜，是因为金庸故事向来不愁没有观众和市场。市场检验故事的品质成色，胜于任何个人的权威独断。金庸小说改编几年一翻新，从另一个角度看，亦可解释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部改编作品形神兼备至不可逾越。
金庸的故事很迷人，在于它说不尽，甚至说不清。说它是通俗类型小说，固然不错，它本就是武侠传奇故事;但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是精英文学对通俗文学改编的全能冠军，这话似乎更有道理。因为金庸的小说，既是武侠之书，也是情感之书，也是成长故事之书，也是历史演绎之书，也是文化思想之书。
说金庸小说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当然很对，《书剑恩仇录》的红花会群雄及《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的奋斗目标，就是保卫民族利益，彰显国家情怀。但是，说金庸小说超越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却也不错，因为《天龙八部》的思想主题，就是超越狭隘民族立场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说金庸小说是传统文化的美丽结晶，当然很对，因为金庸小说中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典章文物构成的古典文化风貌，可慰藉现代读者的潜在乡愁;若说金庸小说有对文化传统的批判锋芒，却也不错，《神雕侠侣》中杨过的反抗，《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追求，全都是针对礼教传统及其权力体系;《鹿鼎记》中韦小宝顽皮狡黠的大笑，更足以震裂农耕文明的琉璃屋，并彻底打乱专制传统的梦幻牧歌。
要对金庸小说做全面价值评估，需具备足够的认知复杂度。
金庸本人的故事，也很迷人。在他逝世后，李以建发表了《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识得一半》，该文重点是，金庸不仅是作家，也是时事评论家，作品包括30多年的《明报》社评，将近8000篇;以及署名徐慧之的“明窗小札”将近2000篇;以及发表于《明报》“自由谈”专栏的“论祖国问题”系列文章(后结集为《论祖国问题》出版，作者署名黄爱华)。金庸时事评论文章，接近1万篇，论题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海外华侨，以及有关苏联及共产主义、有关当时国际热点问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生、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
金庸还是译者。他曾在译文杂志《时与潮》兼职，发表过大量译作。1950年后，他陆续翻译出版的作品包括：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有关中国解放战争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英国记者r·汤珊逊写的长篇纪实报道《朝鲜血战内幕》等。
金庸曾是影人。作为影评人，他曾以萧子嘉、姚嘉衣、嘉衣、嘉等笔名，在香港《大公报》开设“每日影坛”专栏，发表650篇以上影评;又以姚馥兰、林子畅等笔名，在《新晚报》开设“馥兰影话”、“子畅影话”专栏，发表影评140余篇;进而，还以林欢、姚馥兰、林子畅、镛等笔名，在《长城画报》上发表70余篇关于电影的讨论文章。作为电影编剧，创作过20多个电影剧本，其中7个剧本被拍成电影。作为电影导演，他曾与老导演程步高联合导演过《有女怀春》，又与胡小峰联合导演了越剧影片《王老虎抢亲》。作为电影歌词作家，他创作并发表过《门边一树碧桃花》等十多首电影歌曲的词作。
金庸的故事所以迷人，简单说，是因为他有讲故事的天赋，有坎坷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人性的敏感与深刻洞察力。此外还有些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因为书写时事评论，从而有深度的人世现实关切;因为他翻译外文作品，从而有广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因为他研究戏剧和电影，从而有精湛的故事叙事技艺。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当代知名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而他本人曾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原名是查良镛，他的笔名金庸就是把自己本名的镛字一分为二而成。他自称金庸二字“没有什么含意的”。
作为一个时代的神话，金庸被称为“文坛圣侠”，是武侠小说作家界的“武林泰斗”，还被称作是香港“良知的灯塔”。
2001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一颗总编号为10930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星”，以表彰金庸的贡献。据说，这是我国唯一一颗以文学家名字来命名的小行星。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说这14个字，便是他的整个青春。他椽笔一挥，就勾勒出一个个江湖，那里月白风清、古风犹存，回响着整个文化中国的余韵。
1955年2月8日，金庸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每天一段，一共连载了574天。直至1972年金庸一共创作了十五部长、中、短篇小说。
他在1972年底公开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封笔之后，金庸把自己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出版。
他曾经说过，如果有天他去世了，他的墓碑上会这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金庸的武侠小说已风靡了半个多世纪，堪称粉丝遍天下。
牟宗三最喜欢《鹿鼎记》，余英时最爱《射雕英雄传》，陈世骧则是《天龙八部》的粉丝，曾评价该书“有情皆孽，无人不冤”。
李开复就曾在自传中写到他对于金庸的喜爱，他在美国上学期间一直在看金庸的小说，把每一本金庸小说都读了整整五遍。
2000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托朋友代自己在香港约见自己的偶像金庸，他说当时自己激动了几天，买了他的书，兴冲冲地期待着与金庸见面和签字。后来两人相谈3小时后成为忘年交。
金庸还送给马云别号“马天行”，意指天马行云，但从不踏空。马云则用金庸小说中的武林圣地来命名公司房间，办公室叫“桃花岛”，会议室叫“光明顶”。
有一次，马云到金庸澳大利亚的家里做客，看到他家中满满一间的书，问：“这些书你全都看完了吗?”金庸笑道自己从不看书。但是在闲聊时金庸却能对各种历史话题完完整整娓娓道来，让听者目瞪口呆。
马云问了金庸的太太后才知道，原来金庸所说的“从来不看书”，是因为他早已把这一屋子的书都看完了。
这么多年来，金庸的武侠故事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他笔下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也不仅仅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而更多的是一种侠骨柔肠的情怀，一种对于快意恩仇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