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论文（汇总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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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论文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和历史性任务，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之所在，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火车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王牌”引擎。但是在我国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城镇化模式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新型城镇化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做好科学规划，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城镇化的质量，注意保护耕地和环境，走持续发展的道路。

1、城镇化既要有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又要有每个城镇的具体规划。新型城镇化既要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大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对城镇化的布局进行总体规划，做到东、中、西，大、中、小协调发展。具体到每个城镇，又要结合本地的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文条件，确定好自己的发展定位，做精做细自己的城镇化方案，形成自己的特色，避免出现千城一貌的局面。同时，城镇规划要保持一定的前瞻性、权威性、连续性和衔接性，规划一旦形成，除按程序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外，不可来回变动。

2、提高新兴城镇的管理和服务水平现在新兴城镇、特别是农村整建制转居以后，承担具体管理职能的往往是原来的乡镇政府及原来的村委会，但由于乡镇政府权限有限，及缺乏管理城镇的经验，往往造成新兴城镇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在现行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乡镇财政处于财政压力的终端，受到县级财政的种种约束，但作为地方基层政府的乡镇，往往成了城镇化的最终执行者和建成后的管理者，处于诸多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所以改革财政制度，赋予乡镇更多的自主权，更能发挥乡镇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妥善处理城镇化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城镇化的进程更加顺畅。

3、控制非农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保护粮食安全。

我国13亿人口，依靠国际市场无法保障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只能立足于国内粮食生产，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认为18亿亩的红线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但笔者认为18亿亩的红线不能破，一旦突破，各地政府定会竞相掀起新一轮的“圈地”高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保持耕地面积不再减少，各级政府要把控制耕地总量和非农建设用地规模，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做为土地规划的重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非农建设用地的审批办法，加快存量土地的市场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新型城镇化要注重生态建设。

4、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城镇生态文明水平。在新型城镇化中。

必须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

经济等绿色经济模式。积极强化节能减排，注重从源头上降低能耗、防治污染，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完善新兴城镇生态基础设施，采用集中供暖，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推广使用清洁交通工具。注重城镇的生态景观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净化和亮化工程，提高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同时政府要加大对环境的综合整治力度。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要优先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慎用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收费、补贴和排污权交易，在多年的实践中，收费和补贴制度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企业宁愿交少量的罚款，也不愿投资进行彻底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同时要完善环境保护立法和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性。行政手段由于规范性和约束力不够强，今后应该慎用。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新型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大跃进”。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环境治理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战略转型期，城乡规划的施行理念、实行方法面临着全新的考验。本文思考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的转型，提出了城乡规划转型的相关建议，希望能够因为城乡规划的转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贡献力量。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规划；规划转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不断深入全球化合作而进行的。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东西部地区城乡差异逐步增大。同时各种资源受限，各个地方上的转型升级意愿前所未有的强烈，传统的以增长为目的，过度关注城市的城乡规划已经不能适应先进社会的要求，因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规划正式进入社会各界的视野。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环境治理论文

城镇化也使城镇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深入，城乡物质差别趋于消灭，精神文化生活日益提升，体育活动已不再是城镇居民的专利，农村居民同样渴求与城市人一样拥有丰富的体育文化活动。人们主动去接受体育，通过观赏体育、参与体育，向健康化的生活方式迈进。城镇化后人们对体育的'各项功能的认识度较高，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也有很大变化。

2.2改善了农村体育的基本条件。

城镇化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在直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农村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建设，为农民参与体育锻炼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深入，各级县、区、行政村、城镇社区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修建公共体育设施提供了可能和财力上的保障。

2.3强化了农村体育工作的组织管理机制。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基层体育组织管理机制落后，农村开展体育活动完全处于自发状态。在新型城镇化影响下，体育工作的组织管理加强，目标责任日益明确。农村体育的组织者、管理者是联系农村居民体育各要素的纽带，有效地组织管理有利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持续、稳定开展。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组织管理系统由各级政府部门、民间社团等构成。各级群众体育活动的政府主管部门，作为群众体育活动的发起者、推动者，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条令，推动区、镇(街道)、乡(社区)各级基层群众体育部门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成立体育文化指导站，并配备专职体育干部担任体育活动指导员:通过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对群众开展健身活动进行科学、系统地组织和指导，从而达到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根本目的。

2.4吸引了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进入了小康社会水平，农村体育文化逐步更加贴近农民生活。各级政府、体育协会、各社区和群众团体，在每年的节假日都会组织一些民俗类体育比赛活动，参赛单位和人数逐年增多，项目设置更加体现出农民特色和传统特色。如各地农民运动会设置了农民喜闻乐见的中国式摔跤、象棋、自行车载重、武术、民兵军事三项、龙舟、舞龙舞狮、毽球花毽、风筝、钓鱼等项目，吸引着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

新型城镇化论文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的不断扩大，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不断摸索和创新城镇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逐步改变原先粗放型的发展道路，结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城镇化内在质量的提升，走出了一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道路。

新型城镇化就是指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镇现代化、集群化、生态化，推动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中心城区与建制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是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的本质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因此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坚持科学发展为统领，以务实作风为保证，以扎实工作为依托，因地制宜、抓住重点、把握要点，把心思精力和本领用到新城镇化建设上。

一、以科学发展为统领，统筹安排。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想要取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胜利，需要首先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坚持规划先行原则。在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的基础上，以科学的规划设计指导新型城镇化。把规划作为推进城乡建设的“第一道工序”，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设计，既站位全局、围绕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又立足本地，总结谋划，规划布置。远期、中期规划要充分论证，科学准确，努力做到不留败笔、不留遗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评论；近期规划要切实可行，重点做好三年特别是当年发展规划设计。坚持城乡统筹原则。以城乡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综合研究，统一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居民生活区、工业园区、商贸区、休闲区、生态涵养区等；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加速推进城乡融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立足实际，充分考虑中心城区、乡镇、村庄发展水平、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等因素，明确优先、重点开发区域，划定限制、禁止开发区域，采取不同的建设类型和建筑档次，凸现特色，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进度，做到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协调推进、有序适度开发，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

二、充分利用资源、克服发展短板。

充分利用政策杠杆作用，从制度层面引导“两化”的推进。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走向，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改革。从招商引资入手，加大对工业的引进聚集作用；从退城入园入手，形成工业的规模成本效应；从定位功能分区入手，吸附周边人口资源，突出区域特色，从而形成新型城市化社区。改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对周边产业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加快形成工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支撑。

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木板。反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特色与优势。这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层面的主攻方向。在“两化”的演进中，我们要立足现有优势，进一步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反促工业化的聚集、落地和发展；从推进城镇化层面来说，在当前宏观经济整体较为不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加长城市建设短板，在不能满足全面开花的条件下，也要坚持用适度超前理念统筹规划。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环境治理论文

（1）促进城乡差异化发展。构筑良好的城乡环境体系，以县为基本单位统筹城乡发展，同时重视小城镇的发展促进作用。

（2）仔细研究城市发展阶段，探索新的规划模式。首先要从宏观角度梳理发展规划，优化空间配置，提升存量管理，将发展向着城市空间功能补充进步。

（3）探索以人为本、低碳生活的生态化城市与社区规划。坚持以人为本涉及城市以及城镇乡村，同时注意生态化社区规划建设。

3总结。

自从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在这一阶段，我国主要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进行城乡规划，增量型、蓝图式规划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规划类型。不过近些年来，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满足我国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倒逼我国的改革，全社会都面临着转型升级。

作者:施建福单位: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参考文献。

[1]刘一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的转型思考[j].居业，2016，04：149~150.

[3]王璐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规划转型思考[j].建筑设计管理，2015，07：58~59+6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环境治理论文

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公共财政面对的是由私人部门经济与公共部门经济共同组合的混合经济的背景，是从市场失灵出发，来界定公共部门即政府的经济活动范围和职能的。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不断聚集，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变得越来越小，使得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成本也不断下降。而城镇化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其更有能力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决定了其与公共财政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要求公共财政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市场在某些领域诸如公共物品提供领域的“失灵”状态决定了公共财政体系必须加快完善起来。即市场逐渐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只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财政在市场存在缺陷的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公共财政体系的完善能更好地满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们对公共物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需要公共财政发挥其杠杆调节作用。

新型城镇化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更加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而公共财政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能在这方面发挥其重要功能。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强调突出城镇特色，公共财政政策需要引导企业找到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同时强调突出城市的主导功能，公共财政政策同样需要引导城市圈的合理布局，形成以大城市为支撑，中小城市为重点，促进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和公共财政的公共目标。

新型城镇化追求一种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以期同时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样是公共财政体制所追求的目标。公共财政应利用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等手段不断调节城乡公共服务规模，以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这对于新型城镇化又是尤为重要的。具体而言，我国目前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提升农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水平，而这些能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或进城农民工等提供更好的保障。

(四)“绿色城镇化”理念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撑。

新型城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而这一领域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公共财政正好能发挥其用武之地。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的“城镇化”不是“新型城镇化”。公共财政体制应利用税收、补贴等手段来纠正(鼓励)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负(正)外部性行为，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使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公共财政体制必须得到完善，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越位与缺位。必须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资金需求的稳定。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市场可以解决的事，政府就应该退出，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作用，而市场解决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物品提供等)，政府就应该主动解决。具体来说，事权的划分要以公共物品受益范围为考量对象，即如果受益范围超过了本级政府辖区，则应由上一级政府或受益范围内多个政府共同承担;而财权则必须保证本级政府具有与事权相应的财力以满足其履行职能。要拓宽县(市)、乡财政的收入渠道，鼓励县(市)招商引资，并可以将招商引资项目的税收收入留给县(市)，同时可以考虑将乡镇财政部门组织的各项收入留给乡镇，取消乡镇基数上解等。

(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还要包括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所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比如资金分配不规范，有些资金甚至流向了东部发达地区;又如财政转移支付仅停留在保障阶段，缺乏引导功能，这样地方政府对新型城镇化强调的环境保护等方面就缺乏发展的动力。在公共财政体系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首先，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要优化转移支付的`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能力，要打破传统的观念、方法，充分照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增加对这些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其次，建立健全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压缩省一级财政支出，使财力向市县倾斜。再次，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产业引导功能。对于地方发展符合新型城镇化思路的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等产业给予财政专项资金补助，增强地方政府建设“绿色”城镇化的动力。

(三)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促成新农村建设与。

新型城镇化的“联动效应”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加快新农村建设。公共财政体系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保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还应促进功能区的建设，即促进产粮区、林业区、草原生态区等的建设，这一方面会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经济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实现了“新农村建设”与财政发展的双赢。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财政完善农业专项工程转移支付、开创新型农业税收体系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等作为保障。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面对日益增加的城镇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而为了应对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必须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建立。在这方面，可以有多种尝试。一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即吸纳和集中社会闲散资金以专门用于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方式在国外已有尝试且发展良好(如澳大利亚)。但在我国发展这种基金还需政府简化审批程序，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还需要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障投资者权益。二是可以引进外资。外资的引入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还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些都可以很好的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环境治理论文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型。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j村位于广西中部农业区，是典型广西的农村。改革幵放30多年来，j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集体经济的功能被后来兴起的个体农业经济所消解;近几年来j村传统但较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农业结构，这种转变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当中，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的情况下，及农村传统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乡村治理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本文以广西j村为例，以农村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分析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別占总面积的18.87%、25.01%、3h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

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主权很小。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

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电率先幵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

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厅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一一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电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箅。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炔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杲以劳动力补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

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幵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芘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

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廿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

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s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121，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査，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了?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

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is，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w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

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幵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千预和控制。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村庄政治精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开始形成。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出现一种政治冷漠现象，使得村庄政治参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治精英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意识向村庄经济领域扩展，村庄出现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此外，村庄外部的经济精英也开始对村丨主经济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为村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他们所提供的市场信总、市场行情等对村民农作物种植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行政力量仍然对村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行政的力量对村庄选举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进而保持着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由资源吸取型向资源给予型转变，再加上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庄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经济资源对村庄控制的能力。这些都使行政力量对村庄自治秩序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行政力量对村庄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了市场，影响村民与市场之间的分配关系。

而行政力量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j村村庄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种负面的作用，影响村庄公共事务内生型的经济基础。

四、小结与思考。

综合上述，在社会转型期当中，j村在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分化过程中，集体经济的功能被消解，多元个体农业经济兴起，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经济分化过程当中，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趋于落后。从j村个案中可以看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解决农村转型期当中乡村治理所出现的问题。

第一，建立一种新兴精英的吸纳机制，将新兴的精英纳入到村庄治理的制度当中来。在社会转型期，会出现一些新兴的领域并伴随着该领域内新兴精英的出现，新出现的领域往往会对村庄治理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此时将新兴精英纳入村庄治理的制度当中来可以缓解传统治理体制的不足。

第二，正确处理好政府(行政)、社会(自治)、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经济生活在村民日常生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行政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应当将重心置于扶持村民经济生活之上，而不是干预或独立于村民经济生活之外第三.逮立新型的个体与传统的以土地为载体的集体和个体之间维系的纽带瓦解，降低了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使个体对集体事务产生冷漠感，因此，应当建立一种新型的个体和集体的联系机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环境治理论文

环境会计是在自然遭受破坏、生态严重恶化、经济发展的物质与环境基础受到巨大威胁的客观背景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依据会计发展环境的客观要求逐步建立起来的。现有的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经济的外部性理论、资源寿命周期理论、物质流转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为环境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构筑了不可或缺的平台。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状况的变化，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不断加快，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环境会计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环境会计，新的环境会计呼唤新的理论基础。

一、现有环境会计理论基础及其贡献。

在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形成之前，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理论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空气、水、天然森林等环境资源因其没有接纳人类劳动而不具有价值。资源无价、环境无价不但加速了对资源的索取，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导致环境资源无法纳入会计体系。正是由于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环境资源价值理论主张按环境的效用性和稀缺性确定其价值，变环境无价为环境有价。这就为具有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环境因素的会计计量奠定了价值基础。

(二)经济的外部性理论。

经济的外部性是指某种物品或活动外溢到社会的、一定的成本或效益，而这些成本和效益却不能在决定该物品或活动的市场价值中得以反映。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可使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基础受损。经济的外部性理论产生之前，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一般不需(至少不完全需要)负担环境污染所引起的费用和负效益。经济的外部性理论认为企业成本核算不仅应确认其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支出，也应确认其造成的外部成本避免了应由企业负担的成本转移于社会，也避免企业因少负担成本而获得了超额收益，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不公平。外部环境成本必须纳入企业核算体系的主张，为企业环境会计的确认范畴进行了更加完善的诠释。

(三）资源寿命周期理论。

资源寿命周期主要是对地球资源从被人类采掘、提取开始，经过生产、加工、使用、回收以及废弃物处理等过程的系统描述。资源寿命周期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往往截止于产品生产加工完毕。资源寿命周期理论认为会计的研究对象不应仅停留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封闭区间，而应扩展到资源提取、产品生产、商品使用及回收再利用、废弃物处理等资源寿命周期的全过程。该理论突破了日常经营活动或业务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资金周转，而将企业会计核算对象拓展到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整个资源寿命周期。

(四）物质流转理论。

物质流转理论主要阐述了物质流转各个环节、范围的影响变动程度的系统过程，揭示了自然界物质的运动规律131。物质流转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一般视企业为独立的生命体将其与外界自然环境割裂。物质流转理论认为环境与企业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会计核算应从环境资源在企业经营活动作用下的整个循环过程来看待成本耗费及补偿问题，不仅要考虑人类劳动消耗的补偿，还要充分考虑自然界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与补偿，以完成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实现环境系统在结构、功能上的动态平衡，保持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正常循环。

(五）社会责任理论考虑经济责任，而无视其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企业在为所有者谋求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职工、消费者、政府和社会的利益。明确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就要求企业履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正确核算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使信息使用者正确评价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从而促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减轻并消除环境污染，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能耗，做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

(六)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经常是只顾及当代人需要，而很少顾及甚至不顾及后代人需要14。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站在代际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通过会计核算，计量、反映和控制相关的环境资源，突出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的会计目标。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了企业在发展中对环境的重视，革新了环境会计核算体系的理念。

二、现有环境会计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上述环境会计理论基础有效地解决了环境的价值、生产成本的完整性、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正常循环、企业社会角色定位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为环境会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这些理论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现有理论基础的核心是补偿，包括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这种补偿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成本为上限。若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以这些理论作为基础，则只能维持环境的简单再生产，无法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目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保证不继续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也就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不和谐向和谐的方向转变,而这并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二，现有理论基础强调的是物质，即强调优化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因素，缺乏人文关怀，对人文因素考虑很少。换而言之，就是未全面考虑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因而无法满足人类全面发展的需要，无法实现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第三，现有理论基础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必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人类的`发展未必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人类可以通过合理利用环境资源，获得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双赢。

第四，现有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性，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环境问题，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环境会计面临的所有问题15。如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只解决了环境资源的价值问题，经济的外部性理论只着眼于解决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问题等。这些理论只考虑作为系统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并没有将环境会计体系作为一个系统，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整个系统应当怎样整合、协同才能达到最优的发展。

总之，这些产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基础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因其固有的局限性，难以为建立一整套适应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三、环境会计和谐理论。

(一)构筑环境会计和谐理论基础的必然性。

环境会计理论是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环境会计的“实践概括”而成的“有系统的结论”。由于环境会计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发展，有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就必然要求什么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和实践。因此，环境会计理论的生命力，必然建立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之中。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当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383.3万t,so2排放量2468.1万t,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75767万t;197条河流的407个断面中，w级和低于w级水质的断面比例为50.1%。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在三级和低于三级标准的占39.5%。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状况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如果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继续停留在维持环境简单再生产、忽视人文关怀、不按和谐社会要求进行系统整合的状况下，根本无法满足当今环境改善和环境会计发展的需要。为此，必须树立能满足现在和今后较长时期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需要，与建立和谐社会一脉相承的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二)环境会计和谐理论的基本内涵。

和谐社会理论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构建新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提供了全新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和谐社会理论指导下，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应该充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发展。既要考虑资源的稀缺性、能量的正常流转和环境的承载力，从生产力角度对环境资源进行必要的补偿和调整，又要注意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考量经济的外部性，从生产关系角度对个人、企业这些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使之趋于和谐，更要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系统解决问题，促进全面和谐，实现全面发展。

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仅实现环境的简单再生产是不够的，还要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原地踏步不是和谐的本质，和谐是发展的和谐，是进步的和谐。所以，环境会计对环境的补偿不能简单地以耗费或损害为上限，而应以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为标准。这一标准往往高于为维持环境简单再生产进行补偿的标准，高出部分体现了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义务。此外，以和谐社会理论为支撑的环境会计，还要注意体现人文关怀，促使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生产行为有助于维护和发展员工以及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有助于整个社会建立更和谐的生产关系。

(三)环境会计和谐理论的计量模型。

环境成本是环境会计中最基本的内容，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将符合和谐理论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型概括如下：

环境成本二环境补偿基金十环境发展基金二环境补偿基金十环境补偿基金x和谐发展系数=环境补偿基金+(环境扩大再生产基金+职工环境权益发展基金)二环境补偿基金+环境补偿基金x(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

和谐发展系数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在该经济发展速度下环境的承载能力加以确定。实践中，一是由国家有关权威部门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资源统一确定不同的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以税收的方式提取全社会环境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国家统筹进行环境的扩大再生产；二是由国家有关权威部门根据利用环境资源对职工和周边社区的环境权益影响程度不同，确定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由企业提取用于改善职工环境权益、促进员工身心健康、提升企业环境形象的专项基金。核算中，企业将依据这两个系数计算环境成本归入生产成本，从企业会计核算层面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和企业职工环境权益保障要求。国家统一确定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时，可遵循以下原则:利用可再生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可以定低一些;利用不可再生、但已有较好替代品的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可以定高一些;利用不可再生、尚无较好替代品的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要定得更高一些。国家统一确定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时，对职工和周边社区的环境权益有较大损害的，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确定得大些，反之亦然。

(四）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理念。

传统的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往往是围绕边际生产成本展开的，决策中一般不顾及企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环境会计和谐理论下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理念则大为不同。它需要以和谐理论为前提，在区分生产成本、社会总成本、和谐发展成本的基础上，围绕边际和谐发展成本进行企业生产经营决策。

在此，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例，分析以和谐理论为基础的环境会计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活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相一致。如图1所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需求曲线为dc，边际收益曲线为mr。由于外部成本的存在，企业社会总成本大于实际生产成本，和谐发展成本又大于企业社会总成本，表现在图1中边际生产成本曲线mpc处于边际社会总成本曲线msc之下，边际社会总成本曲线msc处于边际和谐发展成决定产量和价格，想使利润最大化，必须使mr=mpc此时的需求量为q、价格为pi?’当企业以边际社会总成本为依据来决定需求量与价格时，想使利润最大化，必须使mr=msc,这时的需求量为q1，价格为p1；当企业以边际和谐发展成本为依据来决定需求量与价格时，想使利润最大化，必须使mr=mhc，此时的需求量为0，价格为p3。这样，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是:：p1p2，q3。

由于边际生产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总成本，企业以边际生产成本为依据来决定产量和价格，就会使企业产品的价格比按照边际社会总成本确定的价格低，因而可能刺激消费者购买该产品，扩大了需求量，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它是以大量外部成本由社会负担为代价的。如果以边际社会总成本为依据来决定产量和价格，则可以消除上述的外部不经济的影响，但只能实现环境的简单再生产。如果以边际和谐发展成本为依据来决定产量和价格，则不仅可以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而且还可以在环境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实现发展的和谐、进步的和谐。

谈谈新型城镇化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论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作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城镇化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改变了我国的城乡结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提升，但是城镇化的发展也引发了很多的问题，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环境问题。健康的生态环境是国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有了健康的环境，才会有好的人居环境、工作环境，这才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城镇化与环境保护共同发展。

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对落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主要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这些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虽然能够快速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消耗的'大量的资源，还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为此，我国应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对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加大对科技研究领域的投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依靠科学技术对传统的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有效结合，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提高传统产业的产出和效率，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第三，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扶持环保产业的发展；第四，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和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

我国在实施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到城镇化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完成的。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必须遵循相关的规律，切忌不可单纯的以造城为目的，盲目的进行城镇化，应该走一条新型的城镇化建设道路，在实现统筹城乡一体化这个大目标的同时，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建设宜居型城镇，协调城乡土地开发、工业生产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关系。各地方政府在实施城镇化建设之前，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严格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并认真落实；重视循环经济的研究和发展，并将其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抓起来；要针对新型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制定专项规划，如节能规划、水资源节约规划、再生资源回收计划等，确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环保目标和工作重点，协调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民众环保意识。

在城镇这个生态环境系统中，人是主体，人不仅能够设计和建设城镇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对城镇的生态环境实施管理，因此，人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城镇的生态环境。但是由于很多城镇的居民、设计者、管理者等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引发很多的环境问题。为此，各地方政府应该利用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媒体，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让新型城镇的居民以及管理者等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保护城镇的生态环境；当地的社会团体、主要文化部门也可以针对环境保护问题，开展专门的宣传活动，普及国家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方针、政策，以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城镇内企业和个人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破坏环境问题的产生；结合当地的资源开发形式，加大对节约资源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宣传，增强人们循环经济的认识，推动循环经济在新型城镇中的发展。

四、加快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想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必须建设和完善生态环境制度体系，这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和前提。为此，应该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规制和管理，并针对生态环境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体系，构建新的制度框架，强化对环境的保护和管理。同时要以新的生态环境制度为依据对新型城镇内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约束，如有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破坏生态环境的，应该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与一定的处罚；对于新型城镇周边的环境情况，要进行定期监察和数据收集，尤其是饮用水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并将取得的环境质量数据信息定期向公众发布，让公众能够及时了解城镇的环境状况，督促城镇居民、企业等保护好周边的环境；以生态环境制度体系为依据，提高城镇企业的准入标准，并对辖区内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整改，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环境保护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和可持续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最大限度的协调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

作者:王宏黄月红黄美玲单位:临安市环境保护局。

参考文献：

[1]路日亮.试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

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论文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镇、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出发点。应结合我国实际，借鉴他国城镇化的成功经验，以新的发展理念和合理的价值导向规划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一，我国应走科学发展的城镇化之路，这不仅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也能为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我国是人口大国，只能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三，现代国际竞争要求我国必须“又好又快”地完成城镇化，以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第四，我国的国家性质不允许国家的城镇化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形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所以，城乡一体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之路的基本思想。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现实可行性。

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具备相当的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物质基础。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教育扩大的规模以及城镇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也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之路，实现城镇社会的文明进步、人与城镇的和谐发展以及城乡统筹发展，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主要举措：

一是着力打造特色城镇集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中心城镇意识，大力实施中心城镇带动战略，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城镇发展条件，切实抓好县城、小城镇建设，组成较为完善的镇域城镇体系。要加大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力度，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的互动战略，按照“规划先行、适度超前”的思路，突出优势，彰显特色，充分发挥区域优势，进一步提升城镇承载力和辐射力，同时推动一体化深入发展。要进一步加快县城与小城镇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根据发展基础和环境容量通过扩容提质，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围绕重要交通干道和产业园区，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结构，切实打造吸纳农村人口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要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

二是扎实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和切入点，要努力将其打造成为统筹我镇城乡发展战略的节点和平台，推动农村人口向集镇和新型社区、示范村集中。要按照“规划引领，群众自愿、就业为本”的原则，通过科学规划、集聚发展，逐步建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新型农村社区。要积极引导条件成熟的集镇适时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积极探索企业带动、城郊改造、小城镇依托等多种建设模式。

三是不断提升产业支撑能力。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要按照“大体系构筑、大城镇带动、大园区承载、新农村示范”为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要坚持产城互动，把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与加快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布局合理、各具特色、节能环保、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四是研究制定统筹发展政策机制。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土地管理等方面进行充分探索，不断推进城乡发展规划、城乡产业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城乡劳动就业和城乡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工作。要研究制订土地供给、税收、人才引进、生产用电同城同价等方面的具体政策，鼓励、引导企业入驻产业集聚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鼓励农民进城落户，不断放宽科技人才的户口迁移条件。要创新土地使用机制，研究制定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用足用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探索增减挂钩的多种形式，腾出更多的用地指标，用于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论文

编者按岁末年初，以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的改革之音逐渐高亢。“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十八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并进行了重点部署。这向国内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撬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球1/5人口的生活品质，是中国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然而，新型城镇化并非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就蓝图，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出现的诸多问题：城市急速扩张、农民被迫上楼、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破坏„„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对忽视进城农民权益、制造“城市边缘人”的做法说不，让农业转移人口顺利转化为市民；应该维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财富成为进城农民生存发展的长久支撑；应该大力拓展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让新老城镇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农民市民化：变“边缘人”为“主体人”

不少人认为城镇化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身份的转化，事实上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面对的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如何拆除各类政策“屏障”，使其享受到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市民化待遇。

应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未来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的回答开宗明义：“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绝对不能走以前城镇化的老路，要解决农民进城问题，就要从‘物的城镇化’转移到‘人的城镇化’，而‘物的城镇化’一定要服务于‘人的城镇化’。”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认为，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农民，应该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谭克俭说：“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口层次跨度较大，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要鼓励多样性的城镇化形态成为发展的主流。”

“实现城镇化的核心因素是人，这要求尽快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补齐‘人的城镇化’水平低、质量差的短板。”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以城镇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该移居城镇还是守望田园？一位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表示：“地方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迫。”近年来，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人上楼了，但鸡鸭羊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有的宁愿睡在羊圈里也不愿住在楼房里。

“要防止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提醒，近年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迫使农民“上楼”，征用农地。这种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修鞋的、卖菜的和房地产老板都应该在城市得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道兴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也接触到了不少留在乡村就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农民，何宗汉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55岁的何宗汉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东榆镇槐树村人。“过去，我们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泥巴水。环境太差，养老太难。”何宗汉说，3年前他本打算卖掉家业，离开槐树村去投奔在海南三亚的两个女儿。不过老何还没动身，槐树村就已变了样。

如今的槐树村，土坯房没了，一座座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水泥通村路直达农家小院，宽阔的村民活动广场美观大气，还配套有公共体育设施；蔬菜大棚、乡村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精明的何宗汉在家里一楼开了个小型超市，其余楼层开发做农家乐，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现在，何宗汉不光自己不愿去三亚，还把小女儿和女婿从三亚叫回来照看生意。

拆除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屏障。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阻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障碍，然而，仅仅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谭克俭认为，目前亟须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政策调整，包括城市公共管理政策、劳动与社会保障政策等。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表示：“让农民变市民，就要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享受到同市民一样的待遇，让他们在城市有房住、有活干、有学上、生病了有医保、失业了有社保，这样才会安居乐业。”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我国有不少地方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无论是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还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都存在严重缺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士曾多次表示，如果以农民工实际享受的待遇衡量，目前纳入统计的城镇居民中，至少有1/4的人口没能充分享受市民待遇。

上蔡县是河南省南部一个拥有13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大约有30多万人外出务工就业。在上蔡县第一初中，记者了解到，该校每个班少则百人，多则120余人，老师讲课时必须使用麦克风。

“此现象并非只在上蔡县，在河南全省各县城都普遍存在。”河南省一位教育界人士分析，造成县城中小学拥挤的原因主要是不完全的城市化。近几年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农村学校减少，大城市教育成本又高，农民工子女只能聚集到县城上学，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除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外，还有住房、医疗、社保等问题让农民工无法在城市扎根。如何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有专家建议，破除政策障碍，首先要建立以居住地为基本单元的人口管理和服务体制，将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其次，推进免费居住证制度，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在子女就学、各种公共服务上与当地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第三，要分类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逐步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居住地有序落户。

“当前，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土地的城镇化已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剑平教授说，现阶段的城市发展多采用低密度、分散化方式，城市规模和占用土地面积迅速扩大。

据统计，2000年至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0%多，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同期人均建设用地133平方米，超过国家规定限额3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表示，一些地方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目、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从而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说，如果说多造点房子、多修点路、多建几座摩天大楼就算城镇化，这样的理解太肤浅了。新型城镇化必须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不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更关注人们的生活品质。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家们表示，一定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城镇化建设，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土地权益市场化：开启城乡之间的财富之门土地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少专家呼吁，应加快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确定价格补偿，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征用过程中，可允许农民以土地和房产出租、入股，使他们得到足够的补偿，让土地继续为失地农民提供生存发展、增收致富的长久支撑。新型城镇化，应该用土地为农民开启一扇财富之门。

要让失地农民成为获益主体。

采访中，一位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很少获益。甚至可以说，个别地方的城镇化就是对农民不断盘剥的过程。”

“地王”不断刷新，地价不断攀高，推动商品房价格大幅上升„„这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生财之道，用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到土地，再经过拍卖，以高出成本数倍甚至十多倍的价格转手卖出，从中赚取巨额收益。

江苏淮安的失地农民朱海成告诉半月谈记者：“当时政府征地时给我们的价格是1亩地1万多元，家里所有的地一共才不到10万元，这些钱根本维持不了生活。”

南京市建邺区的拆迁户黄胜利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尽管拆迁时通过市场评估给了他一个补偿价，但实际上政府将土地拆迁后的拍卖所得远远高于拆迁成本，这对拆迁户而言并不公平。

城镇化围绕土地必定产生大量的投资和建设，这就需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民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

在2012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发布会上，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郑凌志表示，在近年来出台的各项土地政策中，都首先强调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的用益物权，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

2011年12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切实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确定增减挂钩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农村重大事项议事制度，依法听证、公示；凡集体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不得强行开展；严禁强拆强建，严禁强迫农民住高楼。

“推进新型城镇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必须跟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说，要实现农民土地财产可股份化、可交易化，让进城农民有机会将农村的财产变现和交易，从而在城市能够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

拧紧土地融资阀门。

要想新型城镇化不再走“经营土地”的老路，就必须转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权威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机构都承担了融资功能，以贷款方式取得的土地储备资金用于股权投资、出借和市政设施建设等。虽然这种模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但这种模式既不合规，更存在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汪德华指出，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魔法杖”。这种融资机制是“成就”与“争议”的结合体，它既给城镇建设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也使得以房价高企为代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难以承受。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经营土地获利，政府成了市场主体，以管理手段实现经营目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要求土地储备融资要严格执行融资规模控制卡管理；土地储备机构贷款不得用于城市建设及其他与土地储备业务无关项目。

汪德华表示，发展市政债将成为化解城镇化融资难的突破口。市政债是国际通行且公平的筹资手段，它是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把城镇化建设未来收益平移到目前来使用，将来再逐步偿还。这将有利于缓解土地财政模式的收入冲动，解决地方融资过程中平台公司隐性负债问题。

探索土地权益市场化，从确权开始当前进行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被视为保障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权益的重要手段，其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

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对于现行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相关专家认为，这不仅对于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也将为新型城镇化铺平道路。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将土地要素与产业资本、农业企业有效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能，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显化土地资产价值。

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城乡土地统筹，实现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让农民在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也能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土地红利。

土地权益市场化的改革千头万绪，但首先应从产权明晰开始。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被认为是围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最近，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元山镇中岭村村民罗正祥领到三本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有了这些证，罗正祥就可以在农村信用社以农村产权作为抵押进行贷款，也可以和全村其他人一起将村里的农用地整合起来，引入社会资本进行现代农业项目开发。

新型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到底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集约用地之路，保障资源长久支撑由于中国的耕地资源有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说，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用地粗放浪费现象却依然突出。一些城市新区建设盲目扩张，部分工业园区重复布局，这种粗放的用地方式更加剧了我国的用地矛盾。

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时，不顾自身财力，不顾土地等资源的承载力，已经造成很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说，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一些地方出现“睡城”现象，每天早晚高峰，有数十万人在同一时间往返十几甚至几十公里上下班。

“更有甚者，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粗放式占用大量土地，其危害比单宗违法用地事件更为恶劣。”

业内专家表示，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粗放方式必须得到改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说，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政策。

针对此，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基本建立起符合本地区特点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体系，积极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逐级分解落实“十二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30%的目标任务。

在节约集约用地过程中，加强规划、提高产业聚集度和用地强度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还需注意防止走偏。一些地方将推动农民转为高层、多层居住作为集约利用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却忽视了农业的产业特点和农民的就业问题，结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我国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盲目撤并村庄、将农民赶上楼，以为可以节约很多耕地。须知许多农民虽已上楼，但还在务农，上楼后农机具、粮食、种子和肥料等没有地方堆放，只能堆在楼下绿地中。农民种地是一种循环经济，如果一味赶农民上楼，不仅造成农业循环链断裂，而且还忽视了庭院经济的收益。

专家表示，土地是农民的核心权益，在集约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保障农民的权益，才能为城镇化利用土地资源提供长久支撑。

走绿色低碳城镇化之路，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城镇化的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将为绿色人居、建筑节能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这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推动建筑的低碳化、节能化，建设生态城市。

仇保兴表示，生态城市是系统地降低城市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共同构建生态城市。

同时，仇保兴提醒，我国地形非常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不同地方的生态城市应该因地制宜，像绿色建筑一样应具有当地气候适应性，需要立足于当地实际，这就要求生态城市的模式是多样化的。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一窝蜂上，不能搞一刀切。

实现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还需注意成本问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些地方发展低碳城镇的模式存在成本太高、不易推广的问题，并且容易被形式化。单纯追求视觉方面的绿色、低碳效果，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国外经验表明，实现低碳发展要把握三个因素：政府引导、市场作用、正确的消费观念。

在建设新型生态城市群过程中，黑龙江垦区大打“低碳牌”，建成100多座低碳城镇。该区域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注重配套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灯、节水及绿色交通设施，取缔小锅炉、小烟囱，大力引进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等供暖新技术，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使百姓过上低碳生活。

走智能城镇化之路，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智能化发展被确定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之一，这一面向未来的提法激发了人们对于智慧城市的想象空间。

据专家介绍，智慧城市可以使人们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城市运转更高效、更敏捷、更低碳，涉及面包括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人们可以用手机移动接收和发送关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信息，看病、上班、出差、休闲都变得轻松愉快，而城市也随之更加智能、绿色、高效、美丽。

令人欣喜的是，智能化城镇正在走向现实。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着手开展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这些文件指出，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超过50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

“让城市做到真正的智能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城市需要两三年，有的城市需要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业内人士、ibm大中华区副总裁范宇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有远景、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而且要结合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来实施。此外，在信息网络方面，国家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转作风亟需破除三大行政文化积弊——专家建言新型行政文化建设。

近期，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不可否认，当前在一些地方和党员干部中，仍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漠视群众、浮夸铺张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些都属于行政文化范畴的问题。多位专家指出，增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破除长久以来的行政文化积弊，改进作风，培育先进科学的行政文化，任重道远而又刻不容缓。

三大行政文化积弊亟待破除。

行政文化事关民心向背。南开大学mpa中心主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涛教授指出，行政文化不仅影响政府的行政价值取向和施政方式，决定了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运行方式，而且对官员的行政观念、管理模式和行为规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随着政府改革的持续推进，行政文化不断改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行政文化仍存在三大积弊。南开大学副校长、政治学家朱光磊指出，当前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在于：

第一，缺乏足够的科学意识与规范意识，专业意义上的全局意识不够强。行政人员当中部门本位主义思想还比较严重，部门之间缺乏合作精神，部门之间争权力、争管辖范围、推卸责任等现象还比较明显。地方保护主义情结还比较浓重，一些官员为了政绩不顾大局的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级别观念过重，甚至将其作为思考行政问题的前提基础。当前，一些官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已经演变成为级别关系、身份关系，个别时候甚至超越了正常的业务关系。

第三，官本位愈演愈烈。在官本位导向下，一些官员对上采取追求政绩的工作方式，对下采取“高人一等”的行为方式，而对于社会民众的认知与回应能力则比较低，尤其对社会公共服务诉求的反应太迟钝。

孙涛等专家指出，我国传统的行政文化重权力分配、轻权力运作，对权力运作过程中表现的问题重视不够。随着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和群众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的意识日渐增强，在一部分官员头脑中存在的“大一统”式集权行政文化思维，将对公共服务的持续改进和行政改革产生严重阻碍。

群众呼唤“民本”行政文化。

群众期待怎样的行政文化呢？专家认为，结合对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理解和当前的历史条件，先进科学的行政文化应该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重视权力的运作和监督，政府机构之间关系科学、官员人际关系理性化，着眼于精细的行政管理，更加适应人民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艾跃进认为，为民服务应该是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的基础。我们党的性质和政府的职能决定了为民服务的理念应该是行政文化的主流。

“培育‘民本文化’是行政文化建设至关重要的内容。”朱光磊说，这对改善干群关系有重要意义，也为十八大提出的“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奠定基础。

对于先进科学行政文化的其他特点，朱光磊认为，重视权力运作是先进行政文化的要义。同时，要尝试在政府机构之间关系和人际关系中培育“伙伴关系”的文化。即在行政上下级之间，不仅要有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也应有伙伴关系因素；在平行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之间，不仅要有竞争关系、合作关系，还应有伙伴关系的因素。

此外，目前一些政府的行政管理总体上还太过粗糙，亟须向精细式的管理文化转化，引入“过程文化”，学会用“过程”的思维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

孙涛表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社会结构和公众对行政官员的要求树立官员的良好形象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淡化官本位思维的影响，缩小政府官员与百姓之间的等级差距，去除面子观念和等级观念对行政文化的影响。

培育先进科学的行政文化要潜移默化。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行政文化是一种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需要在很长的时间里加以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孙涛认为，直接改变行政文化很难，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中，从细节入手，逐步改变。

在这一过程中，党要主动推动行政文化的变革，强调对民众负责和对科学管理的追求。政府的决策过程要科学民主，从具体的领域和职能方面促进机制的改善，进行行政规则上的改变，满足现代社会政治互动的需求。

朱光磊表示，培育新的行政文化，其过程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这意味着，在坚持培育新的行政文化的基础上，不能搞文化的“大跃进”，而要一点一滴地积累，一步一步地推进。既努力建设新的行政文化，又保持足够的耐心与科学的态度去观察与分析，为深度推进政府创新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也为行政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具体来说，在改变“重权力归属，轻权力运行”方面，改革思维要从简单的“结果控制”向“结果控制”与“过程控制”并重转变，做到事后控制与事前预防相结合。

在政府间关系上，要合理定位与分配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建构政府间伙伴关系的文化平台，突破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壁垒，在党政干部之间树立伙伴意识。同时，在行政管理上向精细式的管理文化转化，做到以科学管理促进科学发展；在公共服务质量上多下工夫，努力做到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精确化、细致化。

培育“过程文化”，关键要处理好体制建设与机制建设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张翔博士表示，在充分认识到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基础上，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局限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很有必要树立“机制意识”，促进党政干部有意识地从机制建设的角度去推进改革。

“政府的一些做法对于行政文化的改变意义重大。”孙涛认为，政府应该实施以科学管理为导向的改革，向陋习开战，实现公共管理改善，同时在政策执行上以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导向。

孙涛表示，行政文化建设还应不断强化各行政层级的责任意识，既明确负责什么，还要规定向谁负责，这有助于改变“重权力归属，轻权力运行”的问题和“大一统”行政文化导致的“领导拍板我闷头执行”的情况。

城乡一体化农民是主体。

一些地方政府，一厢情愿，盲目追求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片面曲解“一体化”的政策话语，结果，路子走偏了，脚步踩空了，严重违背农民的意愿，侵害农民的权益，引发了农民强烈的不满，甚至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警示。

我们应当明晰：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是打破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全体居民自由迁徙，强化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文明共同进步；城乡一体化的取向，是重构城乡关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权利公平，拓展农民的发展空间。

城镇化是一个现代化的演进过程，自然，城镇化并非现代化的全部内容。移居城镇还是守望田园？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迫。尽管地方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每一份红头文件中大都有“尊重农民自愿”的煌煌字眼，但是，“被进城”“被上楼”引发的民怨和冲突还是不断。

因为，农民最清楚，与这些“自愿”配套的，往往还有舆论的“全民动员”“大轰大嗡”，还有政府的“铁腕施政”“层层问责”。不少官员，总想着自己是在代表农民，引领农民，其实，脱离农民选择和创造的代表和引领，很容易背离其本意。而且，这代表、引领的背后不乏对“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索取，对“土地财政发展政绩”的热衷。

对于那些仍然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村民来说，搬进楼房之后，居住环境改善了，但家里牛、羊、猪养不成，门前种菜、种果也没地方，还要交水电费物业费，农民很发愁；生活方式改变了，但生产方式没有变，新的产业升级、就业转型的路子在哪里？农民也很茫然。

城乡一体化的指向，并非仅仅是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还应有别具特色的新农村。

城镇化是一个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市场化过程。改革以来，中国农民最早撞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可是，时至今日，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民手中最具市场价值的生产要素，最具增值潜力的宝贵资产，还没有成为他们投入市场化运营的资本和积累财产性收入的源泉。在一波波城市扩张、社区建设和资本下乡、规模经营中，土地流转和征用的收益，很大程度上成了开发商家的经营暴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用地单位的低价资产。

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资源，应当让农民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打破城乡二元制度，需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严格使用国家征地权限，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更多地通过统一的土地市场确定价格补偿，实现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并允许农民土地和房产可以出租、入股，可以抵押、流转，从而使农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的土地征用中，等价交换，得到足够的补偿，使土地成为农民增收和致富的财产源泉。农民的土地产权得到保护，他们就会自己去走市场化道路，就会成为流转的主体，在土地转让过程中享有公平的分配。

城镇化还应是一个公共福利社会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乡村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这一缕缕社会福利的阳光，终于照进了村庄，照进了农户。尽管还只是从无到有的起步，但农民已经真真切切地在享受这福利，沐浴这阳光。

笔者在乡村调研中观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分量在加重，脚步在加快。但是还需要注意矫正三种偏向：

一是乡村公共服务资源的试点化。政府投入更多地向地方领导蹲点扶持的示范村镇集中，向有财力提供配套资金的先进村镇倾斜，结果只是多了几个难以移植的“盆景”而已。

二是乡村公共服务主体的单一化。还当放手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公益组织，有效吸引他们参与、壮大乡村公共服务事业。

三是乡村公共服务载体的城镇化。许多地方的教育、医疗、文化事业呈现一片大繁荣的气象，但往往是繁荣在城镇，冷落在乡村，其中的资源更多向县城集中，投入向县城倾斜，大量乡村则被边缘化、空心化。

看来，如何使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断拓展范围、充实内涵、提升质量，从而实现城乡一体、服务并轨、齐头并进，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v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珍惜使命、不负重托，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

这一论述简洁明快地阐述了权从哪里来、权该怎样用的问题，对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权力观是对权力的总的看法，包括对权力的来源、掌握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的方式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执政党，对权力观的认识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怎样的权力观、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这不仅是一个执政方法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党的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9月8日《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章》明文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同时强调，“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正确认识“权为民所赋”，是正确实践“权为民所用”的前提。在人民解放战争年代，正是由于党的各级干部对这一问题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时刻坚持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福利，中国革命才能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开辟、巩固、扩大革命的根据地，才能发展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才能建立独立、民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现在，人民富裕了，国家强大了，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同志，在如何理解和把握“权为民所赋”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一些偏差和误区。如有的领导干部信奉个人奋斗、“凭本事吃饭”，认为职务地位是靠自己干出来的，组织培养、人民养育的观念非常淡薄。这样的干部在走上领导岗位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问题，一切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衡量。当个人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甚至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关键时刻，这些干部往往就现了原形，出了问题。

党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和才不可偏废。中央鼓励和倡导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同志要有抱负和理想。但是，如果一些干部认不清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一味陶醉于个人奋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把所谓的理想抱负建立在实现个人“小九九”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发自内心地做到“权为民所用”的。这样的干部在遇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和大风大浪的考验时，很有可能迷失方向，甚至滑入歧途。因此，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首先坚定“权为民所赋”的思想认识，时刻提醒自己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

“权为民所用”，这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用权的规范，是“权为民所赋”之果，也是实践正确权力观的重要检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兢兢业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实践证明，领导干部是否自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最重要衡量标准，在于能否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

习近平同志在阐述“权为民所用”时，一系列要求富有指导性和操作性。比如强调领导干部“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特别是强调“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等，既语重心长又具体而微。早在2008年，习近平同志在谈到领导干部要有敬畏意识时就曾经指出：“心有敬畏，行有所止。领导干部对权力的神圣性要有所敬畏，始终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时刻警惕权力的滥用。”干部队伍中的经验教训表明，权力与风险是成正比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拉拢和腐蚀，哪里就有陷阱和炸弹。

有道是“天欲其亡，必令其狂”，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如果失去敬畏之心、戒惧之意，或者把大胆工作与谨慎用权对立起来，把握不住正确方向，甚至为所欲为、忘乎所以，最终必然会害了自己、毁了事业。

深刻理解、自觉实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真谛，在当前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作为内在动力，是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盼。

文化在新型城镇化中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究论文

宝通禅寺由密宗、禅宗、净土宗多宗齐聚，它的建筑布局也同样以伽蓝布局形式为蓝本。宝通禅寺殿宇建筑依山就势，最前面为山门，进门后自下而上为圣僧桥、天王殿、大雄宝殿、祖师殿、藏经楼（玉佛殿），至此中分，右为祖师殿，左为伽蓝殿。

（1）建筑朝向为坐北朝南，采取四合院式结构宝通禅寺整体建筑的方位为坐北朝南，我国汉化佛教寺院建筑基本上都遵循这个方位，这与我国建筑的朝向吻合。但也有例外，如北京的大觉寺。宝通禅寺的总体布局采用四合院式的组合结构，主体为佛殿，以办公为主；生活区分布在佛殿的两侧如僧舍、客堂等，同时还有相应的配殿，如伽蓝殿、祖师殿等，与故宫平面配置高度一致。

（2）建筑的色调以红、黄两色为主中国历来崇尚红色，佛教寺院也受其影响，如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就是以红色为主。而宝通禅寺建筑采用红、黄两色作为主色，我国古代红黄二色象征皇权，并持续了超过两千年的时间。宝通禅寺作为皇家寺院，其建筑选用红、黄两色也就显得合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宝通禅寺能用红、黄两色作为建筑的主色，说明佛教在我国的地位可见一斑。

（3）宝通禅寺建筑山门，钟楼和鼓楼。佛寺的山门通常是一座有三个洞门的牌楼式建筑，象征佛教的'“三解脱门”，即空门、天相门、天作门，也称三门。宝通禅寺的山门即便只有一门，也称三门。山门是僧俗的分界。过了山门之后，便可看到左钟楼、右鼓楼的布局。所谓“晨钟暮鼓”是寺庙的传统，即早晨先击钟，以鼓应之；晚上则先击鼓，以钟应之。佛殿，为供奉佛像的殿堂。

其中大雄宝殿通常为中国寺院的中心建筑。在禅寺初创时，不设佛殿、不礼佛像，以“不立佛殿，惟树法堂”，而以主持法堂代佛说法，确立了法堂的中心地位。直到北宋，佛殿才重现于禅寺并日趋重要，南宋后，禅寺构成从以法堂为中心转向以佛殿为中心，“禅林有佛殿，如朝廷太极殿”的说法，就足以说明佛殿在整个寺院建筑中的重要性。天王殿，也称弥勒殿。宝通寺也有相同的佛像设置。天王殿里供奉的是弥勒佛、韦陀菩萨，“进门见弥勒，出门见韦陀”是我国寺院天王殿的普遍设置，天王殿还在它的四个方位供奉着四大天王。大雄宝殿，被称为正殿，是宝通禅寺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中供奉三位主佛，分别为释迦摩尼及文殊、普贤两位菩萨，两侧有十八罗汉。

佛教传入中国，本是没有罗汉的，在汉化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罗汉，罗汉堂也由此被称为最有中国人情味的佛教殿堂。宝通寺玉佛殿为两层正殿建筑。玉佛殿楼上为禅院专门存放特大丛书《大藏经》的地方，也称藏经楼。宝通禅寺众多佛教经文珍宝，尤以《大藏经》最珍稀。《大藏经》于乾隆三年御刻，印数不多，仅供御赐，所以愈见其珍贵。它作为佛教经典的总汇，它既保存了今天在印度失传的早期经典，同时又收载历代学者对教理所作的阐释，是研究古代东方文化非常重要的典籍。宝通寺藏经楼建筑在整个寺院中轴线的后端，且择地势最高之处而建，以避水火。另外，现法堂的中心位置随着佛教本土化渐渐被佛殿取代，宝通禅寺也不见法堂的踪影，若需要法堂，藏经楼便是它的替代场所。配殿。各个禅寺根据自己的特点，配殿的设置多有不同。宝通禅寺的配殿主要有伽蓝殿、祖师殿，以及僧舍等生活区场所。伽蓝是译为“众园”，本土化后翻译为“僧园”。原指修建僧舍的基地，转而成为寺院总称。宝通禅寺的伽蓝殿与一般寺院供奉的神有所不同。通常伽蓝殿中供的是波斯匿王、祗陀太子和给孤独长者，以纪念这三位最早护持佛法建立伽蓝的善士。

宝通禅寺伽蓝殿中供奉的却是关羽塑像，这又是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根据隋代名僧智顗所云白日见关公显圣而建立玉泉寺的传说，关公也算是伽蓝神。西配殿是祖师殿。多属禅宗系统，为纪念该宗奠基人（祖师）而建。正中供禅宗初祖达摩禅师，他是禅宗理论的输入者。左侧供六祖慧能禅师，他是禅宗的实际创立者。右侧供百丈禅师，他是禅宗清规的制定者。九龙壁。宝通禅寺是历来我国的皇家寺院，就不得不提到寺中的九龙壁。宝通禅寺与故宫的建筑特点相似，整个寺院的建筑处处显现出皇家气度，九龙壁就是其中典范。在我国古代，佛教和道教的建筑中，只有皇家庙宇和道观才能雕刻九龙壁，道教如湖北九宫山的皇家道观瑞庆宫，在观内也有九龙壁。宝通禅寺的九龙壁体现了我国封建制度与佛教文化的融合，是佛教本土化的标识。

二、总述。

宝通禅寺作为佛教汉化后的禅宗寺庙的代表，见证了佛教近两千年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这些文化的融合被宝通寺的建筑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宝通禅寺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系统，为我们呈现了别具特色的佛教建筑文化盛宴。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多年来，我局围绕和谐任丘建设，以生态创建为抓手，严厉打击违法排污，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环保工作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从减排的角度来说，主要污染物指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其中cod和氨氮存在于水体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存在于气体中。20xx年，根据国务院部署开展了污染源普查工作，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奠定了基础。20xx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动态调整，20xx年、20xx年这两年没有准确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

20xx年，我市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分别为：20xx年xx吨、20xx年xx吨、20xx年xx吨、20xx年xx吨。

“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由“十一五”时期的cod、二氧化硫两项指标增加为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项指标。同时，我市作为省委、省政府确定的节能减排“双三十”单位，市政府与省政府签订《任丘市“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到20xx年，我市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排放量分别控制在20xx年xx吨、20xx年xx吨、20xx年xx吨、20xx年xx吨。在20xx年排放基础上分别削减xx.x%、xx.x%、x.x%、xx.x%。

（二）减排工作推进措施。

针对以上四类主要污染物，根据我市实际情况，主要从上工程、调结构、抓管理三个方面削减污染物。

上工程是指要求污染排放量大，治理设施陈旧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企业重新安装治理设备。“十一五”期间，我市按照“抓典型、抓重点、带全局”的思路，筛选出能耗高、排污量大的三个乡、三个镇、三个开发区、三条河流、三十三家重点企业，实施了“六个三”减排工程，通过重点工程的带动作用，使减排工作在全市全面铺开。20xx年，结合我市实际，实施了城东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联谊纸业和普鑫纸业污水深度治理工程、雁南工业区x家热镀锌企业煤改气工程、喜彪洁具有限公司炉窑尾气再利用工程、九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锅炉脱硫设施改造等一系列减排项目，为有效削减cod、氨氮及sox提供了强有力的工程支撑。

20xx年，投资xxx余万元完善了市区收水管网，提高了污水处理厂收水效果，日增加水量x千立方米，有效缓解了cod和氨氮减排压力；完成了燕南工业区新华金属制品厂和华艺建筑门窗有限公司x家企业“煤改气”工程的改造，实现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总量削减；华北石化公司气浮隔油项目顺利投运，由隔油池替代原来的隔油罐，减轻了后续生化阶段的处理压力，提高了处理效果；投资xxx余万元支持任丘市古淀畜牧有限公司沼气发电项目沼液池和粪便储存池的建设，并对x家规模化肉鸡养殖小区储粪池进行了改造。通过推进重点减排工程，实现了大量污染物的削减。

调结构指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如取缔小电镀、小颗粒、小轧钢等。20xx年，我市出台了《任丘市控制燃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工作实施方案》，关停了xx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砖厂、造纸厂、化工厂和水洗厂，与京东橡胶等x家燃煤大户签订了燃煤削减承诺书，对任丘市东方水洗厂、长兴造纸厂的蒸汽锅炉进行了节能技改，效果显著。20xx年，我局对辖区内所有列入20xx年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的20xx型和20xx型造纸机和达不到产能规模的x家砖厂进行了取缔，腾出发展空间，支持一批规模大、效率高、环境友好的企业建设，提升发展潜力和水平。20xx年，又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对任丘市中原造纸厂等x家达不到产能规模要求的造纸厂及经限期治理依然不能稳定达标的永强水洗厂进行了取缔，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抓管理指对重点排污单位加强监管，确保其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一是严把关，控增量。完善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机制，严格执行“七个不批”，不断提高建设项目准入门槛，杜绝“两高一资”项目在我市落户。二是强管理，保运行。对国控、省控及已经完工的减排工程，采取“常态化巡查”、“不定期暗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管理措施，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减排项目稳定运行，实现减排成果的.顺利接转。三是严问责，保长效。市政府与各乡镇及有关部门签订了减排责任状，严格执行减排问责和一票否决，对乡镇及有关部门实行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

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20xx年x月，我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正式通过验收，该厂投资20xx万元，设计处理能力x万吨/日，主要处理市区、油区居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采取百乐克工艺，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xxx―20xx）中二级标准。

20xx年xx月，我市投资20xx余万元，对城东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提标改造工程，改造后出水能够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xxx―20xx）中一级标准的a标准。

20xx年x月，投资20xx万元的任丘市美环垃圾处理厂正常投入使用，该厂设计容量xxx万立方米，垃圾渗滤液日处理能力达到xxx立方米。垃圾处理方式采用卫生填埋、进行无害化处理。

20xx年，任丘热电xx万超临界供热工程x号、x号机组正式投入运行。该项目是国家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重点支持项目―华北石化油品质量升级项目的配套工程，承担着为石化基地输送工业蒸汽和向市区、油区提供冬季采暖热源的任务。目前，热电厂热力管网已经取代了任丘市金盾华庭、梅园三期两个大型生活小区及华北油田四个服务处的冬季燃煤锅炉。

20xx年x月，投资20xx余万元的任丘市洁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投入试运行，该厂主要处理雁翎工业园区（南区）铝型材加工及酸洗带钢企业的生产废水。

三、在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中采取的环保措施。

1、强力推进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做到增产减污、节能降耗。目前，我市已有家企业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验收，计划到20xx年，完成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2、大力实施了工业企业“煤改天然气”工程减排，主要热镀锌和铝型材厂家淘汰了燃煤炉窑，改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燃料，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

3、严厉打击非法排污。我局已连续七年开展了“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违法排污行为。今年以来，我局进一步加大非法违法排污打击力度，连续开展了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三查”行动、环境整治集中行动、坑塘沟渠专项治理、中高考禁噪、秸秆禁烧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使我市突出环境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重点行业环境达标水平显著提高。在今年x月开展的环境整治集中行动中，我局共出动监察人员20xx人次，排查企业xxx家；限期整改xx家；行政处罚xx家；停产治理x家；依法关停xx家；对x家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公安部门立案xx起；刑事拘留xx人；取保候审x人。电力局断高压xx户；断低压xx户；处理违约用电xx家；移送公安局x家，有力地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

4、积极开展生态创建工作，加快推进生态市建设步伐。目前，我市已完成了x个国家级生态村和x个省级生态村创建工作，20xx年xx月xx日，完成了梁召镇和辛中驿镇环境规划的论证验收；20xx年xx月xx日，完成了石门桥镇和议论堡乡环境规划的论证验收。20xx年，苟各庄镇、长丰镇生态环境规划正在编制中，西环路办事处宋庄村创建国家级生态村和辛中驿镇创建省级环境优美城镇的工作已全面展开。

5、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工作。20xx年x月，xxx村等x个村庄通过核查验收。今年，对中华路办事处、北各庄、张桥、徐庄、芦各庄、西凉、八里屯、北五里铺、东西八村等xx个村进行了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目前，完成了各村污水管网和生活垃圾暂存点建设。

1、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中践行生态文明，加快推进生态村、镇创建活动、抓好示范样板建设，同时加紧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督促检查，常抓不懈。

2、开展镇（村）环境综合整治。投入专项资金对镇（村）生活污水、垃圾、畜禽养殖等进行综合治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并实现制度化、规范划，常态化管理。进一步完善乡镇农村垃圾收运系统，使各镇垃圾收运逐步向村社延伸，逐步形成“户分、村收、镇运、区中转、市处理”格局。逐步提高行政镇（村）的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圾定点收集无害化处理率、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理率。

3、加强城镇工业污染防控。严格环境准入，严格审批进程，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对民生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再提速。对各乡镇辖区内工业企业实施综合整治，强制性推行污染治理，严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无治污技术的企业坚决不予审批。对已经存的落后企业，加大监管力度，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对治理无望的坚决关闭，保证各排污单位依法排污。

4、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积极探索农村环境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环保工作体系和长效管理考核等长效机制，推动镇街及涉农部门协作，齐抓共管。

新型城镇化调研方案

新型城镇化调研报告

新型城镇化领导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20xx年“安康杯”竞赛活动动员大会，目的就是通过对活动进行全面部署，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统一思想，付诸行动，增强职工安全意识，提高职工的安全文化素养，激发职工做好安全工作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的安全生产水平全面提升。

第一，以贯彻新《安全法》为契机，切实把竞赛活动落实到安全生产日常工作之中。

要充分认识发展经济与安全生产的辩证关系，必须把抓好安全生产当作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民生、稳定大局的头等大事抓在手上，落实到管理制度当中。坚决禁止重生产、轻安全，盲目上项目、抢工期忽视安全的行为，特别是要严厉打击违法生产，杜绝不依法履行“三同时”的现象发生。各地和各级竞赛组织部门，要紧密结合本地、本部门和本行业的安全生产实际，把竞赛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与企业文化建设、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工思想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安康杯”竞赛与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制度落实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要将“安康杯”竞赛活动与“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唱响“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安全文化主旋律，开创安全生产工作的新局面。这是贯彻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总局关于开展20xx年“安康杯”竞赛活动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是适应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保证稻河古街区顺利向前推进的需要，也是保证民生工程安全稳定发展的需要。

第二，以落实“一岗双责”为依据，把竞赛工作纳入安全目标责任体系之中。

加大“安康杯”竞赛活动的宣传力度，加大“安康杯”竞赛活动的组织力度，加强基层工作的难度，把坚持“凡是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参加竞赛、凡是开工的工程项目和单位必须参加竞赛”的原则与“一岗双责，党政同责”落实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把易发、高发事故的建筑施工班组作为重点、纳入竞赛活动中来。公司“安康杯”竞赛小组办公室将按照公司安全目标责任制考核的要求，对20xx年竞赛目标进行量化分解，各施工单位，同样也要把竞赛工作纳入本公司、本工程的安全目标责任制之中，统一部署，统一管理，统一考核，强力推进。

三、认真落实和强化安全工作措施，确保实现安全生产。

开展“安康杯”竞赛和“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现安全生产。为此，根据公司的实际，我们要突出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1、要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年活动。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宣传、贯彻、落实工作，通过学习班、安全分析会等，组织学习上级有关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指示精神，并结合公司、部门生产实际，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和工程施工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体系，通过“危险源辨识”、安全大检查”等系列活动，做好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完成年度“隐患治理年”工作任务。

2、要深入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安全性评价。安全标准化和安全性评价是今年安全工作的中心任务。要以“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目标，加强安全标准化建设，改善作业环境，消除事故隐患，努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3、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务求实效。围绕“安康杯”竞赛活动和“安全活动月”的主题，各项活动都要结合实际，务求实效，防止和反对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摆花架子、走过场。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各项活动，明确责任，抓好落实。各部门要提高警惕，紧紧盯住安全生产的薄弱方面和关键环节不放松，强化措施，集中力量，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通过动员、组织广大职工群众，做好“安康杯”和“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各项工作，夯实安全基础，强化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和素质，增强防范事故的能力，提高安全工作的实效性。

同志们，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让我们以党的“”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讲政治，顾大局，全面动员，积极行动，扎实开展“安康杯”竞赛和“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形成“教育倡安、制度建安、监督促安、文化兴安”的安全氛围，努力使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新型城镇化领导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多想智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所有来宾致以最美好的祝福和最真挚的问候，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丰收的节日，是合家团圆、把酒邀明月的喜庆节日。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拥有共同的梦想和追求让我们凝聚在此。在这个唯美的夜晚，大家会有身处异乡的思念，但我们更有融入这样一个奋进、温暖的大家庭而倍感欣慰与自豪。今天，让我们举杯邀月，把酒同欢，向支持和关心公司事业发展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首过去，我们一起共同走过，正因为多想传播拥有一群年轻朝气、乐于奉献的员工，通过他们的不懈的努力，才让公司如旭日东升，业绩节节攀升，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与成就。截止8月，我们已成功策划并执行40多场大中型公关活动，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营销案例。多想传播涉猎行业多、覆盖面广，新颖的创意和一流的执行团队赢得了众多客户的好评，逐渐在行业内树立起典范和标杆，成为福建省内优秀的公关公司之一。在地产行业，我们主要的合作客户有：万达、世贸、中骏、万科、润柏大都会、光明城等;鞋服行业合作伙伴有：虎都、柒牌、abc、杉杉、奥康、富贵鸟、浩沙等;快消行业有：百威、雪津、喜力、恒大等。

在今年，我们为柒牌请来男模—张亮出席新品发布会，请来明星屠洪纲为柒牌晚会献歌;在奥康国际馆开业活动中，我们也盛邀当今最热门的都教授—金秀贤空降现场;在万达、世贸等地产活动中，华人好声音—吉克隽逸、玉女掌门—周慧敏、皇阿玛—张铁林等明星也倾情出演，掀起阵阵明星热潮;在山东济南，多想传播也成功举办了萧敬腾演唱。不仅如此，20xx年的多想传播放眼全国，走出福建，成功的在北京为杉杉男装举办年度表彰盛典;在温州，为奥康国际举办旗舰店开业盛典;在济南，为jasonwood举办明星音乐会;在杭州，为坚持我品牌举办牛仔厨房开业典礼等。今年下半年，多想传播将会继续前行，以厦门为总部，以福建为核心，不断进军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拉伸业务网点，辐射全国重点市场，逐步打造成为新生的传播力量。

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努力，多想传播成功掌握港澳台、内地、日韩近200名一手明星资源，与全国300多家主流媒体、30多家省级电视、70多家主流电台形成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在明年，多想传播也将独家代理一家优质的媒体机构，持续为客户提供最丰富、最优质的媒体资源。

20xx年，是多想传播迅速发展的一年，也是我们完美蜕变的一年。从原先的“多想公关”升级为现在的“多想传播”，就是为了顺应公司的主流发展和实现公司的美好愿景。在拥有良好基础和丰富资源的前提下，公司的主营业务版块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现有的服务板块有：活动管理、公共关系、数字营销和广告传播四大版块，从原先单一的服务内容升级为能为客户提供整合营销、公关传播的全案服务。

20xx年，多想传播即将脱胎换骨，踏上新的征程。公司的发展离不开血脉相连的员工们，相信在我们这群可爱的兄弟姐妹们的共同努力下，多想传播会羽翼丰满、展翅翱翔。多想、梦想、分享是我们公司的宗旨，相信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最后，祝福所有员工朋友们拥有更多快乐和更大的收获，祝福大家今晚好运连连，博得大奖，谢谢大家!

新型城镇化会议讲话

同志们：

这次全省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是在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xx届五中全会精神、抓紧研究编制“”规划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党的xx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理清发展思路，明确目标任务，抓住工作重点，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省委、省政府年初就开始调研准备。罗书记多次听取汇报、研究部署。省里邀请了国内外有影响的四家规划研究机构就湖北城镇化战略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深入调查研究、集中各方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下一步还将编制指导我省城镇化中长期发展的总体规划。罗书记亲自主持今天的会议并将作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来部署、来推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20xx年达到46.6%，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加快发展、快速推进的重要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出了新的部署。xx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期间推进城镇化的重点任务，除了在《建议》第五部分集中论述，还在“”发展的基本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等处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可见，加快推进城镇化意义重大，作用重要。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xx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国际国内和我省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和经验，充分认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一)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

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空间。xx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和供需关系调整，以及国内发展环境条件变化和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看，目前讲扩大内需，最大的内需是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因为城镇化既能增加投资，又能拉动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从增加投资看，城镇投资是全社会投资的重点领域，20xx年和今年1—10月，我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大体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93%左右(全国为86%)。另据有关方面研究，近些年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至少10万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从拉动消费看，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城镇消费群体，可以提高城镇消费水平并带动农村居民提高消费水平，可以带动服务业发展，进而促进消费升级。20xx年全省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725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294元，城市人均消费接近于农村的3倍，表明由乡进城消费明显增加。在20xx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构成中，市和县占79.5%，县以下占20.5%，表明城镇消费占全社会消费的大头。有研究表明，在现有消费水平下，城镇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总需求将增加1.2个百分点，直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4个百分点。综合起来看，城镇化推动人口和生产活动聚集，持续激发和释放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将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大的持久动力。我省作为人口大省，城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的空间还很大。

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还表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上。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没有工业，城镇失去依托，没有城镇，二、三产业就缺乏载体。一个城市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过程。城市需求，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有了人的聚集，生产要素就会聚集，有了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激荡，就会产生产业需求，产业才能搞起来。要坚持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同步推进城镇化。如果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既会抑制内需的释放，也会阻碍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对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今年年初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强调了“八个加快”，把加快推进城镇化作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xx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在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中，特别强调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可见，加快推进城镇化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影响着工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积聚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影响着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带动区域发展，影响着区域结构优化;城镇化决定城乡一体化进程，影响着城乡结构完善。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引擎。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由粗放开发向集约开发转变。地少人多是我们的国情和省情，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加快实施，适宜大规模开发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土地已成为影响区域发展最稀缺的要素资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实现集约发展，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总量的最大化，在有限的载体上做大经济规模。空间利用集约化最充分的体现是城镇化，城镇化把资源要素、包括人聚集到一个载体，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放大功能。城市就是一部激活、放大生产力的机器，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集约化发展。只有集约化发展，才能形成合理的城镇布局和形态，才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才能有效地发挥城镇功能，也才能用较少的资源要素消耗，取得最大的效益。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日本东京、大阪等几个大的城市群，走的就是集约化发展的路子。人口那么多，土地那么少，但城镇化率那么高，生态环境那么好。其经验值得借鉴。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土地开发、城市发展还是粗放型的，我省城镇数量在全国居第五位，但是城镇化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数量较多，并不等于城镇化率高，问题的关键是集约化发展不够。所以必须以加快推进城镇化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集约化发展。

(三)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钥匙。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必然途径。统筹城乡，必须把城市做大做强，把中心镇做大做强。否则，统筹城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就无从建立。加快推进城镇化，是城乡统筹发展要做的大文章，无城统不起乡，城小也统不起乡;有多大的城，就能统多大的乡;有怎样的城镇格局，就有怎样的城乡统筹发展效果。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推进城镇化。农业要把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做多、做优;农民要把人数做少、收入做高，农村要实现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这是“三农”工作的基本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的路子。城镇化既可以使农村富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也可以相应增加农民人均拥有资源量，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率，还可以提升城镇经济实力，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从发展实践看，城镇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湖北是农业大省，目前一半以上的人口还在农村，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利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生产要素和人口在空间上合理聚集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地区率先发展，在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同时，形成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有力地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区域城镇化水平决定和影响区域综合竞争力。目前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14.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19.8个百分点，这就决定了东部地区的区域竞争力强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也证明，县域经济发展走在前列的，都是城镇化走在前列的。全国百强县市中的前10强，城镇化水平都在60%以上，而我省县域经济发展前5名城镇化率平均值为33.9%，最高的大冶也只有40.8%。可见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是与城镇化水平密不可分的。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两圈一带”总体战略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深化对湖北省情认识的重要成果，目的在于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两圈一带”既是产业圈、产业带，又是城镇圈、城镇带。全面实施“两圈一带”战略，必须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为抓手、为支撑，以城镇化带动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五)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构建现代文明的驱动力量，是实现文明形态转变的必由之路。

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构成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共同承载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快速发展，推进社会文明形态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伴随着城市化逐步走向成熟阶段，推动社会文明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集聚，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更多的体现在城镇功能的发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等方面，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城市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超越，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目前普遍存在的城乡差别，不只是城市生活水平与农村生活水平的差别，本质上是生产方式的差别，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我们要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文明形态转变，构建现代城市文明。刚刚闭幕的上海世博会是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的成果。

充分认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目的在于牢牢把握和紧紧抓住城镇化进程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开创湖北科学发展新局面。

我们要紧紧抓住当前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的重要机遇，推动我省城镇化加快发展。所谓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新阶段，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人均gdp进入3000美元以后，城镇化加速发展。二是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城镇化加速发展。这是世界普遍规律。我省20xx年人均gdp达到3288美元，城镇化率46%，“”期末将达到52%以上。这两个标志性指标都已经达到和将要达到。这是加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

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对城市化进行新的战略布局的机遇，推动我省城镇化有序健康发展。国家制定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在“重点地区发展”这一章中提出要在中部地区培育武汉城市圈等城市群，作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增长极。同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加快推进。另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我国未来将构建“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优先发展三个特大城市群和八个大城市群，其中，沿长江通道横轴、沿京广通道纵轴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大城市群都与我省密切相关。这是十分难得的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及早谋划，主动对接。

我们要正确把握我省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增强加快推进城镇化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近些年来，省委、省政府一直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来抓，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城镇化水平保持了稳步提高的发展态势。20xx年到20xx年，全省城镇化率从40.5%提高到46%，在中部六省处于领先位置，基本形成了以“一主两副”(武汉市、宜昌市、襄樊市)为依托，以其他设区城市和县城、中心镇为基础的城镇化发展格局。最近20xx年，是我省城镇建设投入最多、城乡面貌变化最快的时期。特别是“”期间投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城镇规模逐步扩大。20xx年底，城镇人口、建成区面积分别比20xx年增长33%、50%;设区城市和建制镇的用水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等主要指标呈逐年上升态势，增强了城镇服务能力、供给能力，改善了人居环境、发展环境。但也应看到，我省城镇化发展也面临着严峻形势，表现在：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邻近省份的差距正在缩小;城镇数量较多，但发展质量不高;城镇化布局不尽合理，形态结构不够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欠帐较多，功能不够完备，等等。这些都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功能发挥和城镇化进程。处在新阶段，面对新态势，面临新机遇，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快推进我省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事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正是因为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在谋划出台指导意见、编制发展规划。在研究编制全省“”规划时，又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最近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意见》明确了“”期间我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城镇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确保在“”期间取得重大进展。为此提出以下七条要求。

(一)明确目标，增强信心。

目标是标杆，是旗帜，确立积极可行的目标，对加快推进城镇化至关重要。《意见》从城镇化率、人口转移、城镇布局三个方面明确了“”期间的城镇化发展目标。

从城镇化率目标看，“”前4年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相对偏低，今年预计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达到47%(全国预计47.4%)，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期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xx年城镇化率达到52%以上。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深刻含义，一是我省的城镇化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全省6000万人口有一半以上生活在城镇，将带来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就世界范围来讲，20xx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水平超过50%，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我省城镇化率将在20xx年达到50%，也具有标志性意义。从人口转移目标看，“”期间，我省将有3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平均每年60万以上，既带来发展机遇，也带来各种挑战。从城镇布局目标看，到20xx年，我省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将由6个增加到15个，中小城市由40个增加到50个左右，3万人以上的建制镇由46个增加到100个左右，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更趋合理和完善。上述这些目标适应了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顺应了人民群众融入城镇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既考虑了我省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又考虑了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并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衔接，是一个积极稳妥的目标。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分解、切实落实这些目标，通过强有力的工作措施，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目前，各地都在抓紧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省委、省政府分两片听取了各地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从汇报看，各地在确定“”时期发展目标时，都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目标，体现了各地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但还很不够，要根据《意见》要求和这次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完善城镇化发展目标和措施。

(二)规划先行，强化引领。

规划是决定未来发展的蓝图，对推进城镇化具有重要的先导和引领作用。规划带来的效益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带来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在世界各国城市化建设发展中，规划起着重要作用，如日本、韩国的城市化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上的成功，重要的是得益于高起点规划的引领。规划涉及长远，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尤其要做到规划先行，强化规划的引领作用，否则就会盲目无序发展，造成重大失误。规划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方面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也要向我们的先人学习。巴黎十九世纪的地下基础设施现在仍在使用。今年夏季我国南方遭遇暴雨洪涝，一些城镇“一片汪洋”，但江西赣州却没有出现内涝，原因何在?就是900多年前宋代赣州知府修建的地下排水系统——福寿沟，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相比而言，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因此，我们要舍得本钱做好规划，要拿出一个能管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规划。今年省里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四家知名研究机构来我省调查研究，帮助我们制定城镇发展规划，就是为使规划能达到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做好城镇化规划要特别重视三个环节。

一是全省城镇体系规划要体现集约发展理念。要按照城乡统筹、城镇带动、产业驱动、绿色发展、优化结构、突出特色的原则，构建以武汉城市圈为核心，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长江经济带为纽带，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城镇空间布局结构。总的要求是，坚持“一主两副”的总体格局，都市圈和大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镇三个层次协调发展，实现“大小多少”发展目标的城镇化工作思路。

“大”就是要把城市圈、城市群做大，把大城市做大，我省武汉市一市独大，首先是好事，有这么一个火车头，有这么一个龙头，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从结构上看，武汉是一个特大城市，它的辐射能力、带动能力强，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生产发展方式，是一种先进生产力，今后还要继续做大。但是，只有武汉一市独大不协调，还要把武汉城市圈做大;不光要做大做强武汉城市圈，还要把“宜荆荆”、“襄十随”城市群做大做强。

“多”就是要把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城市(县城)、中心镇做多。我们的现状是大城市数量少，50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数量少，20万人以上的县城、3万以上的中心镇数量少。全省城镇个数在全国位居前列，但城镇结构不优，除武汉市以外，其他省辖市均未达到100万人口，县城规模一般在10万人左右，建制镇平均人口不到1万人。规模效益较差的小城市和小城镇比重超过40%，由此导致全省城镇化率低。城镇规模过小，难以发挥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集聚效应和拉动作用，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难以得到有效配置。因此，要把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城市(县城)、中心镇做多。

“少”就是村镇要少。将一些小镇逐渐引导进到中心镇，让农民进入到一些规模较大的村。现在分散的自然村落，规模都很小，要花很大的财力通电、通路、通广播，成本太高，实际上是巨大的浪费，要转变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的历程表明，城镇化的过程，是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也是小村镇自然淘汰的过程。我们要顺势而为。比如鄂州，村镇原来是300多个，经过城乡一体化试点减少为100多个，这样的做法体现了集约发展的思路，各地要学习借鉴，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做到。

“小”就是人均占地规模一定要小。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一定要缩减人均占地规模。我们是人口大省，也是农业大省，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三峡工程库区、南水北调水源区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七山二水一分田”，可开发土地资源非常有限，要严格控制人均占地规模。要通过规划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二是跨区域城镇发展规划要体现组团式发展理念。我们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是走原来分散化的城镇化道路，而是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道路。城市圈、城市群、城镇带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形态和发展趋势，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所以，跨区域城市发展规划一定要体现组团式发展理念，也就是要强化城市圈、城市群、城镇带的概念。全省适宜开发的国土空间有限，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城镇化，只能在一些发展条件较好、人口密集、城镇密布的地区集中展开。从全省城镇格局看，就是要把做强武汉城市圈、“宜荆荆”和“襄十随”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同时要在沿江、沿路等城镇密集地区规划建设城镇带，以此带动全省城镇化发展。此外，还要配合国家和周边省市在更大区域谋划城市群发展，如长江中游地区城市群。

三是城镇规划要体现统筹协调理念。城镇化不仅只是为了推动城镇本身发展，而且要以城镇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因此城镇化规划一定要体现统筹协调理念。不仅要反映人口和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聚集，也要有先进生产要素和先进文化由城镇向农村辐射，使城乡逐步走向交融，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

要以市州和县域为单位编制城乡一体化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城乡居民点和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事业发展，为城镇发展预留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要做好城镇发展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等规划的衔接，要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和调控作用，保证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城镇环境决定城镇形象，生态文明是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要求，人居环境是体现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全省各地要以创建生态园林城市为抓手，加快推进宜居城市、生态城市、园林城市、文明城市建设，努力建设宜居宜业的一流城市。

一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城镇发展道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鼓励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倡导健康、节约、环保的建设模式和生活方式，把节约用地放在突出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房子不是越大越好，路不是越宽越好。优化城乡能源利用结构，大力发展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规模和水平。严格实施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积极推广再生能源和墙体材料革新、散装水泥发展。坚持公交优先原则，发展节能环保型公交车和电动汽车。推行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推广普及先进适用的节水工艺、技术和器具，鼓励中水回用和再生水利用，大力开展“节水型城市”创建活动。

二是要切实抓好城市污水、垃圾、噪音和大气环境治理，使城市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大力开展减排治污，逐步降低城市污染指数。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加大城市建设项目规划环评落实力度，从源头控制新污染源产生。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提升污水处理工艺，加强运营监管。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多渠道筹资、多元化投入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加大机动车尾气、城镇工业污染、建筑扬尘和噪声等综合治理力度。

三是要广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着力整治设施不配套、功能环境差的旧城区、旧居民小区。引导支持“城中村”加大改造力度，农村村庄环境整治要以建设宜居村庄为目标，严格生态保护，推动清洁生产，加强水环境治理，完善垃圾收集处理机制。

(四)产业支撑，“双轮”驱动。

城镇化的核心和关键是产业发展，要把产业支撑放在城镇化的首要位置，通过城镇发展带动产业集聚，通过产业发展完善城镇功能。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化行之不远，这是我省部分历史名镇做不大的主要原因。有了工业基础，没有城镇载体，工业就缺乏配套产业和服务业支持，要么舍近求远到外地寻求配套服务，要么自我配套，形成企业办社会，“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模式，最终工业的竞争力也会大大下降。这是我省部分工矿企业曾经经历过、有的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城镇化必须要有产业支撑，同时要通过城镇化促进城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工业化、城镇化，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共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工业化与城镇化这种互动关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我省目前工业化发展进入中期阶段，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在这一时期，既要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又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并要更好地促进“两轮”协调并进，形成共振效应。我们讲城镇化要以产业化为支撑，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我们讲工业化要以城镇化为载体，就是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目前正是我省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黄金时期，我们要把这篇大文章做好。

(五)强化功能，提升品位。

城镇功能除了产业功能外，还包括公共服务功能、居住功能、生态环保功能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强化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经验表明，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强化城镇功能，提升城镇品位，也有利于克服城镇发展中带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城市病”。

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市政公用设施水平和运行效率。提高城市交通整体效能，构建以轨道交通、城市快速通道为主动脉，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为支管，以单行道、小街巷和人行过街设施为毛细管的城市道路系统。加强城乡供水设施建设与改造，完善供水网络，确保20xx年全省城镇供水普及率达到98%以上。加快燃气设施建设，提高燃气覆盖率和供应保障能力，20xx年全省城镇燃气普及率达到90%。完善供电网络，加强老旧电网改造，调整优化电源结构，健全分配电网和供电预警保障机制。完善信息网络，推进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大力发展电子政务、现代远程教育和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工程。

建立健全分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努力使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普通商品住宅。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城镇房地产市场主体，引导住房的合理消费，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对城镇周边的农村住宅、土地整治安置房建设，要统一规划、集中建设，严格控制城镇规划区范围内个人建房审批。不断改进住宅的性能和质量，推广节能、省地、环保型住宅建设，推行物业管理全覆盖。

强化公共服务功能，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加强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人口计生、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社会服务资源向基层和社区延伸。优化教育结构和布局，建立健全城镇就业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城镇防洪安保体系，完善防洪预警机制;建立地质灾害预防预警体系，科学规避地质灾害，加强抗震防灾规划编制。建立健全城镇应急防控处置体系，完善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预案。

(六)继承创新，彰显特色。

城市发展，文化为魂。湖北是荆楚文化发源地，三国文化、道教文化、首义文化、红色文化影响深远，历史遗迹众多。比如，荆州古城墙，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古城墙之一，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做好继承和创新的文章，塑造城镇形象，打造城镇品牌。广泛吸收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的先进理念，注重突出地域、历史和文化特色。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乡土建筑保护规划，重视历史文脉的传承、发展和展示，弘扬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提升城镇文化内涵，彰显荆楚文化魅力。

湖北有得天独厚的江河、湖泊、湿地和山林等自然禀赋，在城镇化发展中要加强保护和利用。加强城镇园林绿化，加强城镇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科学规划生态功能区。重点加强城市过境水系、周边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湿地、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构建城镇整体绿色生态网络，努力彰显“千湖之省”的城镇特色与魅力。武汉市的江滩改造工程、显山露水工程、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工程都是大手笔，很有特色。要充分利用好城市现有的山、河、林、湖等自然资源，努力把森林引入城市，花园引入社区，创一流生态环境。在城市扩规中，要科学规划，组团发展，有计划地保留林地、草地、耕地、湿地，避免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和无边际的水泥砖墙。

(七)科学理性，协调推进。

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城镇化既要把握机遇，积极推进，又要根据条件，尊重规律、科学理性、稳妥协调、健康有序，决不能搞大轰大嗡运动式的推进。当前，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稳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对一时难以落户的农民工，也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到城镇安居乐业。要按照完善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的要求，从覆盖全省的省域城镇化总体规划入手，科学构建全省城镇发展体系，健康有序地推动各个层次的城镇化发展。

三、加强组织领导，创新体制机制，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强有力保障。

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既面临有利时机和难得机遇，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是对我们执政、行政能力的考验。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立足湖北省情，借鉴国内外经验，全力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各级各部门必须把推进城镇化作为重要责任，进一步加强领导，创新体制机制，为积极稳妥、健康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财政支持政策要对区域中心城市、重点中心镇、特色镇的发展予以重点倾斜。各级各类投入到县级的财政资金要整合捆绑、统一使用，发挥资金最大效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运用多种模式参与小城镇建设和村庄整治。支持县(市)和小城镇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采取市场方式设立城镇建设投资融资平台。

(二)创新城乡管理体制。

进一步理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体制，建立城乡一体、精简高效、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的城乡管理新体制，提高管理效能。建立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主要内容的规划管理机制，强化规划的集中统一管理。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把社区管理摆在城市管理的突出位置，积极推进“城管进社区”，强化区、街(镇)政府的管理职责，保证街、居两级工作经费。创新城市管理手段，完善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县级人民政府应依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明确县、镇的村镇规划建设管理职责，提高管理效能，防止执法管理缺位。

(三)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探索节约集约用地新模式。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推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转。在国家批准的试点地区，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定居规模相挂钩、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与当地土地开发和整理数量相挂钩的机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重点向中小城市和3万人以上规模的城镇倾斜。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试点，建立区域统筹流转的土地利用机制与制度，探索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试行集体土地资产化管理，允许试点地区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集体建设用地进入统一的土地市场。在农村新型社区和中心村建设中，按照尊重农民意愿、封闭运行、规范管理的原则，搞好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四)稳步推进户籍及其配套制度改革。

在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以合法固定住所和相对稳定的职业或合法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改革户口迁移审批制度，简化户口审批手续。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户籍管理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建设。

一要健全工作机制。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做到领导落实、责任落实、措施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重大问题亲自抓，主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措施亲自督促落实。

二要形成工作合力。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能，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要强化大局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省城镇化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研究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制定有关政策措施。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及时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经验，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城镇化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要健全考核机制。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专班，定期对城镇化工作的进展情况开展督查。对工作进展明显的要表彰激励，落后的要通报批评。每年召开一次新型城镇化现场工作会议，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推动发展。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人才队伍。

同志们，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和这次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推进我省新型城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实施“两圈一带”战略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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