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瘾（专业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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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观作文

创作主体对文体的选择是一种最自觉最积极的行为，具体而言，创作主体的人生履历、学识涵养、人格情怀、个性气质等牢牢地制约着他的文体意识。冰心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冰心全集》自序中说：“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统观冰心一生的创作，她之所以对散文这一文体情有独钟，就在于这一文体独有的朴素、静和的美学特质最容易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设起一座思想与情感的桥梁，最利于负载冰心澄澈、温润、仁厚的心性。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的名言揭示了创作心理的一条普遍规律，更切合冰心的创作初衷。在7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冰心一以贯之地将爱作为文学母题、价值尺度和精神旨归，以爱心为文心，以布爱为使命。“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寄小读者•通讯十九》)于是，亲朋之爱，自然之爱，童真之爱就成为冰心在散文创作中布爱的三种具体形式。无论哪一种爱，冰心都真诚地表达了社会最基本最朴素的精神诉求。冰心之爱，决非抽象空洞的理念，而有着真切的内容、真挚的情感、炽烈的情怀和生动多样的形式。例如在《寄小读者》中，冰心纵情歌唱母爱的.博大、无私和永恒，虽说因主观感情的浓烈而夸大了母爱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神奇伟大，但冰心并没有将母爱囿于人伦亲情的范围，而是将它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典范和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冰心笔下的母爱在艺术表现的层面往往达到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审美效果，如《往事》之七的篇末点题：“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着重阐发母爱抚慰和庇护心灵的普遍意义，丝毫没有宗教式布爱的说教和夸饰，而是将思想旨趣隐匿于生动鲜活的意象之中，营造出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

当然，在“爱是有阶级性”的学说甚嚣尘上之时，冰心文学中的“爱”一度被指责为无原则的“泛爱”也就在所难免了。需要说明的是，冰心早期散文确有泛爱倾向，以为爱是人类的天性、世界的本质，是永恒普遍、博大无私、同质等量、无须分辨的。这显然不能为那些习惯用阶级分析方法看待文学艺术的论者所接受，在他们看来，冰心笔下的爱当然是抽象虚幻、遥不可及、难以认同的。事实上，并非冰心的认知水准不能达到从本质上辨认美丑善恶的高度，诚如她自己所表白的，“人世的黑暗面并非没见到，只是避免去写它”，因为“这社会上的罪恶已够了，又何必再让青年人尽看那些罪恶呢”(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见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

在人类早已步入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冰心文学作品中爱的对象、爱的内容和爱的形式，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冰心之爱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消解其积极的意义。相反，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现实面前，在“爱已成为往事”的今天，我们不仅倍加珍视冰心老人赐予人类的爱，而且，冰心之爱无疑能给我们寂寞、冷清、甚至恐怖的精神家园带来一定面积的生机和温暖。

“创作总根于爱”，是人文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直接显现。尽管如今“人文精神”成了时髦艺术家的口头禅，但真正“根于爱”的创作却每况愈下。当今文学创作中，把肉麻当有趣，视庸俗为通俗，甚至“以突破禁区”为幌子大肆渲染暴力、色情、恐怖的作品为数不少，“创作冲动”变成了“利益驱动”，作家的人文操守、道德良知、社会责任和艺术使命已沦为名利的奴婢，以此反观冰心毕其一生矢志不渝地坚守的文学观，其意义便足见一斑了。

二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刘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文心雕龙•定势》)的创作论旨在强调创作主体的情感与文体和文体与谋篇之间的特殊关系。冰心的散文创作正是对这一理论的积极实践，她始终追求意到笔随、情文并茂、形神兼备的散文美。冰心一贯强调情感积累对文学创作的驱动作用，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对于风格的决定性作用，她认为：“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袭的语言，乃是代表他自己的情感的独特语言。”(《关于散文》)冰心始终恪守这一准则，从不肯“不自然地，造作地，以应酬为目的地写些东西”(《寄小读者，通讯十六》)，从而确保她的创作真正做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综观冰心一生的创作，我们不难看出她的众多散文篇什都是“为情而造文”的典范之作，体现出情至文生，笔随心到的创作心理机制。正如冰心自己总结到的，“如《南归》，我是在极端悲痛的回忆中写的，几乎不经过思索，更没有炼字造句的工夫，思绪潮涌，一泻千里!又如《寄小读者》，执笔时总像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子站在我面前，在笑，在招手……又如《往事》，那都是我心版上深印的雪泥鸿爪，值得纪念，不记下可惜，这又是一种。还有的是一人，一地，一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久久不释，如《尼罗河上的春天》，《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一只木屐》，写来也很自然而迅速。此外为追悼朋友之作，也不需要打什么稿子，顺着自己的哀思，就写成一篇文章。”(《冰心散文选•白序》1982)。

《寄小读者》不仅是冰心“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创作观的最佳显现，而且是“冰心体”成熟的显著标志。这个时期的冰心客居异邦，“书信体”是冰心心性对体式的最自觉的选择。这种选择帮助她设定了与小读者谈心的角度、姿态和口吻，既利于抒发作家的游子情怀，又给人亲切、温馨、自然的审美享受。不做作，不矫揉，清纯洁雅，文心如人心，这就是冰心散文的独特美质。

“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揭示了文学创作中情感与文体，文体与文势之间的微妙关系，无疑是文学文体的生成正途。冰心的创作正是对这一文学观的积极继承，对我们今天在文学创作中如何把握和处理情与体、体与势的关系问题，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言必已出，情尽乎辞。

郁达夫曾概括评价冰心的散文“意在言外，文必已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应当说是切中肯綮。语言表达是语言风格的外在表现层面，同时也是作家在长期的实践中诸多因素如学识涵养、个性气质、时代精神等的有机整合。冰心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唐诗宋词、“八大家散文”、晚明小品谙熟于心，她的创作初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现代散文以打破旧规自创新体为主潮，冰心躬逢其盛，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托付于现代美文，以独创的“冰心体”为新型散文树立了一种风范。冰心一贯坚守“言为心声”的古训，认为散文创作是“感情涌溢之顷，心中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话怎么说，字就怎么写;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思想感情发泄完了，文章也就写完了”，以此写出的散文是“最单纯，最素朴的发自内心的欢呼或感叹，是一朵从清水里升起来的‘天然去雕饰’的芙蓉”(《垂柳集•序》)。纵观冰心散文，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的篇什，无一不是情至文生、意在笔先、意到笔随、率真见性、自然天成的产物。因政治和时代原因，冰心也曾写过一些“镀金莲花似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垂柳集》序1982)，对此，冰心以“努力出棱，有心作态”严加自责。论及散文的语言，暮年的冰心更是融注了创作和生活的双重体验，她说：“我以为散文的语言应如同老朋友在林中散步，灯下漫淡那样。”(《关于散文》)。

文学创作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传情达意的精神劳动，因此，情与辞的关系问题历来为人们关注，于是便有了“情尽乎辞”、“情溢乎辞”和“辞溢乎情”诸种差别。冰心也曾有过“情溢乎辞”的创作情形，她比较自己代去国前后的散文是“去国以前，文字多于情绪，去国以后，情绪多于文字”(《寄小读者•通讯十六》)，但她努力克服情与辞的矛盾，自觉追求“情尽乎辞”的创作境界。当今文学创作中，冰心自责过的“镀金莲花”并非罕见，“辞溢乎情”的现象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尤甚，即便是那些所谓名家的散文，也缺少浑然天成、自然无迹的篇什。而在普通作者的散文创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情与辞的矛盾，或语言干瘪生硬，缺少情韵，或感情泛滥，矫揉造作。如何处理好情与辞的关系，冰心的创作见解与实践已经给了我们太多有益的启示。

我的文学观作文

大约自中国文学理论界终于冲破一元文学观的藩篱，举国上下，一片多元论的呼声。多元，究竟是多少元？可是谁也说不清，有主张三元者，有主张五元者，有主张二十四元者，最多竟开出文学50元的清单[1]。总之，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观念性思维，陷于非理性状态：多元论等于不知有多少元；多元论有似乎等同于多样性；多元论等于杂乱无章，终于显示了西方后现代思维的某些特征。这是人类对文学的考察陷于盲目性的结果。其实这些看法并不合文学的事实。为了恢复对文学的理性的考察，上一章的新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同样适合于对文学的把握。老子提出的“三生万物”说，在文学艺术世界同样行得通。本章拟通过对中西文论中文学观念的梳理，揭示出人类文学观的三元状态，看能否以由三元论所代表的文学的有序多元论去取代后现代造成了的破碎无序的多元论，从而在文学理论领域重新恢复理性的光辉。

第一节哲理文学与哲理文学观的存在。

20世纪文学观念的混乱，虽然有非理性主义的干扰，同时也是由于过去人类对文学观的思考未臻精密有关。其中最明显的事实是古今中外，哲理文学大量存在，但是由于受种种偏见所致，哲理文学观念却长期受到质疑，因此，本书将首先为哲理文学正名。

一、对哲理文学的争论与文学哲理化倾向。

关于文学应当不应当表现哲理的争论，在发展到针锋相对、旗帜鲜明的程度。艾略特（t.s.eliot,1888-1965）作为一位现代主义理论家，他旗帜鲜明地倡文学的哲理性。他说：

这里明白无误地宣扬一种哲理的文学观，也许是艾略特作为诗人的经验和理想的自然流露，但却激怒了文学理论家。美国现代学者韦勒克、沃伦在其合著的《文学理论》第十章中写道：

这一连串的发难，真是气壮如牛。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着一系列的理论大师，都对诗的哲理本质观，表示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权威是黑格尔，他说：

这是激烈反对哲理可以入诗的例子。其实，中国古代反对哲理为诗的倾向还更为激烈，矛头直指宋诗。宋代诗人“以议论为诗”、“以理学为诗”，也并非全无可读者，而宋诗受到的攻击更是铺天盖地。首先发难者当推南宋文论家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

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

严羽的对宋代哲理诗的全盘否定，掀起了全面否定宋诗的怒潮。刘克庄在《吴怒斋诗稿跋》中进一步批判道：“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后人多鹦鹉学舌，一片臭骂。如谢在杭在《小草斋诗话》中说：“作诗第一等病是道学，宋时道学诸公，诗无一佳者。”清代王夫之甚至说，“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从此，宋代无诗论甚嚣尘上。

然而明清之际，反对严羽，为哲理诗辩护的思想，亦十分激烈。钱谦益、冯班、叶燮、朱彝尊、毛奇龄、汪师韩等，几乎群起而攻之。钱谦益骂严羽的论调是“涂鼓之毒药”，冯班称严羽之说为“呓语”。这些人中唯以冯班、叶燮批驳最力。冯班写道：

这里对严羽原意的理解，似有不太准确之处，但他将严羽反对以哲理为诗的态度，批驳得还是深刻的，主张给哲理诗以一定的地位的做法是旗帜鲜明的。同样，叶燮也不满于严羽对宋诗的批判。他认为严羽的观点有违于风人之旨，相反，诗中言理，却可以达到极高的艺术至境。叶燮认为：诗这种东西，虽不能以直接说理的方式去作诗，但却可以通过含蓄的意象去表达，而且能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审美极境，它所表现的冥漠恍惚之境，就如老子理想的那种“惟恍惟惚”[6]的大道之美一样，是人类最高的审美境界。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诗中不能言理的谬误。（叶燮的观点，让我们在第四章再详细论述。）。

可见中国古代关于哲理文学观的争论像西方现代一样针锋相对、旗帜鲜明。但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理论家却常常无视这种争论，不愿意深思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争论，不愿深思哲理文学观和哲理文学是否是一种合理的存在，不愿意深思文学除表达情感、讲述故事之外，究竟是一种几元性的存在。过去是“反映生活”的一元论简单化了人类的思维，目前又以多元论的论调遮蔽了事实的真象。因此，弄清关于哲理文学观的争论，给旷古之争一个合理的答案，便成了现代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哲理化倾向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契机。

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哲理化倾向，已被许多理论家揭示。首先，它也是一个被中国理论家反复描述、感同身受的事实。资深学者叶廷芳先生在评论现代派文学倾向时写道：

近一个世纪（指[7]。

因此他肯定地认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哲学广泛进入文学，它引起文学形式和审美规范发生很大的变化”[8]。同样，青年学者刘小枫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惊呼道：

现在出现了新的哲学。哲学现状的特征是，哲学的最强大的影响不是来自体系，而是来。

他认为这些都反映了狄尔泰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宗教精神逐渐消退的时代，在科学思想和形而上学不断削弱人类的幻想力量的时代，“必然出现诗人与哲学家交换位置的情况”[10]。

而且，

他又分析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他写道：“在我们时代，艺术创作中的分析因素、理智因素的加强，使艺术和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了新的品格——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明朗化了，而哲学思想往往成为艺术描绘的直接对象。”[12]这种将哲学思想作艺术描绘的直接对象的做法，便是我们说的现代派文学的哲理化倾向，也许这个倾向太明显了，结果被后现代挖苦为“艺术变成了哲学武器”[13]。

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14]。

要画出“对事物的认识”，他继续解释说：“这并不是一种你可以把它抓在你手里的现实性。它更像一种香水——在你的前后、两边。香气到处弥漫，但你却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因此毕加索非常重视他的表现形式，但他的形式绝不是空洞的、非理性的，而是一种精心创造的能够表达其观念的手段。他又说：“每当我想说什么的时候，我就用我觉得应该用的那种方式去把它说出来。不同的主题不可避免地需要用不同的表现方法。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本身的演化或进步，而是意味着一个人想去表现的观念以及表现那个观念所用的手段。”[22]毕加索的艺术思想非常明确：（一）他的绘画是观念性绘画；（二）这是有别于“如实描写”的传统绘画的新形式；（三）画中无它，有的只是观念和观念的表现，所谓“观念”即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是哲理。这样，从我们对卡夫卡到毕加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实际上是人类现代史中非常自觉的哲理化文艺现象。

当然，现代主义这种哲理倾向的自觉，还应当与许多理论大师的倡导启蒙有关。作为现代派发端的象征主义，最有建树的理论家是保尔·瓦雷里（[23]。他说：

诗人有他的抽象思维，也可以说有他的哲学；我说过，就在他作为诗人的活动中，他的抽象思维在起作用。我这样说，因为我曾在我自己身上和其他好几个人身上观察到这一点。

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正确辩理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强得多。[25]。

以上三段话可以充分说明，作为象征主义的理论家，瓦雷里是怎样旗帜鲜明地倡导文学的哲理化倾向，瓦雷里的文学观，可谓货真价实的哲理本质观。然而这种思想并非仅属于瓦雷里自己，而是那个时代许多理论家的共识。

于是，不仅诗哲学化了，而且哲学也诗化了，几乎[26]所以诗人和艺术在人类重返存在之思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诗人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性，他写道：

由于诗人没有离开神性，即使他无缘居于存在的近旁，去歌咏“喜悦”，而是在无光的`世界，心怀忧虑，赤着流血的双足，去追求澄明消隐的路径，那么，他仍然是神性的显现。因此在神性逃遁的时代，人类只有倾听诗人的吟咏，才能走向诗意居栖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认为，特别是哲学家要自觉聆听诗人的述说，并要进一步阐发、传达诗人的述说。这是因为只有诗人才能向人们传达神性的消息和神的问候，指引人们返归故乡的路径。海德格尔又以神的口吻号召人类走近诗，去倾听诗人的吟哦。他说：众生啊，你们听一听，诗人以奉献生命来向你们发出充满隐秘的召唤，要你们成为倾听者，倾听诗歌，然后你们才能开天辟地第一次洞悉故乡的真谛。[28]通过这样的转述，也许未能描述海氏思想的全貌，但他的主要精神已十分明显。他分明已将拯救人类和哲学的重任寄托在诗学上。在他这里美和艺术都是真理在无蔽性状态的自行敞开和澄明，并与他的存在有统一性。说明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和艺术在本体上应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是用一种诗性哲学的方式在宣扬文学艺术的哲理本质观，否则海德格尔诗学观念将无以建立。这样，当萨特说：

当伽达默尔（[30]就不足为奇了。同时，哲学与文学联姻的现象也从来没有像。

然而，在历史的时代，如果我们从这种文艺现象中不能增加一些理论智慧，老是抱着单一的文艺的情感本质观的不放，那将是可悲的。20世纪现代艺术排山倒海的哲理化倾向至少能让人们发现，在文艺本质的多元事实中，其哲理本质观实属不可轻视的一宗。这还因为，它不仅表现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而且在中西文艺思想史的长河中，也贯穿古今，源远流长。

显然，在卢克莱修这里，诗的形式，诗的外衣，只能如蜜汁一样，包裹着哲理的内容，因此在他看来，诗本质上应是哲理的。

薄伽丘的意思已十分明显，文学不过是用来传达真理的一种特殊方式。英国诗人锡德尼（[39]仍然认为诗人和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做着同一项工作。

因此，首须爱义理：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义理获得价值和光芒。

他的所谓“义理”，一方面是指事物间的从属关系，比如物质从属于心灵，心灵从属于上帝，感情从属于意志，而意志从属于理性，因此理性决定一切，是诗的最高原则；另一方面，义理又是事物的一种内在关系，它表现为“真”，表现为一种普遍、永久的绝对真理。诗只有表现了这种真理，才能形成一种可爱的“真”，文学艺术的一切虚构，“都只是为使真理显得像耀眼的晚霞”。[40]因此，布瓦洛的文学观，归根结蒂不过是一种哲理的文学观。

由此看出，即使是在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高潮中，仍有人持哲理的文学观。

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理论家柯勒律治（[46]而雪莱认为“划分哲学家和诗人是极大的谬误”，他把莎士比亚、但丁和弥尔顿都称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并不主张诗歌与哲学完全相同，但是他确信，哲学之外没有崇高的诗歌。[47]这样，哲理性又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

在法国，早在启蒙运动时期便建立了浓厚的哲理文学传统。孟德斯鸠（[48]。狄德罗。

在今天，希望和理性都来纠正你的想象，因此只有合乎哲理的想象才能产生巨大的效果。

一切描绘景象的图景也必须启发人们进行思考，使人们感觉到诗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那一面。

因而她主张“诗歌应该紧跟上一切与思想有关的事物，紧紧跟上当代哲学的发展”。“要提高诗歌的效果，就只有用我们美丽的语言来表达随着时间日益丰富的新思想”。目前的时代，正是哲学渗入一切艺术的时代。所以她十分肯定地指出：哲学才是艺术的目的。她说：

总之，哲理成了文学作品内在质量和艺术质量高低的绝对原因。斯塔尔夫人表现了极为鲜明的哲理的文学观。在这样浓厚的哲理文学传统的熏陶下，象征主义首先在法国诞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的追述归结为一点，哲理的文学观，是贯串整个西方文学史的一个事实。但却至今没有引起人类足够的重视。而且，如果这一事实仅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种现象，它不被重视，犹可说也；而更值得深思的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贯串始终的事实。

三、贯穿始终的中国古代哲理文学观。

中国古代的哲理文学观，最早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其云：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过去对“诗言志”的解释，多依郑玄注。他说：“诗言志，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于是有人将此翻译为“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等等。[52]这种翻译有两点不通：其一，《庄子》之前的典籍中，“情”并不作“感情”解，这是因为，在原始公社制后期或奴隶制初期，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那时诗，是不可能像今天的诗一样表达所谓“思想感情”的；其二，这样的翻译，有点类似于今天讲的文学理论、类似于什么叫“诗”、什么叫“歌”这样的名词解释，这在当时隆重的虞舜登基的典礼上，与当时的崇高而神秘的气氛，与上下文的逻辑也极不协调。其实这里“诗”传达的并非“人之意志”，而是“天之意志”。诗歌只有传达了天的意志，经过人的反复咏唱，才能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而“神人以和”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平等的亲和关系，而是通过这种伴之音乐舞蹈的原始宗教形式，形成人对“天意”的全身心的信奉和适应，统一人的行动。[53]此处“诗言志”所言是天意的观点，并非我的主观臆测，可以从《墨子·天志》得到印证。其云：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在《墨子》的书里，“天意”即“天志”。那么，从《尚书·尧典》中此语的上下文看，既然“诗言志、歌永言”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神人以和”，那么此处将“志”理解为“神意”、“天意”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解开这个“疙瘩”，此文的翻译便通顺了，这里试译之：

虞帝说：“夔呀！我命令你主持典礼，来教育孩子们：让他们正直而又温顺，宽厚而又坚强，刚毅而又不粗暴，爽快而又不傲慢。让我们用诗来传达天意吧，用歌声把这上天的语言咏唱吧。要注意：歌声和咏言一定配合好，五音与六律要和谐，八类乐器要协调一致，不能使它们乱了次序啊！这样，我们人和神的意志才能一致而和谐呀！

夔接着发出命令，他叫了一声“於——”说：“给我把石钟石磬敲奏起来吧！”

于是：带着各种图腾面具的不同部落的人们（百兽），便伴着石钟石磬的节拍，跳起舞来。

在《周易·系辞》中，“天意”往往被称为“天下之志”。其云：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这种“天下之志”又常被解释为“天下之理”。其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这种“天下之理”又被称为“天下之赜”。所谓“天下之赜”，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疏解为“天下深赜之至理”。看来这种只有圣人才能发现的“幽深难见”的“至理”，就是所谓“天下之理”。《周易·系辞》又认为，“天下之理”或“天下之赜”就是“天之道”，或称“天地之道”。其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而圣人就是“明天之道”的“聪明睿智神武”之人。这种“道”，由于是一种幽深难见的“至理”，所以“系辞”中更有明确的界定：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种见解貌似有理，其实是很幼稚的。他们不知道，人类文化在巫术文化阶段是浑一的。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维柯（[55]显然，章学诚反复强调《易》与《诗》的相通性，是非常科学的，而今人大叫某某是哲学范畴，某某才是文学范畴时，不知他们在前人学术成果面前是否脸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进一步回答。

《周易·系辞》的这诸多解释，在荀子这里终于统一了起来，仅以“道”论之。可以说是对先秦文学观念的一次总结。《荀子·儒效篇》有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不逐者，取是以节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这段话，可以说是两汉之前中国古代艺术观的全面表达。其要点有四：（一）诗言志，“志”就是“圣人之意”。（二）“圣人之意”就是天下之道。唯物哲学家认为它是“自然之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的东西。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这种“道”。唯心哲学家认为它是天的神秘意志，“百王之道”就是它的的表现，汉代董仲舒就继承这种传统。（三）艺术和文化典籍——“五经”全是载道的工具，圣人就是传达天意或道的渠道。其中的文学观就是载道的、表达天意或至理的，概而言之就是“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说：“‘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56]，并非无根之论。（四）在《诗经》里，“风”“雅”“颂”全是载道之篇，言志之诗。这是先秦儒家哲理文学观最为清晰的最为肯定的表述。但是中国文学史家长期不愿承认这一确凿的事实，不懂中国文学史也有哲理文学观为主的时代，是“情志统一”论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搞得一片模糊。

进入汉代后，由于儒学的神学化，诗言志一般被阐释为神秘的天意或“圣人之意”，或者是将“志”等同于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

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他还说：“《诗》、《书》序其（按：圣人、天帝）志”，“《诗》以道志，故长于质”[57]。由于董仲舒认为，所谓“圣人”，就是“达天意者”。因此，当他传达天意时，也采用诗的形式，发言而为诗。他的这种哲理文学观，还可以从先于他的学者陆贾那里得到印证。其著《新语·慎微》中说：

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

原来在汉初人的眼中，“道”与“诗”，是一个表里关系。所以董仲舒既说：“《诗》以道志”，又说“《诗》以达意”。[58]这可以说是汉代官方对“诗言志”的理解。这一理解明显与荀子的观点一脉相通，也继承了《尚书》和《周易·系辞》的传统解释。总之《诗》言之“志”，与道、意（天意）是一个意思，或者说本质上是相通的，相同的。但一经《毛诗序》和郑玄的曲解，“情”与“志”便混为一个东西，歪曲了先秦儒家“诗言志”的文学观的本意，使儒家文学观的哲理内含受到阉割，失去了它的本来的意义。

魏晋六朝时期，文学艺术家们开始将文学和艺术当作为观道、体道的一种形式，后来则归结为一种明道的方式。这在玄言诗的语境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嵇康在其《赠兄秀才入军诗》中写道：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这首诗将琴（音乐）诗（文学）的存在的理由，变成了道家和玄学家的体道神游的生存方式。因此他们诗歌或琴声，不过是诗人玄学家“假物以托心”的方式而已。因此道家的哲理，玄学的议论便直接化为诗句。嵇康在其《琴赋》中写道：“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响以赴会，何弦歌之绸缪。”这种将庄子的诗化哲学直接化为诗句的做法，还表现在他的其它诗篇中，如名句：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59]。

操缦清商，游心大象，

倾昧修身，惠音遗响。[60]。

这里的“太玄”、“大象”，都是指玄学家追求的“道”之本体。这既是玄言诗的哲理文学观的体现，也是当时音乐艺术观的体现。成为全社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思潮。在这种哲理艺术观的影响下，齐梁间的文论家刘勰，虽不满于玄言诗的潮流，仍在其著《文心雕龙》中，大讲其“原道”、“征圣”、“宗经”、“正纬”，都是对中国先秦哲理文学观的诗学传统的强调。例如，他在《原道》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将“太极”（即道）视为“人文”（包括文学）的总根源。并进一步指出“道”是文（学）的真正本源、本体。其云：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这里指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可以说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次以最为明确的语言，界定了文（学）的哲理本质观，并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它是对先秦儒、道、易三家文学观的综合和归纳，上承万年，下启千载。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又在《答尉迟生书》中写道：“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也就是说，韩愈已将自己视为道的化身，因为他自幼读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64]。这里的圣人之“志”，就是上文中的“古之道”。由道郁积于胸，发而为文，“有诸其中”者，便是“道”，所以他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65]而韩愈的“道”，是力排佛老的，是更为纯正的儒家之道，是想继承孟子之后的儒家道统的，因此，这种哲理的文学观，主张的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亦是儒家的教化之道、尧舜之道。更是孟子那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中唐儒学复古主义的纲领。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另一古文运动的旗手柳宗元的呼应。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表现了他对“文以明道”观的赞成和执着。其云：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

柳宗元不仅理论上认为文以明道，而且自信地以为自己的文章是离道不远的。这里所说的“道”，与韩愈一样，也是儒家之道，他在《寄许京兆孟客书》中说：“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都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他还认为：文章的生命，是作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如果“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66]。意思是说，那些没有生命力的文章，都是没有按儒家的“导扬讽喻”的创造目的办事。要想自己的文章有生命力，就必须抱住根本，假“道”而为文。“道”才是其中决定性的东西。

在唐代，除了独孤及宏道说，韩愈、柳宗元的明道说，李汉还提出过贯道说。他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

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书事，《诗》詠歌，《书》、《礼》剔其伪，皆深矣乎。秦、汉已前，其气浑然。……司马氏已来，规范荡悉，谓《易》已下，为古文剽掠潜窃为工耳，文与道蓁塞，固然莫知也。

这位先生几乎否定了司马迁至唐的文学史，当然有失公允，但他为褒扬韩愈，而理清儒道之本源的良苦用心却诚然可嘉，其贯道之说，亦别为一家言。

宋代，是中国哲理诗再次成为主潮的时代，也是哲理文学观最为流行的时代。它的形成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宋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如柳开、王禹偁等导其流；其二，是宋代理学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之后对文学艺术的渗透。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

王禹偁将文章视为传道明心之作，视为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思想的精华。是一种主张文道合一，很有特色的哲理文学观。经过柳开、王禹偁等人的努力之后，虽对当时五代华靡文风有所打击，但由于他们自己的创作上成就不大，因之古文运动并没成气候，只是到了欧阳修登上文坛之后，宋代古文的复兴，才真算有了实绩。而欧阳修亦是一位重视道与文关系的人。他的重道以立文的主张，亦有相当浓烈的哲理化倾向。他在著名的《答吴充秀才书》中说：

（作文）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何患不至。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

他认为，作文之所以不能得心应手，原因就在“道未足也”，如果能不断地追求，重道以立文，那么，孟轲、荀子那样的境界，亦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欧阳修又认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修这样强调文（学）与道的关系，实际上是传统的哲理文学观的沿续。欧阳修不仅在提倡古文方面成绩卓然，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而他在宋代文学艺术的哲理化运动中的作用，却常为史家所忽视。其“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观点，等于在宋代哲理化大潮的潮头，树立了一面理论的旗帜，其影响是非常大的。

与古文运动的倡导的同时，渐渐地宋代理学诸家也翕然而起，成为宋代朝野主流意识形式，弥漫于全社会，文学艺术观念和理论受其影响自然是在所难免。宋代理学家中，一派是文艺的否定派，认为“作文害道”，“玩物丧志”；从宋初三先生如孙复、石介等，就重点阐发儒家的义理，对文学十分轻视，至周敦颐、邵雍和二程出，更对文学不感兴趣，进一步发展到否定文学的程度。另一派是南宋朱熹为代表，他们的文学观比北宋前期理学思想有所进步，不再对文学持否定态度，也开始注意到文学的审美特征。但不论北宋或南宋，理学家们都主张哲理的文学观却是一致的。

周敦颐（。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按，用），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周敦颐在这里从儒家诗教观出发，提出了他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他看来，只有载道之文，才是有益于教化的，因为它有“美”，能使人爱而传之，达到传道和教育的目的，因之，“诗”是儒家很好的教育的手段。文和道的关系，是“实”和“车”的关系，文学不能成一辆空车，而要载道而行，才有其用，如果不务道德，而仅为文辞的所谓文章，不过是技艺而已。显然，周敦颐根本没有把那些仅能抒写性灵的文学放在眼里。他所提倡的载道之文，不过是符合儒家诗教传统的实用文学，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文学观。但由于符合儒家传统，却很快变成为全社会承认的真理。而且，他对非载道之文的轻视和否定，在更为极端的理学家那里，发展成为对文学的全盘否定。实为宋代理学之耻，所以南宋理学家则有所纠正。其代表者是朱熹。朱熹不好驳斥前辈理学大师的“文以载道”论，却抓住了李汉的“文以贯道”论做文章。他认为李汉提出的“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有割裂文、道之嫌。“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67]文道既不可分，因此他主张文道一贯，道外无文说。《朱子语录》中记录了他的这一观点：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总之，文道为一，文便是道。这种不可分性的强调，显然已将“文以载道”论纳入他批驳的对象，只是没有言明而已。更由于文道贯一，因此凡为文者，就应议论理之是非，不议理之是非者，还能算是文吗？所以他在《与汪尚书》中明确指出：

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在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中无主，外无择，其不为浮夸险诐所入，而乱其知思也者几希。

按照这个逻辑，为文便要议论理之是非，就要表现道，也就是要表现理学的“义理”。这才是文（学）的目的。他进一步强调说：

这里再次强调“圣（人）因言以明道”，表现了朱熹对刘勰文学观的继承，它不仅是指散文的，也是指诗歌的。朱熹在《清邃阁论诗》一文中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人，已落得第二义。”这是因为，他强调诗歌创作，也要把体现“义理”放在第一位，要求以诗明道。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载：“公（朱熹）尝举其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盖借物以明道也。”罗大经的这则实录说明，“借物以明道”，或者说“借诗以明道”已是朱熹十分自觉的文学思想。为了使这一中国古老的诗学传统不被曲解，朱熹还特别将“诗言志”的概念作了厘定。这一点他是超越汉儒而恪守古道的。请看他在《答杨宋卿书》的论述：

熹闻诗者，志之所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

这句话中“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明显出于《诗大序》。但朱熹在引了两句之后，便戛然而止，而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略去。显然，这并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如前所述，先秦诗之言“志”，通于神意、天意、圣人之意，即道。这在荀子那里还是相当明确的，而到了汉儒特别是《诗大序》作者那里，就变了质，将“情”偷换了“道”在诗中的位置，或者说将“志”悄悄地解释成“情”了，这实际上是对先秦儒家文学观的公然背离。朱熹作为一代名儒，作为一位十分自觉的儒家哲理文学观的倡导者，不会对《诗大序》不合古道的这一做法视而不见，因而有意删除，重新恢复“诗言志”的古意，这也是朱熹作为理学大师的高明之处。而这一点，却为后代学者所忽略，这又是后人不如前贤之处。明白了这一点，朱熹的观点就变得十分易于理解了。他几乎已将诗的质量与其所表现的道（志）的程度联系起来，认为诗在本质上便是道的最高境界的体现。他的思路和逻辑，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艾略特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请看下述要点对比：

艾略特。

朱熹。

a.最真之哲学即最伟大诗人之诗的最好的素材；

a.诗者，志之所至。（诗是最高哲理的表现）。

b.诗的质量必须由诗中表现的哲学的程度来评定；

b.诗之工拙，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即表现哲理的程度来评定）。

c.诗人的地位也要由他表达哲学的高下来评定；

c.“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的人，才是可以称之为“古之君子”的伟大诗人。

古今中西两位诗人这样统一的哲理的文学观，真是罕见的，它是偶然的相通，还是必然的反映呢？这多么值得现代人思考啊！

朱熹此见还有一个最为明确的特点是反对情感论的混入，以保持哲理本质观的纯粹性。这一点在现代主义那里也有所反映，艾略特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写道：“理智无疑更神圣，而且较不受感情的支配”。[69]又说：“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情感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70]朱熹哲理文学观念对情感排斥态度，与艾略特也相通。

为了保持哲理本质观的纯洁性，南宋理学诗人真德秀还为诗下了一个特别肯切的定义：

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71]。

这可以说是宋代最清醒的哲理文学观的完美表达。也是元明清学者长期忽视的一个命题，更是现代学者很少思考的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所谓圣人之“义理”即孔孟之“义理”，也就是宋代理学之“义理”。朱熹曾反复强调对“义理”的表达，但他与俗儒的不同之处是，他是比较注意尊重文艺特点的。他在《答王近思》一文中说：

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

朱熹看来，只要诗人德足以达“高明纯一之地”，诗则不学而能之，这种诗因为有内在的真理华光四射，而词语愈美则愈能传达真理，因而也更加“可爱可传”。

因通物性与衰理，逐悟天心用舍权。

宜放襟怀在清景，吾乡况有好林泉。[72]。

又如《秋怀三十六首》之三，其云：

明月生海心，凉风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怀骤披豁。悟尽周孔道，解开仁义结。

这位雅爱山水的哲学诗人，由于直接在诗中说理，的确有诗味不浓之嫌，后人斥为“理障”也是有道理的。但由于他在理学界的威望，带动诗坛的哲理化方向，仍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二程，虽武断地以为“作文害道”、“学诗妨事”，但他们作起哲理诗来，尚能尊重艺术规律，亦有“理趣”盎然、兴味醇浓的佳作。如程颢的《秋日偶成》之二，其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化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此诗体验真切，虽有理语，但有理趣。将儒家的理想人生境界渲染得颇有诗味。朱熹更是一位成功的有代表性的哲理诗人。除其《观书有感》脍炙人口外，佳句佳篇甚多。绝句《泛舟》也大有深意。其云：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首诗也许吟哦的是他个人的体验。是说人生得意与不得意，并不靠自己的努力，时代提供的机遇是很重要的。时机一到，即使艨艟巨舰，也被轻轻托起，航行中流。其中成功者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当然也是劝那些未遇之士，要待机勿躁，练好内功，作好准备是必要的。深刻的道理全不用说出，用一意象便一切了然，可见他真是善于借物明道的诗人。

理学家们还有许多富有哲理的名句广为流传，显示了道学诗的智慧丰采。如邵雍的“弄假像真终是假，将勤补拙总输勤”；“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知人”。胡寅的“顺理以观皆成趣，会心之乐最难名”，王鲁斋的“时时涵泳味无味，句句研穷深又深”。朱熹的“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等等。

这样，理学家的崇高声誉和他们的哲理诗的创造实践，便造成了风靡全社会的哲理化艺术大潮。诗歌以有“理趣”为美，绘画以“深造理窟”[73]为荣，诗人画家皆以“借物明道”为务。风气所适，即使文坛巨匠也概莫能外。

苏轼声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74]。又认为作画必“深寓其理”，观画要“明于理而深观之”。

黄庭坚受理学思想影响，宣称：“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75]黄庭坚在评苏轼绘画时又提出：“观物必造其质”的观点，认为苏轼是“深入理窟”[76]之作。

王安石也认为：“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又在《答吴孝宗书》中说：“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显然，王安石亦是崇经重道之人。他主张新学要“有补于世”和“礼教治政”。这样便造成了宋代诗人，人人能为哲理诗的局面。同时还形成了两个哲理诗的审美范畴：“理趣”和“思致”。

宋诗主理，因此“理趣”的概念出现较早。《宋史》载，宋徽宗大观四年（。

可见北宋时期，诗文有无“理趣”，已成为学宫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此外，“理趣”的概念还出现在北宋画论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和韩拙《山水纯全集》中[78]，可见远在北宋，它便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批评术语，并非如钱钟书所说，是南宋陆九渊弟子包恢所言[79]。

“思致”也是宋人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其意义大约与理趣相近而更称赏智慧之美。这一概念首见《东坡题跋》卷五。苏轼说：

秦人有屈鼎笔，许道宁师之。盖分布涧谷，间见屈曲之状，然有笔而无思致。

许道宁是北宋中期画家，画山水风格独特，常有屈鼎之笔，风格以狂逸著称，时画“寒林平远”卖于汴梁。宰相张士逊曾赞美他的画名，有诗句说：“李成谢世范宽死，惟有长安许道宁。”苏轼是说许道宁画山水，师法秦地笔法，而意蕴上尚欠匠意。黄庭坚也以“思致”评画。他在《题宗室大年永年画》中说：“大年（赵令穰）学东坡先生，作小山丛竹，殊有思致。”而在《宣和画谱》中，评王维、董源、易元吉之画，皆以“思致”论之。直接用于评诗，首见于吕本中《童蒙诗训》，其中评苏轼诗句时说：

东坡诗如“成都画手开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皆穷极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到。

吕本中作为理学诗人和评论家，其“思致”，大约与“理趣”相近。之后南宋文论家，更把“思致”当成一个常用术语。陆九渊在论黄庭坚诗时说：“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卷三中，也用“思致”论诗。其云“近时胡仲方《落梅》诗云：‘目孤花鸟三更月，却怨楼头一雨风’，亦有思致。”宋末洪迈在其《容斋随笔》卷十五中，已用“思致”评小说。其云：“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说明当时“思致”范畴的使用已很频繁。

“理趣”和“思致”两个范畴的出现，正是宋代哲理的文学观高度成熟的标志。它是由审美理想的内在机制决定的。宋代之后，一般文论家和诗人已没有像宋代人这样自觉的哲理的文学观。一般主情的作家和文论家多采用恶骂的方式，企图否定宋诗的传统，如严羽、刘克庄、王夫之；也有能给哲理文学观和宋诗以一定地位的文论家和作家。但总体上看，还是主情的和历史的文学观渐占上风，能够宽容地看待哲学文学观和宋诗哲理化倾向的，实属凤毛麟角了。

明代开国之臣的宋濂，主张“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作文务在“明道”，“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80]这种观点，虽然仅能承袭前贤之论，但由于明初官方提倡程朱理学，因此在明初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其门生方孝儒进一步弘扬其师之道。他认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师其道而于文者，善学文者也；袭其辞而忘道者，不足与论也”[81]。之后，明代前后七子，其文学观一般都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由于严羽对宋诗的否定，他们不敢再肯定宋诗的美学价值，另一方面在意象观上，如王廷相、何景明等，又保持着文学哲理观的内核，以致于前后七子主盟文坛的近百年中，很少有人再敢说宋诗一句好话，惟有不在主流话语之中的杨慎（[82]。

三袁之中，袁宏道亦是有不凡眼力的评论家。他从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摹拟之风的立场出发，主张文学的创新性。他旗帜鲜明地宣称：

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

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

这种对宋诗的肯定，已包含着对宋人以哲理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肯定。特别是将宋诗看作是一种“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的独创，乃是相当明慧的历史眼光，十分难得。

此外，哲理的文学观，在明代小说理论中，亦有所反映。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分析过《西游记》的哲理倾向。其云：“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袁于令在其以“幔亭过客”之名写的《西游记题辞》中也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开始出现了哲理的文学观，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理论现象。

入清之后，由于钱谦益主张文学的历史本质观，黄宗羲倡导性情，王夫之张扬“诗以导情”，直到叶燮才表现出较浓的哲理化倾向，因前文已述。叶燮之后，沈德潜也是一位肯定哲理化倾向的文论家。他在《说诗晬语》中，首先替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做法作了辩解，其云：

这是沈德潜在主情的主流话语的包围中，作出的公允之论，说明他对宋诗主理的传统是有某些肯定的。其次，像叶燮喜欢用宋人创立的范畴“思致”论诗一样，沈德潜则更喜欢以“理趣”论诗。他评论说：

说明他对宋诗的主理，是并不反对的，而更喜欢有理趣禅意者。第三，沈德潜对“言志说”与“缘情说”的不同，独能保持一份清醒。他批评陆机说：

自孔颖达起，便以“情志一也”之论混淆了视听，将中国古代的哲理文学观和抒情文学观混为一谈，实际上是一重大的理论失误。但千百年来，很少有学者能辨此是非，唯沈德潜慧眼独具，哀叹自陆机起，就已“先失诗人之旨”，而使“章教”（即明道）的传统丧失殆尽。足见沈德潜清醒的理论眼光。他已发现，抒情，不是儒家传统。

翁方纲主张“肌理”说，实际上是主张用艺术形象去表达道学家的义理，是一种更成熟的哲理文学观。他在《志言集序》中说：

昔虞廷之谟曰：“诗言志，歌永言。”孔庭之训曰：“不学诗，无以言。”言者心之声也。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诗》之于文辞，又其谐之声律者。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渊泉时出，察诸文理焉；金玉声振，集诸条理焉；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诸通理焉。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

翁方纲从“诗言志”的原初意义考察起，绝不言一“情”字，这是他超越俗儒的清醒之处。诗者，在他看来，不过是“衷诸理而已”，也就是表达万物之“理”和儒家“义理”的东西。虽然它是通过“文辞”、通过“声律”、“金玉声振”而“美诸通理”的“肌理”，但它本质上与道学之理、万物通理并无二致，从内部看、本质上看也是“义理之理”，他的这种看法，与宋人相比，有更为成熟的地方，表现了人们哲理文学观的进步。

桐城派文论家多强调“义理”，尤以姚鼐的文学观，最具哲理倾向。他在《敦拙堂诗集序》中说：

夫文者，艺也。艺与道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

我的文学观作文

诗人柳宗元他的文学思想观点和创作实践，不仅引领了当时文坛的新风尚，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文以明道”说。

“文以明道”说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提出来的。“明道”一词，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勰早就提到过。柳宗元对刘勰“明道”说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及长，乃知”的意思，一是说明他通过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才慢慢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二是说明他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借鉴，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是一种文、道并重的“二元论”观点。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明道”，“道”借助于文章而更加鲜明，文章因为“道”而更加显著。它与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所讲的“文以载道”观点，把“文”当作“道”的载体，甚至看作纯粹的舆论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跟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讲的“文便是道”观点，主张“文道一体”，混淆了“文”与“道”的界限，有着更加明显的区别。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不仅在口头上宣讲“文以明道”，而且将其付诸于实践。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指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坚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国家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的理想，更为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他勇敢地拿起笔来，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愤怒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大胆宣传进步的政治观点;并继续高举散文的大旗，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赋，从而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华璀璨的一页。

“辅时及物”说。

“辅时及物”说，是柳宗元在《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一文中提出来的。“辅时”――即有利于、有助于时代;“及物”――即跟事物相联系。所谓的“辅时及物”，是在“文以明道”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贴近现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主张文章要“衔毕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反对“诡奇”等为争一句之奇而穷思力索，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柳宗元极力提倡“辅时及物”，他本人也撰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如：脍炙人口的《捕蛇者说》，揭露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竟然比异蛇还要厉害“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驳复仇议》针对徐元庆替父报仇的案件，从“刑而后旌”和“亲亲相仇”两个方面，提出“刑”或“旌”必须符合国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当旌则旌，但必须刑旌分离，二者不可同用于一人;同样“亲亲相仇”者也是无视国家法典、无视客观实际的错误行动，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达到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目的。《敌戒》阐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指出“敌去而舞”将会招来更大的祸害，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危，希望宪宗不要“废备自盈”。事态的发展果不出柳宗元在文中所料，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就被宦官等杀掉。文章反复地阐述了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转化的道理，体现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褒贬讽谕”说。

“褒贬讽谕”说，是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褒贬讽谕”说，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文体，他将所有的文章、作品，笼统地归纳为以“褒贬”为主的和以“讽谕”为主的两个大类。

柳宗元在这篇序中指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他认为，文章的作用，就是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采用比兴的手法来进行讽刺劝戒，给人以开导启发罢了。虽然语言粗俗的文章也足以采用，然而缺少文采，毕竟难以震撼人心，不能给后世留下示范的作用。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淹没无闻，君子是不愿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探求写文章的根本，一定要在文采与内容相结合这条路上走下去才能成功。

他接着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

柳宗元这里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非文学的“著述”和艺术文学的“比兴”之作。他把传统的五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书》《易》《春秋》等政治学术著作，另一类是以《诗》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著作，说明柳宗元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认识比较清楚。他认为：前者以论述政治、哲学、历史问题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结构完整、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以运用比喻、寄托、联想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虞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三颂”等诗歌，它的主要要求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优美，才适宜于传歌诵与流传。

柳宗元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几乎背道而驰，因而历来作者大都只是有所专长，而难得有兼擅两体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必定技艺成熟，达到了“专美――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种擅长著述和擅长比兴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学和雅乐极盛的时代，也属于“凤毛麟角”，很难同时产生。

柳宗元对这两大类文章的区别，不仅认识非常明确，而且“兼擅独到”。而真正做到了“褒贬讽谕”两相宜的，不是别人，正是柳宗元自己。

“四态”说。

“四态”说，也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四态”――“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即“轻率之心、怠惰之心、昏聩之气、骄矜之气。”此处重在强调写作态度。

柳宗元在文章中说：“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他的意思是说，我平常喜欢发表议论，写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以为是。我每当写文章时，从来不曾敢掉以轻心，担心过于轻浮而不深沉;不曾敢轻视懈怠，担心过于松散而不严谨;不曾敢辞意模糊混杂，担心意义不明确而产生歧义;不曾敢以骄傲矜持的态度来进行写作，担心过于傲慢而强词夺理。

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明确指出：“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颏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由于文章难写，所以绝不能自以为是，必须十分郑重、严肃认真、头脑清醒、谦和善待，保持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把写文章看作立身立言的大事业来做。这样，柳宗元不仅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重大意义，而且深刻体察到作文的艰难，从而也就能把它当作人生的大事业来做，并且竭尽心力去做好。他深知写作成败的关键除了学力即内容的因素之外，还有文辞即表达方面的因素，所以他对于具体写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和认真。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他认为，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文章艺术手法应当丰富多彩，通过综合运用“抑、扬、疏、廉、激、固”六种写作手法，可以起到“奥、明、通、节、清、重”六大作用，使作品更加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脉络通畅而不一览无余，蕴涵丰富而又简洁明快，清新活泼而不轻浮，内容充实厚重而不呆板。注重学习和借鉴古代文化遗产，充分汲取各种优秀作品的不同特色，加以融会贯通，博采众家之长，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与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的任务。

我的文学梦

小时候躺在妈妈温暖怀抱里聆听伊伊呀呀睡眠曲的日子早已烟消云散了。

童年沉醉在紫色秋千上荡悠悠的快乐已不再重复了。

再长大些，教室里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活伴随我们的毕业已离我而去了……所有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

而如今，我学会了月朗星稀的夜晚享受诗的年华，学会了细雨蒙蒙的秋日轻唱年轻的旋律。真的，生活的自然，自然的真谛，常常令我不能自已，我常暗自悲叹自己无法用手中彩色的画笔去描绘这份激情，我也没有心绪背起吉它去做个流浪的陌路人，但我喜欢一张纸，一支笔，一种超然脱俗的境界。

于是，我和文学结缘，一切随缘而来。

不上课的日子，我会追忆《红楼梦》，考完试，我大可不用担心成绩单上的风云变幻，轻轻打开《红与黑》，我沉缅于上一个世纪中。如果说有理智的疯狂是一种执著，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疯狂。疯狂地涉猎中西文化丰富的艺术营养。尽管这些要付出大部分时间、精力，而又有什么事比领略文学更有趣味呢。我写散文、诗歌，我写短篇小说，我把一张张散落的文稿拾掇起来，装订成册，留给自己好好珍藏。我为自己曾经拥有的流光溢彩的中学生活动容。我想把这一点点一次次一段段的故事用我自已最真的心去感悟，去诉说。因为我不愿看到这些美好的景象就在弹指一挥间消失在茫茫人生旅程中。

于是，我把希望播给信鸽，用信鸽盛满希望。

悠悠流走的岁月不再回头，我的驼铃摇出泪水和汗水。是的，生活原本如此，如果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一切都是轻松舒适，那么文学就是一个误区。既然我已虔诚地作了缪斯之徙，又何以计较她对我迟来的宠爱。正如一首诗中写道：“我不去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是的，我只有风雨兼程！

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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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情结

梁实秋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他原名治华，祖籍河北沙河，191月6日生于北京。19就读于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26年回国，由于战乱，梁实秋四处奔走，从北平到青岛，从青岛到广州，从广州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北平，饱受颠沛流离之苦。1948年梁实秋从北平移居台湾。二女一子，只有小女儿梁文蔷随他入台，大女儿梁文茜和儿子梁文骐留在大陆。梁实秋到台湾后一去就是三十年，一直没有再回过大陆。山川阻隔，骨肉分离，飘泊羁旅，因此在梁实秋的散文作品里，浓烈的故园之思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思乡和念旧，是梁实秋散文情感的主旋律。他的这份乡愁到了晚年越是热烈，因思乡心切，他一会儿想喝北京的豆汁儿，一会儿又想吃故乡的栗子，可由于两岸未实行三通，这些均成泡影。梁实秋几乎有半数的散文小品都是念旧之作，他的好友、旧交、文坛故人、亡妻，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对家乡和往事固执的怀念，就形成了梁实秋挥之不去的思乡情结。

“过年时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心情?”晚年的梁实秋是一个典型的漂泊无依的老人，得了严重的“思乡病”。对故园强烈的思念使得梁实秋提笔写下了大量的带有浓郁思乡情结的文章，《雅舍谈吃》即是代表。《雅舍谈吃》所写的都是作者30多年前足迹所至的大陆生活，即北平、上海、青岛、武汉、重庆和广州等地当年的'美食，尤其是对于北平四时八节的饮食风尚，名楼饭庄的佳肴名厨，街头巷尾的零食小吃，不断流露出赞赏之情，寄托着对故土家乡的眷恋和向往。作者曾说：“偶因怀乡，谈美食以寄兴。”道出了写作的真意。事实上，也确实是“借一饮一啄，品味久历人生，回首追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著文谈吃以遣怀寄兴来过瘾，作一番回乡的梦和精神漫游。

梁实秋生长在北京，凡是与北京有关系的，他讲起来无不如数家珍，且充满了一脉深情。他对北京的名吃、风味了如指掌。在描写京城美味中，有全聚德、便宜坊烤鸭;正阳楼、烤肉宛的烤羊肉;致美斋的锅烧鸡、煎馄饨、爆双脆;东兴楼的芙蓉鸡片、乌鱼线等等。在谈到这些名吃时，他经常是旁征博引，用一些古诗文的名句来佐证名菜的美妙。对北京小吃，从“豌豆黄”“热芸豆”“铁蚕豆”到“爬糕”“油炸花生仁”等等，他均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制作方法，味道特点。还有许多因历史沿革的关系原义已经失去的街道名称，他也记忆犹新。例如，“肉市”已不卖肉，“米市胡同”已不卖米，“鹁鸽市”已无鹁鸽等等。足以看出梁实秋对自己的故乡有多么熟悉，而在这种娓娓细语中又透露出多少的亲切。“除却巫山不是云”之感悠然而生，一句话说到家，他太热爱自己的故乡了!

《雅舍谈吃》是真正的“意在吃外”，或者说在“吃”中隐现着一股浓郁的乡愁，透露其思念故土的文化情怀。如《火腿》，分述三个片断性的回忆：一是在上海吃火腿，鲜明似火的瘦肉，依稀透明的肥肉，“至今思之，犹有余香。”具体地描写了火腿的色、香、味。而色越鲜，味越浓，越想吃，又吃不到，思乡之情就越浓。二是回忆在民国十五年冬，在南京与友人共享的情景。而今与友人天涯各一方，何时才能相见呀，思乡的心情变得惆怅起来。由吃火腿想到人，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种无可奈何的浪迹天涯的游子的思乡之愁跃然纸上。三是忆抗战时，与张道藩在重庆留春坞吃的那顿火腿。吃火腿的地点由上海转到南京，由南京吃到重庆。接着来到了台湾，偶得一只真的金华火腿，去切割时，老板的举止言谈把文章推向了高潮。当老板把火腿劈成两截时，他惊叫道：“这是道地的金华火腿，数十年不闻此味矣!”离乡有年，火腿勾起了他故土的情怀。细细地品着来自内地的火腿，“言外之意”是他心中不解的思乡情结，浓烈、回荡。

1987年梁实秋先生故去，家人把他的墓碑面向隔海相望的大陆，大概就是为了使这位文坛耋宿能在九泉之下遥望魂牵梦萦的故乡吧!

(来源：凯风网江苏频道)。

我的文学梦

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籍，纸页间作者所流淌出的情感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精神食粮。小时候就喜欢看书。从最初的玩画片、读小人书到如今能独立阅读起世界名著精选，书一直是我最好的伙伴。

时常看书会注意到书的末页会有这样一段话——“文学是比鸟儿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亮的智慧，是我们到了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是啊！文学似一座大花园，知识犹如花园中的花一样无穷无尽，等着我们去采摘。小时候，手里常会捏着一本《真假美猴王》，尽管不认识字，我却仍看得是津津有味。最初，书上的一幅幅孙悟空肖像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书的定义。继而我学会读拼音了，便总是把妹妹留住，煞有模样地捧起一本《安徒生童话》，一边拼拼音一边用手比划地为妹妹讲，妹妹总是听得稀里糊涂，我却能从中得到莫大的满足。等有了一定的识字量，我开始畅读一些浅显的寓言、神话，那一字一句总会使我有不同的触动。记得有一次看到了《宝莲灯》，因被沉香对母亲的孝心感动，流了一晚上的眼泪。现今，书已使我爱不释手，并且我也开始学会挑选优秀的文章作品来阅读，简单易懂的短文已无法满足我对文学的追求，在美文中，我一览无余，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我爱看《安妮日记》，日记中，安妮·弗兰克的语言质朴真实，一次又一次地扣动了我的心弦，使我一次次感慨：“安妮作为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的一名犹太女孩，作为大屠杀中的一名受害者，是多么可怜哇！”我爱读《欧也妮·葛郎台》，文中的葛老头形象地向我诠释了“吝啬”二字的含义，更让我由他想到了《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他们的小气，鲜明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通过对主人公保尔的诠释，体现了一个普通人到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的全过程，从这本书中，我也汲取到了很多很大的力量。好书万千，我要去一一阅览，在这里，我能收获到许多成果。

或许不是每个作家都会有莫言所取得伟大成就，但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努力为世人带来快乐，课本之外的知识，精神财富。像赵丽宏所说的一般“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人生的意义，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情”。我要将这件事情进行到底，努力追逐。

我的文学梦

语言，绝不是荒谬的言论，亦不是变了质的口头禅，而是一种“言寓理寄情于纸卷，意绵长细腻而幽远”的境界！我抱着卷卷诗书，闻着书香墨的气蕴，品读书的世界！

有人说，现在的语言先进，文化水准却下降了，确实，什么“花花饰界”、“木马”、“发四”等语言，都被用于一些网络中，误导了人们。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创新精神，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可我觉得，传统文化语言更加优美，更发人深省！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千古绝唱，是不是撩拨了你的心弦？让人回味无穷，究竟是有怎样至死不渝的坚贞爱恋，才使得作者写出如厮美句？现在，这句子也被广泛运用，那是一种奉献精神，那是赞颂老师无私奉献的良句！

“任世事幻化成沧海，时间缱绻成桑田，有一个人的天下，独你无双！”曾记否？这一并不出名的话，却鼓励了无数人。岁月无痕，时光飞逝，却总有一人将你放在心间，不论是父母亲人还是同窗挚友。记住，总有一个人将你放在首位，以你为荣！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一句你还记得吗？莲的品质值世间人去学习，启人深思的是，如何做到这出淤泥而不染？在外界环境的干扰下，又有几个能做到？但我们就是要静下心来，学习莲的洁净之心，拥有莲的品质。

“水软橹声桑，草绿芳洲。碧桃几树隐红楼；者是青山魂一片，招入孤舟……”这是怎样一副情景啊？那似曾相识之感，不禁引人暇想，似这般清静幽美的所在，遽然发现木桨拨水，小舟徘徊……这些优美的句子，竟让人如身临其境般心向神往。

言语间抒情，言语间忘情，言语间又饰情。有语言处必有文学所在，所以，语言，谢谢你，因为有你，我接触了文学，也爱上了文学。你是为我引航的船帆，破浪乘风只为前进，你是为我照明的灯盏，辉芒璀璨只为辟路，你是为我闪耀的波光，粼粼碧波只为影映。愿世间的语言如清流一样，随文学之流永无涯岸。

来自语言！

我的文学我的梦演讲稿

以前，我会经常一个人独坐几小时，发呆看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或静心聆听伤感的音乐。记不清多久，已经不用电脑写文字了。忧伤的时候，总喜欢坐在电脑面前，用孤寂的灵魂，敲打着一行行文字。

我也记不清什么时候，自己所谓的“玻璃心”，渐渐被包裹得透不口气来。人最怕深交后的陌生。每次拿起电话，想问候熟悉的好朋友，忆起曾经的相谈甚欢，可是又觉得表达的问候太显苍白。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有时候，想着，如是每个人的思想，都简简单单的多好，这世上再也没有那么多纠结和不开心的事情了。其实，人生如梦，再回首，你会发现曾经的过往，都已经慢慢淡忘了。

童年的无忧无虑，现在想想，也只能在记忆里找回了。这个社会的尔虞我诈，人心叵测，让人的心凉了又凉。经常，幻想在美丽的梦镜里，我变成了漂亮的时装模特，在舞台上演绎自己的风华绝代，或我成了文坛上，像莫言那样的大作家，引无数读者尊重和崇拜。小时候，就喜欢文字，到了初中以后，疯狂的迷恋上琼瑶写的小说，筑起自己的文学小巢，幻想自己是里面的女主角，做着那些玫瑰色的梦。曾暗暗发誓，长大后做一个琼瑶那样的知名作家。可等到了长大以后，才觉得琼瑶写的小说，已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走上了工作岗位，工作和家庭一直忙忙碌碌的，从此也搁浅了文学梦。

重新拾掇起文字，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有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散文在线这个站，当我尝试着把自己写的第一篇拙作，投到网站，那篇文章被网站编辑审核通过以后，才知道自己的文学梦还在。看着自己在网站里面的文字，心里的喜悦是不言而喻。以后，我注册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博客，还有往江山这些知名网站，去投稿自己的文章。

记得，写我那已经在天堂的妹妹，写着写着，眼泪是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因为想起妹妹的美丽可爱，想起妹妹都没有吃过肉粽，想起妹妹还没有起名字，就夭折的过往。当我把写好的那篇文章，发给大姐看的时候，结果大姐也是哭得很伤心，因为都是一些真实的过往啊。所以我也想着以后，多写点东西给自己看，给喜欢我文字的朋友看。

我以前一直是不乐观的，因为经历过，很多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平时我喜欢压抑在心里，然后就拼命的生闷气。自从近两年写了文字以后，心情觉得开阔了，因为文字可以让人尽情的发泄内心的不满，从而能让自己愉悦起来。其实应该感谢医疗销售这份职业，让我从最初的生涩，到渐渐现在的成熟，在这过程中，觉得个人的思想境界，确实提高了不少。就是吧，认为这个医疗行业，让人学到很多东西。在每次出差的过程中，我也都会挖掘出可贵的素材。经历越多，感悟也会越深。

现在，微信通讯录里面的好友日益增多，如果不备注详细，真记不得谁跟谁了。平时没空写文，只是想让日子过得好些。一直呢，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日子过得宽裕和舒坦些。家里面人是很不支持我的工作，为了这份职业，少不了跟家里面，经常打口水仗。其实，我就是想为了证明自己，女人自立自强，才是真理。

前几天，看到厂里的男同事，买了好多无锡特产，说是为了打点客户，他说自己都舍不得吃，就是买回来，寄给需要设备的客户，好好的出些业绩。想想觉得做医疗器械销售，确实不容易。但是做哪一行容易呢？都不容易!前天打了个电话，给我一个莆系医院工作的.大哥哥，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莆田系医院，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很多莆田人开的医院和承包的科室，都被赔得血本无归了，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我又真心觉得现在开医院的那些老板，无论本地的或是外地的，做生意也不容易，那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稍有经营不慎，前景都不乐观。还有那些开厂子的老板们，除了要开工人的工资，每年上缴国家不菲的税不算，还得担心着企业以后的发展如何如何。所以厂家互相拼价格的，中伤打击同类厂家的，比比皆是。

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比起来，还是幸运的，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打工者，最起码我们工作出差的时候，还有企业在支持我们，我们不要担忧今天过了，明天会怎么样，其实只要好好卖设备，出业绩赚钱就可以了。

我一直认为，真诚和信任无价，总希望通过自己的诚信和感性，去感染到身边的每一个朋友。有人说，我现在踏入这个医疗行业，已经太晚。发财的人，在以前医疗器械行业形势好的时候，早发了大财。现在医疗行业都不太景气，公立医院采购设备，也不像以前那样有自主采购权，条条框框的，处处都受限制。同类产品厂家是越来越多，价格透明，设备卖到民营医院，更别指望有利润赚。朋友劝我改行，让我改行做点别的事情。但是我想，只要选择这个份职业，就得坚持做下去，不要朝三暮四的。企业产品质量很不错，虽然不是独家产品。咬咬牙，我想，只要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因为我相信成功和幸运，总会青睐于我，胜利是属于强者。

做了销售职业，我再也不会孤独的，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因为有了目标和前进的动力，因为想把美好的生活经营下去。在此期间，我再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文学创作，只要空的时候，就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耕耘着自己的这一寸土地，做着美丽的作家梦想。更多的时候，我是用文字和乐观的心态，随时调整好自己不安的情绪。

我不知道，有的人已经遗忘了我；有的人渐渐疏远了我；有的人还在惦记着我。

我想，人生路漫漫，一辈子很长，没必要为不喜欢你的人去纠结，自己会碰到一直欣赏你的，和你欣赏的朋友。不要去介意过多的得与失，别人或许会看到你身上的发光点。与其想不开心的事情，还不妨用坚韧和平和的心态，去拥抱明天的太阳吧!天空永远是蓝蓝的，它是属于阳光开朗，乐观向上的人!

我的文学，我的梦，应该不会再遥远了！珍惜当下拥有的工作和生活。文学，它将是我今后的正确航标，指引着我驶向辉煌的人生彼岸!

我的文学我的梦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文五班的何凯凯。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文学，我的梦》。

老子讲过，“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什么意思，“要想克服困难，应当从容易之处着手。要想实现远大的目标，应当从细微之处做起。所以圣人自始至终不自以为大，而能成就其伟大。”

我就以我自身来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各位听众的共鸣。

生长于陕西这块沃土，千年历史的积淀使黄土更黄，延安革命精神，血与火的洗礼，更赋予了它红，秦岭腹地，八百里秦川造就了它的绿。黄色，红色，绿色的相互交汇，构成了人文陕西的雄壮画卷。

我深爱这片土地，也深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以路遥为代表的文学陕军，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给我种下了文学梦的种子，使我在文学的海洋里徜徉，不断汲取养分，向上生长。

路遥是我最为崇敬的文坛前辈，优秀作家。《平凡的世界》中所塑造的孙少平，孙少安，等形象，即使处在条件艰苦，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也“穷而不失其节”“不坠青云之志”。一次又一次鼓舞了在心情低落，身处低谷时的我。很可惜，天妒英才，英年早逝。路遥的离去成为了文学领域的巨大损失。

“白鹿长鸣，雄文一卷惊天地；

蓝袍善舞，大作千秋泣鬼神。”

今年年初的霍松林先生，

“松涛余响，翰苑名家乘鹤去；

熟悉《红楼梦》的同学，都应该知道《好了歌》这样写到。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人生一世，无论多大的职务，多少的头衔，免不了枯骨一堆，荒冢没草。即使百年，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涟漪。所以如何在生命的历程中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希望是立德、立功、立言。就下一部可以垫棺作枕的鸿篇巨作！

最近学术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被中国青年报等所，是丁鹏的《对不起，我本科不是北大的！》其中一段话送给大家:“对不起，我本科不是北大的，到我的本科也是我的青春，也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我的母校，我同样热爱它。我不会因为外界而妄自菲薄，也不会因外界而数典忘祖。”

所以请珍惜青春年华，在梦想的征程上高歌猛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当不好士兵的士兵，永远也当不了将军。”

好！今天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011作。

我的文学梦的作文我和我的文学梦

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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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红袖添香中文文学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给二十年后的自己，看过以后感慨良多。二十年说长不长，弹指一挥间，十年似乎却又很漫长，7300多个日日夜夜。我常常思考自己的未来，憧憬自己的未来。且以十年为期，十年后的我将会是怎么样？或许功成名就，或许依旧碌碌无为。在我看来，在我现在的状况看来，庸碌无为将会使可能的。在街上看到蓬头垢面的乞丐，我曾经对自己的未来很是彷徨，我真担心自己如果自己再这么碌碌无为下去，那么他们的现在将会是我的将来。

关于未来，我曾有过许许多多的想法，关于未来，我没有一刻停止过思考。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我可以成为怎样的地人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十八岁的时候想得最多的是上大学，现在我已经顺利地考上了一所算是还可以的大学。不知不觉时间又过了差不多两年了，现在我想得更多的时出去以后我可以干些什么。

现在的状态是颓废的，尽管很多时候我试图去改变，但是发觉很难。二十岁了，我做了什么？回头仔细想一想，最值得骄傲的也就是上了大学。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特别是在我们那个贫穷落后的村子，我这个全村唯一的大学生受到了村里人更多艳羡的目光，身上也承载了更多来自长辈们的期望。

想想现在自己的这种状态，我真的是羞于去描述。学习成绩是不太好的，前途是迷茫的。很多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身上又一种无法言说的负重感，一种时刻压着让我喘不过气来的沉重的压力。很多的时候我问自己来到大学该干些什么，我找不到答案，我在逃避。大学，一个人基本在这个阶段成才，但是我连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才都还很茫然。大学究竟可以给我带来些什么，纵贯自己这两年的来的经历，几乎是一片空白。那么这样下去我的未来在哪里？对床的舍友好几次揶揄自己说以后毕业出去当乞丐算了，我第一次听到后是为之一震，想想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玩笑。在没有到大学之前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博士后还要去寻短见，对于人们来说他们已经是人中龙凤了，现在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他们选择离开。

曾经在多少个夜晚梦见未来的自己，一个穷困潦倒的自己。我真的很害怕，难道那就是我的未来，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前些日子看到一则有关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猪肉的专题报道，看过之后我很震惊，不单是为他也为自己。难道我的未来也将是如此的不堪，虽说不至于和他此般，但是如果我继续这样混下去，那么他已经经历过的经历也将会成为我未来的经历。我的未来不能够是这样的！如果想要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么我就该努力地过自己的每一分钟；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梦，那么我应该从今天开始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梦是不可把握的，但是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掌握在我的手中！

高一作文：灿烂的梦――文学梦。

那巍峨的高山,莽莽的草原,茂密的森林,富饶的盆地,辽阔的.海洋,宝珠似的湖泊,星楼棋布的岛屿――祖国的江山如此多娇.

祖国这般壮丽的山河,使我拥有了一个美妙而灿烂的梦:我要成为文学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朋友们都说农村里飞不出金凤凰,但并无取笑我之意.记得雷锋说过:“我要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旁岸边之柳,我不愿在平平静静中度过自己的一生.”我认为凭自已的执着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再加上自己的努力,飞出只金凤凰也是有可能的.

人在事中迷,就怕没人提.我爱写作,我的小脑告诉我:“你爱出名.”真的吗我的大脑不相信,也许是,但也许不是.我听惯了古人常说,“十年寒窗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才使我有这种荒唐的想法.但我相信自己会让“文学”这两个大字镀金的,绝不让“出名”占据我的思想,我会提醒自己的.

“树不修长不直,人不学没知识”,没错,要想写好作文,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多积累素材.写作文时,那些词就争着从脑海里往外钻.想成为文学小天使的同学,我们从现在一起开始吧!仔细看看周围,也许一篇佳作将从你的手中诞生.

阳光下最灿烂的人是老师,但现在是我.作文是我的一件灿烂的艺术品.我知道生活需要阳光,也知道生活同样需要阳光的我,因为我有一个灿烂的梦.作为青少年的我们可以拥有灿烂,拥有一个灿烂的梦――文学梦.

简评:本文主题比较好,具有真情实感,流露出小作者对“文学梦”执着的追求.“仔细看看周围,也许一篇佳作将从你的手中诞生.”道出了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本文对鼓励同学们进行写作无疑是一篇上乘之作.

大概是从我读幼稚园刚识字时起吧，我就狂热地爱上了读书。从小到大，我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从《狼来了》、《小红帽》到《西游记》、《水浒传》，从《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到《读者》、《青年文摘》，从《十万个为什么》到《青年科学》……所有的书都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小时候，我常常躺在妈妈的怀里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郑渊洁、杨红樱那些叔叔、阿姨们写出那些耐人寻味的好文章就好了！于是我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长大后我要成为一位作家、一位出色的作家……我要让我的家乡为我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来源：m.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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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情结

有人说，儿时的记忆能伴你一生。也有人说，儿时的记忆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两种说法我都同意。但前提是，儿时的生活。

应当在乡村，不管是伴其一生的记忆，还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其实质是一种乡土情结，而且这种乡土情结还不完全受年龄的限制，关键是它在人心里留下的印象的深刻程度。

我由于生在农村，儿时的记忆便充满了优美的神话和迷人的梦境，引我时时回味，甚至魂牵梦绕;而每次写作的冲动大多与儿时的心理感受有关。

只有在乡间，儿童的生活才会像童话。记得小时候我们可以漫山遍野地奔跑，可以到后山的老树林里去摘野果子，可以躺在厚厚的青草上，一边吃果子一边望着天空飘浮的白云，让无忧的心自由飞翔;我们可以在地塄上挖洞，也可以在山坡上挖战壕，然后学电影上的人们打仗;我们可以在水渠里泡上半天，不会游泳就可以在水浅处用手支撑着，让身体浮起来，再用两只脚拍打水面，装出一副游水的样子。我们还可以在大人不在家时，卸下门板搭戏台，披上床单作战袍，沾一把粗麻在嘴上当胡须，扎一条毛巾，挎一把老马刀，在台子上感觉一下英雄;我们可以在听到一点半点消息时，翻山越岭几十里去看露天电影，我也常常为电影里的人和事感动不已，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地思念那位不知名的朝鲜护士。

只有在乡间，儿时的梦想、儿时的情绪才可以延伸。我到上中学的时候，生活中仍然充满了许多童趣。有一个中秋节，我邀请了几位最好的朋友到我家赏月，晚饭后我们登上一个山峰，吟风弄月，指点夜色，徜徉在银光清辉的世界，大大的体验了一下古代文士的洒脱风流。不料第二天一早，一场大雨把正在赶往学校的我们浇成了落汤鸡;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合写一篇文章，两个人于晚饭后到山上边散步边商量，不知不觉月出东天，冷晖遍地，我们索性坐在山坡上进行更详细的探讨。回家时小山村已经进入梦乡，除了月光的照耀，再也看不到一个亮点。

我从小喜欢雪。现在才知道，我所喜欢的是乡村的雪，而对于城市的雪，也只有在久居城市而看不到乡村时才注意一下，作为一种心理补偿。最早印象很深的是冬天去上学的路上，踩在厚厚的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好象有一利说不清楚的满足;后来大一点了，就喜欢看漫天飞舞的雪花，迷迷茫茫的不知深浅，我就被一种很神秘的气氛笼罩着，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再后来，我就喜欢雪天的那种意境——当然这是受了传统文人的影响，先装了一些古文诗句在肚子里，一旦遇上下雪天就萌发出一些平时不大想得起来的情绪——然后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比如山顶或河边，一个人立在那儿，静静地感觉冰天雪地中人与天地一气相通。那时，说不上是先有想法后有感觉，还是先有感觉后有想法，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只就是喜欢那么做。其实，雪在我心中的印象非常深，所以，现在每到冬天，我就觉得城市的乏味，就回想起在乡村的生活趣事，特别想念的还是乡村下雪的情景。

很多情况下，这种对乡村往事的回忆最容易引起人写作的欲望。每到这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人的乡土情结才是他写作的原动力，也可以说是原始冲动。就现在已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有乡土生长或生活的经历，都有一股很浓的乡土情结，而且好多作品的功力和深度也往往表现在对乡村生活和人物心理的描述方面。比如鲁迅写的童年时扫开雪地扣麻雀的情形，郭沫若自传里写的自己11岁时在后花园里看见婶婶时的一些想法，沈从文笔下的乡村情趣……现在的贾平凹，写的东西也以乡村题材为主体，弥漫着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当然以〈白鹿原〉名扬天下的陈忠实就更不用说了，他为写小说专门找了一片乡土去生活。这种乡土气息有时候还显得十分古老，但是却很有韵味。大概这就是文学的本质吧。我们多少年来不断探讨，说了一大堆理论，其实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最关键的是他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以及由此造成的情感倾向。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再多的文学理论都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空洞概念。

我和不少写作的人探讨过这一问题，他们大多都有同感，认为城市的死板生活和繁乱环境，容易使人心身疲惫而缺乏激情，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的自由想象;乡村则不同，这里天高地阔，山水成形，人们过着相对闲散的生活，尤其与自然界有直接密切的接触，比较多的吸收了天地的灵气，对事对物、对人对情对理都有相当敏锐的感觉，又比较容易产生不受拘束的遐想，好多人心里都装着一些奇妙的故事。这正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此外，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也能看出乡土情结对文学的价值。由于中国长期的农业文明，在文化传统中包含了很多与山水有关的内容，而审美情趣便是其中之一。这种陶醉于山水之间的审美情趣，其实就是一种很典型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其实并没有随着社会的重大变化而消失，它依旧隐含在许多文化人的心底,也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民族心理情结。

虽然现在也不乏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总体上说，这些作品还是缺乏文学应有的那种意境和韵味，它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一种精神享受，一种美感赠与，而是一些城市现象的综合，往往使本来就已经很心累的城市人群在阅读过程中更加心理沉重。它决没有产生于乡土情绪之中的文学作品那样让人读来便有一种如春游、如夏浴，也如隆冬迎风饮雪的感觉，那是一种把自己交给自然，返回生命本体的感觉，那种感觉总是让人回味不尽。这种情形也许就是文学创作和审美的本质特征，再没有更好的方式取代之前，它依然牢固地占居着我们的心灵空间。在我看来，这也是整个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类来自自然这一事实，所以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脱离对自然的依赖和亲近，因此在我们的心里，最美的东西仍然是最自然的东西，最自然的东西就是现存于乡村之间的山水草木以及人们生活于其中时所留下的一切美好记忆。

作者：范笠。

公众号：怡心苑。

我的文学梦作文

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从小就有个文学梦。那年我还在上中学，被学校选派去县文化馆听地区来的方英文、鱼在洋讲文学座谈课，那个时候对什么都很朦胧的我才隐隐约约懂得了一丁点文学，便稀里糊涂的做起了文学梦。

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踏上西去的列车，我换上一身橄榄绿军装走进部队，在部队艰难的摸爬滚打，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文学梦，《解放军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枯燥生活的精神粮食。训练结束后，我总是沉迷在那些朦胧诗中打发时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作家之路》的文学培训班，在老师的指点下，我的几篇诗歌在刊物上发表了。收获的喜悦增加了我对文学写作的信心，从此如醉如痴的爱上了文学写作。

在部队第三年，我被连队作为考军校的苗子培养，特许不参加军事训练，整天关在连队的图书室里学习，文化课底子很薄的我很清楚自己考学的把握，在那段学习的日子里我偷偷爱上了看外国名著。父亲从老家寄来八百元钱，让我作为考试的费用，我自知考军校无门，索性买来一台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

回到老家后，我依然爱着自己的写作，闲暇时间我就读书、看报，推敲诗歌里的文字、散文里的句子，半夜里想到了几句经典的语句，马上翻身起来写在本子上，桌子上总是常备一本不厚的专用稿本。那些年电脑不算普及，不会电脑打字，总是要在稿纸上规整的写好，拿到镇上一个很远的打字部，交上五元钱，打印、排版、留稿，打好的文章装进信封寄到各家编辑部，常常会因为信件超重另补贴邮票，稿件投出去后，剩下了漫长的等待，也常常是石沉大海。就这样不断的写着，奔跑在打印部与邮局之间，时而收获到文章发表的喜悦，拿到微少的稿费，脸上会洋溢着一种得意的自豪，这份精神的口粮支撑着我一直在坚持，从诗歌到散文，从散文到小说，从新闻报道到舆论杂谈，我的文章在省、市、县刊物上发表，使我的写作水平成熟了许多，进步了许多。

抗非典那年，我的一篇抗非典小说在《商洛报》上发表，不常读报纸的一个朋友无意间看到我的小说后打电话问我，报纸上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他说你一个粗人连大学门的方向都不知道朝那开还能写这玩意发表，我笑笑说写的玩玩。从此我这位不爱看报的朋友喜欢上了看报，总是关注上面有没有我的名字和文章。有一次，我的散文《我是牛》在报纸上发表，被一个战友的父亲看到了，我去战友家玩的时候，战友的老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你是牛，真牛！加油啊！，从此我再去他家，他不再叫我真名，直接喊牛，听这种称呼我也倍感亲切。

后来我在单位被提拔成小领导，办公室里配备了电脑，工作学习更加方便了。但整天忙于政事，各类应酬和家庭琐事互为缠身，精力疲惫了，人也不自觉的变懒了。再后来电脑和手机都普及了，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少了信件问候，多了朋友圈上无聊的惊扰，被网页上丰富内容扰乱眼睛的人们闲置了报刊杂志。我学会了电脑打字，学会了排版，不再去打印部，也少了光顾邮局。偶尔在qq空间写点心得，在微信上发发牢骚，昔日的诗歌、散文、小说渐渐远去，网上的精彩小说压制了脑子里的灵感，生锈的文学梦不再是梦，暗淡无光的笔杆丢失的乱七八糟，心里的浮躁应酬着不安的心，彻夜的玩电脑玩手机虚度着一年又一年的光阴。

十多年过去了，在仕途上不济的我没有了往日的写作灵感，没有了投稿后的等待，没有了刊登上的激动，没有了收到稿费的喜悦。生活还得继续，空虚无法填补。会了电脑，却不会了写作；会了牢骚，却不会了投稿，记住了享受安逸，却忘却了那份精神口粮。失落后的自责还是让我拿不起笔，不知道写什么，迷茫在这浮躁的时代，静不下心来，却静下了笔。这是我的悲哀，也是我文学梦的悲哀。

一个午后，我登上单位对面的那座高山，望着连绵起伏的青山，头顶是一尘不染的白云，与远方的河流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真美啊！沉思许久，我想用诗句来赞美眼前的风景，可空洞的脑子却想不出一句词语。我静静的站在原地，回想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年轻时候的那份执着和不惑之年的迷茫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丢失笔杆的生活除了空虚还是空虚，没有梦想的梦总是找不着前进的方向，这多少年来我一直用破罐子破摔的态度麻醉和欺骗自己。

清爽的凉风从头顶吹过，我敲敲久违不用的头脑，反思着自我，是不是该清空心灵的垃圾，给灵感杀个毒了。回到办公室，我找到一叠方格纸，揉一揉手腕，拿起了久违的笔。人生中厮守到死的东西不多，守不住的就留下，留不住的就放手。但是能守住的东西为何选择放弃呢？就像曾经丢弃的写作，它是支撑你前行的梦想；它是你饥饿后的精神口粮，它是一生无可替代妙药良方。我不能再消沉下去，即使写不出好的文章，我也要和年轻时的梦想一起终伴老去。

我的文学瘾作文

前年的冬天，我爸从重庆搬到了湖北武汉，准备与亲戚合伙弄个餐饮。那时我不到十四，所以随着我爸去了汉口，顺带着我过了段不看书的闲日。

起初一切都挺好，每月分的钱不少，只是好景不长：到武汉的第二年，我爸被合作的亲戚摆了一道，最后带着一些衣物就回了重庆。因为去武汉之前，所有东西都变卖了，所以我爸就寻了以前的朋友，借了点钱周转。而我，则被暂时弄到远在深圳，差不多七八年没见面的......，这个字终究是难以吐出。

到了深圳，我就捧着手机看小说，日复一日。就这期间，我看见了17k小说网上的“申请作者”。记得那时心情挺激动的，总想着自己是个天才，随便动两下笔就能挣大钱出大名。只是这想法很快的，就在我第一次写出三万字小说申请签约后，破灭了。这时，我已经回到了重庆。

回到重庆的时候，这学期已经过了一半，所以我就在家呆着了，成天研究网文。经过一段时间的混迹，我逐渐的'熟悉了网文界，也认识了一些编辑和作者。那时，我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几位前辈文的写作。也知道了码字这个词。

码字的意思，就是指网络文学创作作品的过程。最开始的码字，我总是充满激情，也在东莞图书公司创办的旗峰天下原创网签约了第一部作品。不过，稚嫩的文笔、不娴熟的手法，和毫无内容的情节，让它步入了“太监”（半途而废）。

我忽然意思到，写作，并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创作一部好的作品。而且网文的千篇一律，和小白似的内容，让我想写出一部带有内涵的网络小说，比如烟雨江南和酒徒的作品。于是我开始购买名著，《战争与和平》、《飘》、《生死疲惫》......一系列书籍阅读。

最先看的就是《战争与和平》，或许因为文化的差异，开篇时安娜·帕夫洛夫娜的第一句话，让我云里雾里，一章下来索然无味。但还是坚持读了下去，因为我知道，看不懂是因为平时看惯了快餐式的网络文学。就这样，我耐着性子阅读，很多时候我会翻过去再读一遍，逐字逐句。

我开始看见《战争与和平》的优点，那气势磅礴、宏大复杂的结构与严整有序的布局。托尔斯泰以天才之笔，游刃于战争与和平、心理与社会、历史与哲学、婚姻与宗教之间，主次分明，匠心独具。这真当得上是名著，比起那些无限的升级流小说，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也许我就不应该用“它”与网络文学做比较。

写到这，我的心情已经不在平静，脑海中满满的都是文学的影子。或许这篇文会被淘汰，但我也因为此多看了好几篇的名家散文，我赚到了！

我的文学观作文

梁实秋作为古典主义文学的推崇者，主张文学的规范化，从其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上，可以看见其对人性的阐释。

“文学里面有两个主要的类别，一是古典的，一是浪漫的”梁实秋也正是用古典主义的旗帜，对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有力反思。他认为新文学运动一定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文学——重感情，轻理性，缺乏规范，不守纪律，是应极力批判的。在梁实秋的文艺理论中他提出，文学活动的最高标准是古典主义。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观的核心内容是对其人性论特征的把握并提出了“文学的活动始于表现出一个完美的人性”。

一、关于人性。

既然是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文学观，那还推崇的是古典主义文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我们有必要关注梁实秋“人性论”同自然人性论的内在区别。一般所说的“人性论”大多是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性论，即肯定人的情感欲望与自然本性的的合理要求，反对一切牵制人的暴行，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人性论。五四新文学就很有自然人性论的色彩。但这正是梁实秋所批判的，他反对五四文学解放个性，解放自我的浪漫主义特征。

“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关于人性，梁实秋从未有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但是通过加以文献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人性是常态的、普遍的，是文学之标准。“人性”的文学观应该有两个维度，一是常态的，一是普遍的。“常态的”是指人性乃根本不变的永久恒定。就像在追求真理过程中会遭遇“绝对的真实之物”。人的语言有时是无法适当加以描述的，因为梁实秋所谓的“人性”是支撑一切文学活动进而涵盖一切文学活动进行时的“绝对者”。难怪梁实秋会认为“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人性是根本不变的。”从哲学关于真理的态度，我们很容易将梁实秋“人性”称之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看作是常态的不变。

第二个维度，梁实秋所谓“人性”还是“普遍的”，即人性是面对社会全体的，而非依附于个人自我的。梁实秋在谈及人性时，从未明确解释“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他只在“人性”表述前冠以“固定的”“常态的”“普遍的”“健康的”等定语。人性是极其复杂的，却有意隐形的姿态、抽象的姿态贯之于文学的活动。“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性是可以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得以窥见的。因为它们是时间和世界的禁锢，得到了各时代各地域人们的共同认可的，是人之所向。

二、实现人性的途径。

根据我们关于“人性是常态的、普遍的”两个维度的初步理解，我们还可以从梁实秋的文学理论中得出：实现“人性”的两个途径，一是理性的指导，一是情感的节制。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少有的古典主义文学的推崇者。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瞥见古典主义文学思想的共同影子。古典主义具有以下特征：理性的崇尚，古典的崇尚，追求艺术创作的规范化。理性主义哲学先驱笛卡尔(1596-1650)就认为，理性是先天的，永恒的，“我思故我在”。“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是古典主义者的普遍人生态度。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主张用理性克制人的情欲，推及文学创作即是要求文学从理性出发并合乎理性。梁实秋认为“古典的文学是凭理性的力量，经过现实的生活达于理想……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所以文学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创造出来“永久价值的文学”。缺乏理性指导的文学会是怎样的情境呢?我们可以从梁实秋关于新文学运动的“浪漫的混乱”的不足中略见一二。因为新文学运动希望达到的景象是“又破又立”，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令梁实秋大失所望：“破”的中国固有的旧标准不曾被打倒，“立”的新的外国的标准是一种无标准。从这一方面，缺少理性指导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确有其不足之处。

文学活动理性的指导，其具体实践是追求文学创作与欣赏规范的“严重”。梁实秋以为“文学是一种极严重的工作——创作者要严重的创作，然后作品才有意义;批评要严重的批评，然后批评才能中肯;欣赏着要严重的欣赏，然后欣赏才能切实。”梁实秋从创作、批评、欣赏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认为的文学“严重”。这里也正好印证了“真实的自我，不再感觉的境界里面，而在理性的生活里。”“严重”意在以端正的态度面对文学，使人们脱离感觉对文本的直接创作评价，而是用理性大旗指导文学。

但梁实秋也认为理性不能作为文学的唯一材料，浪漫的成分在人与作品中都是不能尽免的。梁实秋还认为“抒情主义”的自身无什么坏处，我们要考察情感的质是否纯正，及其量是否有度。由于新文学运动对个人意志的推崇，对应地，梁实秋只有节制情感才能使文学归于健康的路途。当然情感的节制其标准依然是理性的。“伟大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情感是应放置于理性的缰绳之下。”综上所述，我们对待情感和理性，两者应该是共存的，而非“舍我其谁”的单一存在;对待两者的关系上，理性应置于情感之前。只有理性的指导和情感的`节制才能使文学走向真正健康人性的道路。

三、关于人性论文学观的几点看法。

以上关于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梳理，让我们清晰的看到了梁实秋对文学的个人胆识。他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魄。对于新文学他没有一味地迎合，而是从自身观察角度看见了浪漫主义于中国文学之弊端。对于反思新文学给以世人新的警醒。其从古的反思视角，以使今人从思维方式上给以新文学运动以新的观照。但是我们也应看见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先天不足。

首先，他将人性框定于抽象之中，缺乏真实的文学实践。梁实秋既对现代文学持保守态度，我们却鲜有见诸于其文学的批评写作实践。其理论大多是对前人继承，而缺少个人对现代文学的实践感观。除了缺少文学批评中的实践，梁实秋自身的文学创作也难有其人性的实施，更多是浓烈的贵族气息。其次，忽视了文学活动的时代性。在如今的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一种完全脱离阶级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性。这种人性论超阶级的特征亦使为必可避免的时代缺陷。所以其人性论观点忽视了文学活动的时代性。任何文学活动都是映衬在时代大洪流之中的，独发古典异声，是对现实文学洪流的大逃避。此外，其将理性主义置于绝对化，与情感的不对等性，也有其不足。理性与感性是人性的两个重要方面。感性并不是作为理性的绝对对立面而存在的。而人的情感，也可以体现世间最高的理性。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个体情感的抒发才是文学的指向。新文学运动正是个体与自我情感的抒发中体现了其时代的青春活力气息。梁实秋“偏理轻情”的观点，是忽视文学即是人学的文学艺术的生命。

我的文学瘾作文

上网打游戏，这是我周末必须做的一件事。所谓上网，就是没事的时候打打游戏，与同学聊聊天，看看书。忽然，我发现，我离不开“网”了！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懒懒散散的我非常不情愿的起床。此时此刻的客厅，正在唱着什么歌！打开房门，捡起拖鞋往电视砸去。这一举动吓坏了当时在座的人。“脾气倒不小！”拖着睡衣的我，顶着个鸡窝头，不满意的嘟起嘴，眼睛邪邪的看着那个口出狂言的人。干脆直接关上房门，玩起了所谓的“英雄联盟”。

“姐，帮我倒垃圾！”

“懒得去！”我不耐烦的喊道。

“姐，我饿了！”

“自己买东西吃去！”此时此刻的我气炸了。

“姐，你等着。”“哦！”我的内心此时此刻是崩溃的'。然后，电脑蓝屏，系统出错。我瞪大双眼正在看着游戏，突然有种想“炸人”的感觉。

第二天，我不开心的拆了主机，喊妈妈带我去修电脑的地方。然后，妈妈大声对我冲到：“你讲你，好好的书不念，非要玩什么电脑，仅此一次！下回想都别想让我带你修！”

我不开心的坐在椅子上做了半天。感觉手痒痒，想要干点啥。可是，内心又急燥起来，一直在念叨：“我的电脑啊！”急得跺脚，乱晃悠。看见妈妈睡了，手机摆在我眼前摆的，克制自己：不要碰手机，不要玩手机！不知不觉，渴望战胜了一切。拿起手机“刷刷”的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妈妈起来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了手机，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靠在椅子上半眯着眼。“要睡去床上睡！”妈妈瞅了我一眼。眼巴巴的看着摆在桌上的手机，内心有种想要占为己有的感觉。

电脑送回来了，开始了我的“电脑生涯”。

改掉“网瘾”，从我做起！

我的文学梦作文

一天，我在拜读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当我看到失明失聪的海伦步入了文学殿堂时，身子仿佛被闪电击中了般，我的手微微颤抖……从此，每日我桌上摆一瓶水，手上捧一本书，便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孔子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朝花夕拾》中那位天真善良又十分迷信的农村妇女“阿长”，《海底两万里》中外表严肃内心善良身世不明的男子——尼摩船长，《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憨厚老实的基督教徒汤姆叔叔……这一个个性格鲜活的角色无不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都出自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之手，经过他们的鬼斧神工的打造将永垂不朽。每读一本书犹如经历了一次旅行，这让我来到中外各地，游遍大江南北。这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强了我的文学修养。

之后，我妄想凭借儿时的阅读基础成为一名作家，直到升入初一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在作文上大大失利。我认为这只是发挥失常罢了，一次如此，两次如此，可这已是第三次，那毫无根据的自信开始动摇。有一次语文老师读了几篇农村学生与小学生的优秀作文，我才发现自己的文章与他们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才明白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我仅仅只是文学界中的一株小树苗，若仅仅局限于现在，不思进取，很快便会被狂风连根拔起；若从今往后扎实地打好文学基础，丰富文学底蕴，在一次次感悟中，多一分成熟，少一分浮躁，即可挺立在狂风中！

“在旷野上奔跑，在险滩上跋涉，在峭壁上攀登……”这些都是我文学路上的一部份。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在文学的殿堂里，看花开花落，观云卷云舒。我要用心写，用心感悟。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等着吧，我即将爆发！

我的文学瘾作文

可能是老天嫉妒我这双大眼睛，故意赠送了一份“大礼”――近视给我。

我只好打响一场特殊的战斗――视力保卫战。最难的要算与网瘾的搏斗。

不管是看书还是玩玩具，《造梦西游三》的激烈场面一直在我眼前晃呀晃，心里像被无数只蚂蚁咬着。妈妈抚摸着头：“孩子，你的视力半年就下降五十度，医生交代绝不能再玩电脑。视力要是一直下降，最后就会瞎了。”

我吐吐舌头，不敢再想玩电脑了。

一个人在家想玩时，忍忍还能坚持，可是……。

那天当好朋友泓宜们来我家时，平时最喜欢他们来玩的.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果然令我害怕的事发生了――他们一边跑向学校的教导处（我家住在妈妈工作的学校里）一边喊：“旭晖，来玩电脑。”我刚跑几步，医生和妈妈的叮嘱便像孙悟空的定身法一样把我定住了。我躺在草坪上责备自己：“要是以前保护好眼睛，现在正和朋友玩电脑呢！”

“我就去玩一小会儿吧，妈妈不会知道的?”

“不行，就算妈妈不知道，可眼睛还是会坏的。”

……。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走来了，夸我战胜了自己，还亲了我一下，我幸福极了。

渐渐的，网瘾被我甩掉啦！暑假里，我看看书，玩玩玩具，从不会想玩电脑。

昨天晚上，我正在吹葫芦丝。

“旭晖，下来玩！”

可我刚到操场，他们又去玩电脑了。

“电脑有什么好玩的？还让人近视！”

我躺在草地上望着星空，星弟弟眨着眼，仿佛在说：“祝贺你，你战胜网瘾啦！”

泉州泉港庄重文实验小学202班陈旭晖。

我的文学梦作文

一天，拜读朱自清的。

散文。

《荷塘月色》时，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双手微微颤抖，那清新隽永的文字如此灿烂，即使再历经百年，依旧会焕发出华美的光辉。我终于明白了，是文学梦，我梦寐以求，想当个作家。

入梦·鲜活。

从此，我会在案头放一杯饮品，手中捧一卷书本，听着耳边沙沙的翻书声，闻着丝丝淡淡的书墨之香时，那是何等惬意，何等安详，何等舒畅!《边城》中那个天真烂漫但又遭遇着不幸的女孩翠翠;《笑面人》中那个心地善良却被雕琢着一张怪脸的“笑面人”;《范进中举》中那个因中举喜极而狂的范进……这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些“良师益友”拓展了我的视野，增强了我的文学修养，使我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无限乐趣。

圆梦·跋涉。

我不再满足于欣赏文学经典，开始尝试着用自己手中的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在老师和同学们赞许的目光里，我投出了第一份稿件。信中贮满了我的希望，绿色的邮筒中有我的热情。然而，当一次次在报纸上没有看到我痕迹时，我气馁了。它将我的文学梦摔得四分五裂，我一次又一次抱怨上天的不公。当我重新拾起报纸再次审视时，我发现在同龄人那些文采斐然、技法巧妙的文章中，我的文字显得过于苍白和稚嫩。

我明白了，不甘心做一株飘在文学水面上的水草，就得扎实文学基本功，丰富文化底蕴，乐于思考并善于观察，在一次次感悟中，获得长足的进步……我多了几分稳重，少了几分浮躁。

祈梦·深情。

“在旷野上奔跑，在险滩上跋涉，在峭壁上攀登……”，是实现我的文学梦的必由之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在文学的殿堂里，看着花开花落，望着云卷云舒，我会大胆地写，写出心中的感慨;我会用心地写，写出世间真情;我会快乐地写，写出自我风采;我会尽情地写，写到梦想成真。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音乐是酒，拥有陶醉人心的力量;音乐如海，拥有包容一切的力量;音乐似书，拥有博学乐知的力量……我听过《梁祝》，声声滴泪的唱词，婉转飘扬的曲调，似乎要把上天感动，要让大地震颤。听过的人都会不禁神往那化蝶飞舞的美景，心怜那份楼台哀怨的悲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每听一次，就会想起这句词，思绪便随着这隔世之恋的感动回环，余音绕梁。这《梁祝》便成了不屈于封建礼教，大胆追求自我的最强音。它，向我传递着音乐的力量!

漫步音乐的殿堂，点点滴滴的感动让我感受到音乐无穷的力量。

还记得吗?那曲振奋人心的《生命交响曲》，贝多芬用他的一生缔造的辉煌，仅凭着一双手，一份对音乐的执着追求，他完成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伟大，我铭记他。无声的夜晚，寂静的楼台，你的耳边可曾想起悠悠的《夜曲》?此时，舒赫化身夜的精灵，他轻舞指尖，那是神奇的魔法棒，你的眼前便是夜的淡泊，心的宁静。还想什么呢?闭上眼，享受着夜的美妙赞歌吧!

每当我的朋友遭遇不顺，我就带他去江边，静静地坐着，聆听江水拍岸的声音。我给他哼一曲《欢乐颂》，他心生澎湃，破涕为笑，我也笑。我想，这种力量只有音乐才能够传递。又如学习遭遇困境时，我习惯打开音响，听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跟随着音乐我仿佛置身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体味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品读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的壮烈，感受孔明“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豪迈。我又重拾了信心。

时至今日，我对音乐的热情依然，我会给残疾的朋友唱起《隐形的翅膀》;我还给彷徨的孩童奏响《我心飞翔》;我愿给天下的所有华人献上一曲《爱我中华》!

音乐的力量无限，传递音乐的力量，让我们创造人生的辉煌!

我的文学观作文

梁实秋作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理论从最初就备受争议，而且经常受到误解与排斥。

梁实秋从小家境富裕，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精通古文，从小接受的教育大多是儒家的一套，后来又出国留学，使得梁实秋为文给人的感觉既有儒家君子的温柔敦厚，又不失英美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公平精神，笔锋显得不够凌厉。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后走上古典主义的必要经历，但后来走上古典主义道路似乎有着某种征兆，在后来提出的观点多多少少与这段经历有关。从小的学习也为古典主义打下深厚的功底。梁实秋曾经是热衷浪漫主义的文艺青年，而二十三岁赴美留学，师从白璧德之后，博学慎思的白璧德把他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古典的清明。梁实秋彻底成为古典主义的拥护者，并成为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理论的奠基人。

一、梁实秋观点转变历程。

梁实秋提倡新人文主义，认为一位作家如果不能冷静全面的观察人生，即会失于偏激成为浪漫主义。当然梁实秋认为革命文学同样以偏概全，最终引发与鲁迅的论战，即有名的鲁梁论战。论战发生时梁实秋二十五，鲁迅四十七，梁实秋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姿，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有一些左翼作家也参与论战，如冯乃超等。论战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一年初才告一段落。梁实秋写《卢梭论女子教育》，鲁迅针对此文发表了《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论战由此开始。论战的争端在于：文学应该正视普遍的人性，抑或强调阶级性。梁实秋主张人性超越阶级而且历久不变，文学表现正是这种普遍而恒久的人性。鲁迅则认为人性因阶级而不同，更随时代而变化，不能一味要求文学去处理抽象的人性。而这一问题不能单纯地说对错，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梁实秋能够挺身而出，明确地指出文学的本质，表现出了智者的眼光。

二、梁实秋对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

1.古典主义的基本观点及西方古典主义大家的观点。

古典主义，一般而言，它有两种基本定义，从狭义上讲，它是指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法国兴起后流行欧洲各国的一种文艺思潮，同时也指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因其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上坚持以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为典范，而被称为古典主义，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从广义上讲则是指一种文学精神、美学倾向、审美理想或创作品格，它在古今中外文学历史上均有不同程度地表现。其特点是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古典主义被等同于美、理性、健康和传统。

“文学是生活的评论”是阿诺德从社会功能、历史使命的角度对文艺的定义做的`界定。从亚里士多德到阿诺德再到白璧德及梁实秋，其学术的特质就是偏重于文艺的社会功用，强化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古典主义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是普遍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有纪律的。总之，是要用理性、纪律、普遍人性价值等古典主义原则来对抗五四以来个性解放、尊情、崇尚自然等现代价值取向。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从那以后，特别是在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及后来，这一观点被重述和讨论着。白璧德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而梁实秋作为白璧德的弟子，梁实秋是不会忽视这一观点的内容和主旨的。在“与自然同化一文中”，梁实秋回顾卢梭与提可在各自作品中所提到的与自然同化，觉得这样太玄妙，例子太极端。并表示现代人与自然同化，不外乎两种意义：(1)与自然同化，所以逃避现实社会。(2)与自然同化，所以到忘我境界。诺瓦里斯认为凡是在这个世界不快乐不如意的人该走向自然，住在那较优世界的宫里。在自然里他可以找到一个慈爱的心，一个朋友，故乡，上帝。这是明明白白地讲，与自然同化乃所以逃避现实生活。逃避根本的是个很丑的意思，不承认输败、不自甘暴的人绝不逃避。而古代的文人墨客对自然的爱：吟风弄月，侣鱼虾而友麋鹿，不是与自然同化，本质上也是对现实社会的逃避。王尔德却又是另一个极端，认为自然使人觉得渺小，梁实秋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夸大狂，而极端主张与自然同化的，与王尔德相比又是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情感的放纵，主观的幻想。

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止于人性，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继承了他的老师白壁德的人性观。白璧德所谓的人性有两个层次意思，第一个层次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人性，人普遍有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性质。第二个层次是二元人性论，这是白壁德人性论的核心。即人身上有理性和欲望二元，用理性控制欲望，以善抑恶，白壁德认为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增加理性的成分，削弱欲望，但是理性不是所有人都有，只存在一部分人身上，这一部分人就是古典主义者。

2.古典主义的社会性功能及内在理性。

梁实秋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强化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可以利用文学从事社会教育，但是文学不是革命或政治的工具。梁实秋曾明确提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宁静的沉思。这种精神愉悦要符合伦理标准和古典立场，不是随心所欲的迷醉。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排除涤净相通。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就起到了这一作用，即悲剧的功效在于能引起观众的悲悯情感，这种情感本是人人都有的，但经过悲剧的刺激作用下，使观众的情绪得以排泄，然后情感得到安息。梁实秋认为这样使人可以达到一种内在的健康。

新古典主义认为一切文学都有规律，戏剧有三一律，规定理想的悲剧有五幕，如果是四幕或六幕就不适当。文学作品中对老年人的描写必须是缺乏热情的、易怒的对年轻人有残酷的批评，如果把老年人描写成善良、热心的就不符合规律。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批评是对的，但是浪漫主义者所推翻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理性，体制的精神，一齐打破。浪漫运动的这一举动就是过度的。他认为文学可以不要外在的规律，但是有一种内在的标准，就是古典主义称的文学的纪律。新古典主义定下的规律是外在的，古典主义的纪律是内在的，就是作品中要有节制，理性驾驭情感。梁实秋认为文学之所以重纪律，为的是要求文学的健康。人性是复杂的，情感地表达有真有假，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不是完全对立的，浪漫成分在任何作品中都可能存在，但只要有纪律作为统领才能有好的健康的作品，就像人的身体，身体内部有秩序与规则才能是健康的。所以他的观点是，古典主义者要注重理性，不是把理性作为文学的唯一的材料，而是说把理性作为最高节制的机关。

三、对梁实秋古典主义观点的评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发轫期，梁实秋现代性的古典文学批评思理立场却一度遭受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建构的尴尬误读、冷落、打击与忽视。这一点从鲁梁的论战就能初见端倪。实际上，梁实秋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建构之影响较大的文学批评观都或隐或显地遭受到当时学界的鄙薄、针砭、苛评，甚至一概抹杀的诟病，因舆论引导的偏差而旁生出诸多的误解、误读，使其独到心得思想被一度边缘化，甚至被遮蔽、淹没、尘封，以致其诸多敏锐而锋芒的思想亮点鲜被学者概观论及。他曾开宗明义地论析：“西洋文学，除了极端浪漫派及晚近的颓废派以外，差不多都一致地承认文学是贴近于人生的。欲救中国文学之弊，最好是采用西洋健全的理论，而其最健全的中心思想，可以‘人本主义’一名词来包括。……我不用‘古典主义’这名词，因为人本主义包括的范围较广，即浪漫运动中之较健全的理论与作品也可包括在人本主义之内。中国的儒家思想极接近西洋的人本主义，孔子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颇多暗合之处，我们现在若采取人本主义的文学观，既可补中国晚近文学之弊，且不悖于数千年来儒家传统思想的背景。”他不仅曾纠正了当时新思潮激进浪漫派之极端和过度的危险错误，同时也有力地概括并肯定了现代新思潮与新文学批评中的某些正统的东西。

梁实秋的观点也有某方面的缺点，比如虽然一直强调普遍的人性，但是对于人性，梁实秋自己也不能给出具体的定义。梁实秋出国留学时期，美国的经济政治等已经有了比较高的发展，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是比较顺应当时美国环境的，而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激进，表现在文学上是对革命文学的推崇。梁实秋在当时推崇古典主义对于大众而言自是不易接受。

我的文学梦作文

从小就喜欢看书，喜欢没事的的时候在纸上写写自己的心情，关于文学，那是我的一个梦，一个做不完的五彩缤纷的梦。

这个梦我从初中开始做了有八年了，这期间有过心酸，有过泪水，同样也有快乐和满足，这其中的苦与乐或许只有我知道。

上小学的时候最闹心的就是写日记，通常我一篇日记都要想很长时间也无从下笔，写作仿佛成了我噩梦。但是噩梦也有醒的时候。记得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都是仿写课外书上的，最后老师居然当作范文在班上读了出来，年幼的我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每个星期盼望着假期的同时也盼望着作文题目，回到家了，第一个做的作业就是作文了，我通常会很用心的琢磨写什么，怎么写，这个词怎么用，这个句子该怎么表达，现在想起来那个小男孩真的很认真，也许是巧合，也许是老师的鼓励，也许是自己的兴趣。小学的作文每一篇我都是认认真真的去写，得到了老师的一次又一次的夸奖和鼓励。我愈发的对自己的付出感到高兴，是啊人都有想法，谁都不想付出了没有结果。也许老师是发现我很认真的对待写作，所以每次老师给我的评语都很有作用，很细心的帮我修改，很负责的给我审阅。小学一眨眼就过去了，时光就像那个宝贵的作文本子，翻到了最后几页，我们也就告别了美好的小学时光，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也留下了那些我认认真真写下的文字，现在看来，字迹略显稚嫩，但是每一笔每一划都让我感动，都让我自豪，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升到了中学。

上了中学我看的课外书就多了起来，我喜欢义薄云天的赵子龙，我喜欢爱憎分明的孙悟空，我崇拜刘备的礼贤下士，我讨厌吕布的见色忘义，书中的人物在我的脑海里演绎着一个个精彩感动的故事。那时候没事就喜欢找一本书看，名著也看，小说也看，古代的看，现代的也看。这些无疑让我的性格受到了书中人物的影响，这些都是看不见。看得见的是我的写作水平也在日渐提高，我写起东西来有自己的想法，文思总是充裕的，初中高中的时候每个周的周记，每次的写作练习，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每次老师读我的作文都会在同学们面前夸我一番，那时我的心总是满足的，比吃了蜂蜜还甜。想起郑渊洁说的一句话现在想起来真是有道理，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是的，谢谢老师不断给我的鼓励，是你们让我有继续下去的动力。

青春一去不复返，从最初稚嫩的文笔到现在成熟的格调，经历了太多，变的是人，变的是事，唯一不变的是我的文学梦，我会一直把这个梦做下去。拿起笔书写的不止是文字，它更是我青春的见证。我相信我的血管里面流淌的不只是血液，它流淌的是文字的笔墨和青春的激情。

我的文学瘾作文

作文我的大“卡瘾”

别看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还有一个瘾，嘿嘿。别误会，可不是那样的，我的是“卡瘾”。那么有人问我，什么是卡瘾啊？我来告诉你，就是特别爱买卡，我的卡可以堆成小山。我对卡来说，不知道是喜欢卡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是每天都要买卡。然后就高高兴兴的拿出去玩，本来卡就很软，再折一折、弯一弯整个卡都不能玩了。再加上我的卡都放好久了，也玩不了了，本想就此就不买了。也不玩了。可是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就又买了不少卡片。不知为何，妈妈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卡片。就叫我过去，哎呀呀，是一个“天象异常”啊。不出所料，就是”五雷轰顶“。我胆怯的`回到了家，可爸爸不知道这事，我就可以少点用耳朵了。谁知，刚刚吃上饭妈妈就回来了，可是没提到这事。我就放松了，可是出去玩的时候，在马路上妈妈就提到了我买卡的事。”爸爸也知道了，我耳根子可没清净了。”我心里暗暗说道。爸爸的嘴都是你别买卡了这句，还有你买这给有啥用啊，多败家啊。我想说话，可是我的负罪感又开始犯了，一句话也憋不出来。终于我在重重思想下，脱口而出：“我以后不买卡片了！”爸爸说：“好！你从此以后就别买了啊。”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十分舒服。正所谓忠言逆耳嘛！

河北秦皇岛青龙县青龙第一实验小学四年级:朱光照。

我的文学瘾作文

每次要关电脑时都舍不得下，不上网时总是惦记着电脑，可是每次一坐到电脑前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登了qq，看了下空间，偷了点菜，抢了几个车位，看了几个同学更新了的日志。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我不喜欢玩游戏，觉得那太枯燥，我不喜欢看网络小说，觉得那太肤浅，我不喜欢与人聊天，因为我找不到话题聊，归根到底，是我不喜欢我眼中的这个网络世界。但是，我就是舍不得放下电脑，于是我去每个人的空间里逛，我帮每个人踩空间。

在各个空间里徘徊者，一晃就是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再一晃就是三个小时，一个下午、一个早上，就这样被我挥霍掉了。

关机的时候，心里空空的，感觉我还没有好好的上一次，感觉我什么也没有做。

然后就放假了，放假的`时候我没有上多少网，因为没有电脑。其实如果好长一段时间不上我是可以的。

快开学的时候，我的作业还剩下一大堆，可是我一看电脑就不由自主的开了机，然后又是一次空虚的网络之旅。就这样，我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到了最后，只剩下几天了，我不得不想办法解决。好多同学都是抄答案的，于是我也想抄答案，可是我是一个成天呆在家里的人，有网上的话来说就是“宅女”，我不想出门，所以就在网上找，可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什么。我只得乱写。然后打了一个电话问一个同学要了答案。他所说他下午给我，于是中午我又在上网。

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该上网干些什么，如果没有人的话。

现在，我还是有网瘾。以前在网上看过一篇名为“xxxxx研究发现缺少父爱的青少年容易有网瘾”文章。现在想想，还真是。

网瘾是一种病，一种灵魂上缺少某种因素的病。

我缺少的，是融入社会的一种心境。我常常就像一个看客，看身边所有发生的事，与我无关。我关心的，只是我自己。

现在，我该进入社会了，不管我是否喜欢，不论我是否适应。

我想，我以后会喜欢的。就像苦瓜，最开始吃的时候，是苦的，吃多了，就习惯了，其实苦瓜还是一种好东西呢。

我的文学梦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