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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2-21 1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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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用50年回应邓稼先千里同途之约。百岁寿辰上，杨振宁深情提到已故同窗好友邓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是以后50年适合了你的嘱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1971年，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之间长达20余年的僵局，当美国刚发布公告解除外国人访问中国的禁令时，一位思乡的游子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归途。他就是已经誉满天下、功成名就的大物理学家杨振宁，他也成为美国对华解禁后申请归国的华裔科学家之第一人。
杨振宁：我虽然在美国住了多年，可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所讲的，说杨振宁你血管里所流的是你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振宁：希望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
慎重起见，邓稼先在请示了周总理后，次日托人转交给他一封信，十分确定地告诉他，原子弹的成功完全是中国人自主研发。
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我大哥拆完信以后他就哭了，然后他就跑到了洗手间，整理了以后出来。
杨振宁：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震荡。当我知道邓稼先的回答以后，我感情上的冲动不是当时能够自己控制住的。
杨振宁的激动是有原因的，早在1945年出国前，父亲杨武之就曾叮嘱他,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在美国，读完博士并正在从事基础物理研究的杨振宁为了继续当时的研究工作，没有像邓稼先等人那样1950年就乘船回国，但等他想回的时候，已经回不了了。
杨振宁：我们当时已经想要回来了，但美国的总统杜鲁门下了一个命令，说是中国学生在美国得到理科功科博士学位的人，不可以让他们回国，所以，很多这种人被挡住了。
这一等就是20年。然而，在没能回国的岁月里，杨振宁在为华人赢得了巨大的荣誉。1956年，他和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定律，颠覆性地震惊了世界，并在1957年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
杨振宁的成就远不止此，1954年他和米尔斯教授共同创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为粒子物理学提供了基本框架。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翟荟：杨先生的科学贡献，是人类科学文明的一个宝库中非常璀璨的一个明珠，可能再过1000年，再过几千年，我们人类提到我们最重要的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还是不可避免要说到杨米尔斯理论。
学术界公认，杨振宁在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场论等4个领域拥有13项诺贝尔级别的成就，他用无可辩驳的学术实力，使他背后的中国二字越发熠熠生辉。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渌：杨先生是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杨-米尔斯场是物理上革命性的贡献。
杨振宁：基本上每一次探亲访问，回国以后都有中情局的人或fbi的人来了解情况。
尽管不断受到盘查和压力，杨振宁仍然坚持每年回国一两次。他跟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多次研讨中国教育和科技上存在的问题，主张重视基础理论的发展。他十分关心新中国的科研力量，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成立了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了数百名中国学者去美国学习深造，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
1996年，杨振宁接到了一份协助清华大学创建高等研究中心的邀请。
杨振宁：我从小在清华长大。这个要求我必然答应。
2003年，杨振宁回国定居清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不仅不领年薪，还将美国的一栋房产捐给清华。2004年，82岁高龄的他，甚至主动为200多个大一新生教了一整个学期的《大学物理》课。他为清华高研院累计筹措资金1亿多元，为吸引中国顶尖科学人才倾尽心血。同时，他始终关心中国重大科学工程及科技决策，以一片赤子之心进行谏言和批评，继续用他的科学精神和学术人格，在中国科学界起着显著的引领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他始终关心着中国一流的创新人才怎么成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杨先生其实带动了一批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他的归来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他是一个大师我们都是跟随他去做的。
从中华少年，到爱国游子，到归根老人，岁月须臾而过。2021年9月，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习近平专程委托教育部同志前去探望贺寿。
在致辞中，他再次提起早已因为核辐射的伤害而离世的邓稼先早年给他写过的一封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位百岁老人，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和生死，对着当年共同意气风发许下报国志愿的儿时同窗深情喊话。
杨振宁：这50年，我符合这共同途的期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或者根本不在意这些言论，只是冷笑一声：虫子真多。
中国人真的了解杨振宁吗?他真的是只是个利用诺贝尔虚名来骗取小姑娘的老色鬼?
杨振宁到底有多厉害，简单来讲，他是有史以来排名前15的物理学家，与费曼、朗道奠定20世纪物理学的白银时代，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最卓越的设计师(弗里曼·戴森语)。他是华人骄子中的骄子，他的伟大是历史级别的伟大。
可能有人说，你这话置霍金于何地。好吧，虽然科学不比排名，我们尊重《时间简史》的作者，但从科学成就上讲，霍金没有资格与杨振宁相提并论，他们之间相差了3个黑洞。
如果华人在世界上有足够的话语权的话，杨振宁就是当代牛顿和爱因斯坦。
杨振宁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渊源深厚，结下了几十年的良缘，多年来对大学的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杨振宁长期为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讲课，和开设的课程是“二十世纪理论物理的主旋律”，研究生和本科生都有修读。
广东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何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经常参加国内的学术交流，国内已有不少地方通过杨振宁教授引进了不少‘少壮派’高端人才，这其中包括杨振宁教授的弟子。”
1986年，杨振宁创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本着“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83]杨振宁创建后亲自指导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学物理及其在物理中的应用，包括量子可积系统，杨—mills场，杨—baxter系统，量子群，关联体系的代数结构，yangian，纽结理论等。
杨振宁创建的理论物理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
据葛墨林院士回忆，杨振宁“管”得很细。从1988年开始，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习班，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募捐讲课费。
1992年，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负责打字。他甚至考虑到了外宾喝咖啡的习惯，打算自带咖啡壶。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6月18日，南开大学以理论物理前沿讨论的方式庆祝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25周年和杨振宁先生89华诞。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在庆祝之际，我们更要记住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正值陈省身先生诞辰100周年、杨振宁先生89华诞，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超过70年的学术合作与深厚友谊，理论物理研究室则是他们晚年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25年来，理论物理研究室做出了突出成绩，培养了大批人才。
杨振宁个人简介。
杨振宁，男，1922年10月1日(护照上为9月22日)生于安徽合肥，物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学院荣誉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2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穆藕初奖学金，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55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9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任清华大学教授[2]。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里程碑性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杨振宁还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杨振宁早年经历。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4岁时，母亲开始教杨振宁认字，一年多的时间杨振宁学了3000个字。
1928年，杨振宁父亲自美国归来。同年随父赴厦门大学，进小学二年级。
1929年，其父应聘清华大学，举家赴北平，居于清华园西院十一号;入读教员子弟学校成志小学三年级。
1933年，小学毕业，入读城内绒线胡同天主教圣公会崇德中学。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北平不稳，随母携弟妹返回合肥。
1938年，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全家逃难，经广州、香港、越南河内辗转抵昆明，杨振宁入读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同年秋天，以高二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被西南联大录取，先遵父命报化学系，后改物理系。
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论文导师为北京大学吴大猷教授，后考入该校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王竹溪教授。
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
1944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毕业，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教授。
_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夺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武之博士抱着虚弱之躯，飞往日内瓦。杨武之是带着做父亲的使命感来的，觉得他应当劝杨振宁回国。一方面这可能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杨武之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他的心情真的十分矛盾，他非常想让儿子回去报效国家，但作为老一辈的留美博士，他又清楚地知道儿子留在美国在学术上的意义。矛盾交织中的老人给儿子儿媳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杨振宁影响极大。
_年12月10日晚，怀揣_年赴美留学时发的中国护照的杨振宁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但是，到了_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他说，“从_年到_年，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会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100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
从单身漂洋过海的闯荡到功成名就后的奔波，杨振宁目睹了一幕幕美国社会的悲喜剧，目睹了外国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这里的境遇。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还有排华法。
当杨振宁本人已经成为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之时，仍在租房时受到歧视。最使杨振宁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是，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每每因他不是美籍而多受掣肘(例如不能去美国国立实验室)。当“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而美国这个社会又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的时候，杨振宁于_年初最终作出了加入美籍的抉择。
杨武之在_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对于儿子的决定没有抱怨，但杨振宁知道，直到临终前，父亲对于他放弃故国的举动，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1926.3.12－）著名船舶专家，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1964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各项性能也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玉湖镇新寮村，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
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先后从事过民用船舶和军用舰艇的研究设计工作。
1958年开始参与并领导我国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历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一九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受国防科工委任命为核潜艇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现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30多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刘盛兰：高龄老人拾荒助学子。
刘盛兰，男，91岁，山东省烟台市蚕庄镇柳杭村村民，“五保”老人。
刘盛兰是位普通村民，年轻时在外打工，后来在一家企业作保管员。73岁的时候，老伴去世，他成了孤寡老人。为了让自己老了无力行动时，身边会有一个照顾他的人，他开始了助学。这是老人的初衷。但后来，他助学的规模远远的超出了自己的想像。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起，73岁的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学生，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张”到全国各地。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资助着50多名学生。每天清早，刘盛兰起来弄点简单的饭菜，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去了，直到捡回一大堆破烂。他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捐资助学总计7万多元，资助了100多个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这样能拿到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贴。这些钱他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刘盛兰唯一珍藏的是一个深蓝色布袋，里面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多少封信。2013年8月，因为肾病，刘盛兰住进了医院，但他仍然惦记着捐资助学，担心汇款中断和没到位会断了孩子们的希望。得知老人住院，很多受资助的孩子回来看望他，照顾他。
3、陈俊贵：守墓老兵。
陈俊贵，男，汉族，55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乔尔玛筑路解放军指战员烈士陵园管理员。
1979年，陈俊贵随所在部队到新疆参加修筑天山深处杜库公路的大会战。1980年4月6日，部队被暴风雪围困在天山深处，面临断炊的危险。四名战士奉命带着最后的干粮出门求援，在风雪弥漫的生死关头，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给了年龄最小的陈俊贵。班长和战友陆续牺牲了，陈俊贵终于找到了人群，部队得救了。接受4年冻伤治疗后，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始终没有忘记班长的临终嘱托：希望陈俊贵可以去他的老家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陈俊贵不知道战友的家庭地址和父母姓名，多方打听无果，1985年冬天，陈俊贵作决定，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来到班长和战友牺牲的新疆天山脚下，为战友守墓。20多年里，他从未停止对班长父母的寻找。终于，他从一名扫墓的老战友口中得到班长在湖北省罗田县白莲乡的地址。2005年10月，陈俊贵赶赴罗田县，得知班长父亲母亲都已去世。陈俊贵跪在班长父母坟前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你们不要牵挂，今生今世我都将守在郑林书坟前，让他永不寂寞！”目前，陈俊贵已将班长和副班长的遗骨，从新源县移到新扩建的尼勒克县乔尔玛筑路解放军烈士陵园安葬，还担任了这里的管理员。陈俊贵说：“我不仅可以和班长在一起，还可以守护为修筑天山独库公路牺牲的战友们了！”
4、段爱平：老百姓的贴心人。
段爱平，女，57岁，山西长治市襄垣县王桥镇返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998年，段爱平嫁进了返底村。为改善生活，她借钱做起了焦炭生意，两年下来赚了几十万元。当时的返底村是个名副其实的穷村，村小学的教室是危房，孩子们没有教师上课。没上过学的段爱平决定出资为村里建一所新小学。1999年，段爱平在没有参加候选的情况下，高票当选为返底村委主任。上任后，段爱平先后给村里盖了学校，建了养老院。为了建养老院，她没时间陪肝癌晚期的老伴，为了使村民发家致富，她带领村民种植药材，改造全村电网，投资园林建设，栽植树木，而这些项目中段爱平自己就贴了十几万。去年，段爱平被诊断为淋巴癌，经过化疗、电烤，她的脖子已经看不到完整的肌肤，每天就靠葡萄糖和止疼药度日，身体已经到严重透支的地步。就是这样，她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每天想着的是要尽力再为村民做更多的事。
5、沈克泉、沈昌健：“油菜花父子”35年追梦路。
沈克泉，男，享年74岁，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杨桥村村民。
沈昌健，男，46岁，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杨桥村村民。
1978年，养蜂人沈克泉在贵州山区发现了3株花期长，生长结构好的野生油菜，将其带回家乡播种，想为养蜂场提供新的蜜源。继而想到改良培育出产量高的油菜品种，为家乡解决吃油难的问题。一开始，乡亲们嘲笑他“泥腿子想当科学家”。直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克泉培育出了优质油菜种，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沈克泉的油菜品种未经国家审定，当地部门对沈克泉进行了罚款、拘留。但他仍刻苦自学有关油菜遗传育种和生产栽培的知识。在没有专业分析、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父子俩用肉眼观察，凭记录总结规律。1996年，家里为搞油菜研究欠债不少。沈昌健卖掉中巴，带着卖车款回家投入油菜研发。2004年，沈克泉父子繁育的“贵野a”不育系获国家发明专利证书。2007年，沈克泉带着自己培育的巨型油菜“独闯”在武汉召开的第12届国际油菜大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09年，沈克泉去世，沈昌健依然是坚持着油菜育种。家人将沈克泉葬在离试验地不远的山坡上。家人知道，这些油菜是老人最后的心愿和牵挂。如今，沈昌健的“沈油杂”202、819已进入区域试验环节，五亩送检试验田里有300个单株样本，每个样本送检一次就是200元；300亩的示范片里还欠着两万多的工钱，马上要施肥又是两万的肥料钱。对于已经35年没有主业收入的沈昌健一家而言，“吃饭靠田，科研靠借”。几十年来，沈克泉、沈昌健父子自筹资金150多万元，这几年政府也常有资助，可沈家里欠下了不少债，“几乎所有亲戚都借遍了。”家里最值钱的是两台用来贮藏油菜种子的冰箱。35年父子相继，只为一株油菜的梦想。沈昌健说等现在的种子通过审定了，会卖给种子公司，拿着资金去滚动开发下一代油菜杂交新组合。自己的油菜育种路也许得“慢慢走”，但怎么也会走下去。
6、方俊明：迟到的荣誉、不悔的信念。
方俊明：男，56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人。
1985年8月，28岁的方俊明为救一个假装落水的顽童，跃入河中，造成颈椎骨折，高位截瘫。直到2013年11月，方俊明终于获得了迟到28年的见义勇为荣誉称号。虽然荣誉迟到了28年。但方俊明从来没有后悔那次行动。一个家庭的艰辛，一个生命的委屈，这一切都见证了善良在人们心中的恒定不变的价值。
7、格桑德吉：悬崖边上的护梦人。
格桑德吉，女，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帮辛乡小学的一名教师。
2000年，格桑德吉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她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而是毅然回到西藏。为了让雅鲁藏布江边、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门巴族孩子有学上，格桑德吉放弃拉萨的工作，主动申请到山乡小学教学。墨脱县帮辛乡，因常年泥石流、山体滑坡，是墨脱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为了劝学，格桑德吉天黑走悬崖、在满是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道路上频繁往返；为了孩子们不停课，别村缺老师时她不顾六个月身孕、背起糌粑上路；为了把学生平安送到家，每年道路艰险、大雪封山时，格桑德吉过冰河、溜铁索，把四个月才能回一次家的学生们平安送到父母的`身边。这些年，为了教好孩子们，格桑德吉将自己的女儿央珍从两岁时一直寄养在拉萨的爷爷家，当一年之后格桑德吉再到拉萨的时候，女儿已经不认识她了。2013年，时逢格桑德吉荣获“最美乡村教师”，节目组特地邀请了格桑德吉的丈夫和女儿来到北京。同时，这也是格桑德吉与女儿的第五次见面。
十三年来，在格桑德吉的努力下，门巴族孩子从最初失学率30%，变成到今天入学率95%。她教的孩子有6名考上大学、20多名考上大专、中专，而她自己的女儿却留在了拉萨，一年才能见一次。村民们亲切地称她为门巴族的“护梦人”。
8、姚厚芝：绝症母亲为孩子留学费耗时3年绣出清明上河图。
姚厚芝，女，38岁，重庆市巫溪县塘坊镇红土村村民。
1999年，姚厚芝嫁给了王以朝，婚后一起赴山东煤矿打工。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姚厚芝专心在家带孩子，丈夫在煤矿挖煤。2006年，一场病魔突袭，彻底摧垮了这个家。姚厚芝查出乳腺肿瘤，需立即做切除手术。面对高额的手术费，姚厚芝选择了“药疗”。几年下来，病情没有丝毫好转。2009年2月，姚厚芝从电视上得知，绣十字绣也能卖钱。第二天，她坐车辗转十余小时，咬牙花2800元购回一幅6.5米长的十字绣《清明上河图》十字绣样。这次的“先斩后奏”，让一向疼她的丈夫火冒三丈，觉得她是在瞎折腾，可姚厚芝有自己的想法。从此，姚厚芝过起了“两点一线两头黑”的生活，每天绣十字绣长达17个小时。2012年7月，经过3年零5个月的昼夜追赶，这幅共需127万针才能刺制而成的《清明上河图》终于落针。有收藏家上门出20万收购，姚厚芝拒绝了。姚厚芝想将十字绣保存下来，即便有一天自己不在人世了，再把它卖出去，孩子们上大学的钱就不用愁了。姚厚芝的儿子王锐读初中，女儿王琼读小学。王锐说长大了要当医生，给妈妈治病。不善言辞的丈夫，不知道怎么劝说妻子，本身患有肝病的他只是拼命地下井，希望能早点挣够钱给妻子治病。第一幅十字绣完工后，姚厚芝又买回了一幅长22米、宽0.85米的《清明上河图》十字绣样。这幅刺绣的难度、时间和价钱是第一幅的好几倍。姚厚芝偷偷找以前的工友七拼八凑了一万元，瞒着丈夫说只花了两三千元。她怕丈夫心痛和着急，因为家里实在是负担不起。从2006年到现在，姚厚芝花去的医药费已达10多万元。如今，王以朝仍在山东挖煤，姚厚芝在家照料两个孩子的生活。姚厚芝说，第二幅《清明上河图》已绣了快6米。希望老天能再给她3年时间。她现在就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人，不知道自己生命何时会终结。她没有其他奢求和心愿，只是想尽自己所能多给孩子留点什么。
9、龚全珍：将军梦，守护情。
龚全珍，女，90岁，现居江西莲花县琴亭镇金城社区。
1957年8月，开国将军甘祖昌主动向组织上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职务，回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务农，龚全珍相随而归。那一年，她34岁。将军当农民，甘祖昌是新中国第一人。龚全珍完全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决定：“老甘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正像他说的那样，‘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从新疆到江西，全家11口人的行装只有3个箱子，却带了8只笼子，里面装着新疆的家禽家畜良种。当时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生活上十分节俭，把2/3的工资用来修水利、建校舍、办企业、扶贫济困。他一共参加建起了3座水库、4座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龚全珍全力配合丈夫，也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花在支援农村建设上。回到莲花头几年，她没有做一件新衣服。龚全珍在家里呆不住。步行25公里到县文教局联系工作，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只有3名老师，她却一点不嫌弃，第二天就搬铺盖去了学校，开始把自己赤忱的爱投入到这片红土地。
1961年，县文教局安排龚全珍到同乡的南陂小学当校长，在那里一呆就是13年。后来，她又被调到离家不远的甘家小学当校长，依然还是老作风，吃住在学校，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1986年3月，甘将军因病逝世，一只铁盒子是他留给妻子和儿女唯一的遗产，里面用红布包着3枚闪亮的勋章。离休后，龚全珍积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倾力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开办“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从青春岁月到耄耋之年，为广大群众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2013年9月26日，龚全珍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高度赞扬。
10、胡佩兰：20年来坚持每周出诊6天的百岁仁医。
胡佩兰，女，98岁，解放军3519职工医院和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医生。
1944年，胡佩兰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部，70岁时才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位上退休。退休后，她一直坚持坐诊。胡佩兰生活节俭，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她经常大方地给病人垫付医药费。她还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胡佩兰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进出都要坐小推椅。2013年7月，98岁胡佩兰心脏病突发，经抢救后，第二天她依然准时到医院坐诊。胡佩兰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平时看病不太依靠高科技仪器。因为慕名找上门的病人多，胡佩兰每天都会坚持看完所有病人才下班，对患者也极有耐心，给病人开药，很少超过一百元。如今，胡佩兰的记忆明显下降，耳朵也不如以前，但病人的情况她却记得清清楚楚，耳朵里放着助听器，听不清的地方，便由旁边的学生解释。胡佩兰对病人的态度有目共睹，她经常说：“医患关系搞不好是因为交流不够，医生只要对病人认真负责了，病人也自然会对医生极力配合，不管面对哪一个病人，都要把患者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病人来对待。”直至今日，胡佩兰已经在一个工厂职工医院和现在的地方，连续坐诊20年，坚持每周出诊6天，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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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陆告诉我，他愿意在一线成长，锻炼。他始终扎实干事、努力工作、带领队伍冲锋陷阵，而对自己个人名利看的却很淡。”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王劲峰这样评价自己的兵。
20__年3月21日，按照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原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由应急管理部领导管理。
王劲峰说，改革难免会有个别人产生迷茫。然而陈陆像绝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坚定地留下来。
“陈陆曾告诉我，在救援现场取得胜利，透过人民群众赞许的目光，我获得了成就感，真正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快乐，所以陈陆不是在为自己工作，消防部队改制，但他始终也不曾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王劲峰说道。
陈陆牺牲后，被应急管理部评定为烈士、追记一等功，被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党委追授“全国消防救援队伍优秀共产党员”，被安徽省委追授“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共青团安徽省委、安徽省青联追授“安徽青年五四奖章”，被安徽省总工会追授“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被合肥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市总工会追授“合肥市五一劳动奖章”。
陈陆身穿“火焰蓝”，踏出了一条新时代的英雄路。
在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发表的《父亲与我》一文中曾经特别提及过一件事：
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止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在他的自传中又写道：他在中学阶段念书时，父母要求他背诵孟子。当时的他没有选择说不的权利与勇气，只好勉为其难，把整本孟子装进记忆中。他上大学后，学习自然科学，一路走来极为顺利，并获得国际的肯定。但是，说来奇怪的是，他幼年时所背的孟子，在成年之后，居然成为他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孟子的话在他心中形成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都会提供明确的答案。因此，影响他最深的，并不是他所专长的物理学，而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思想。
杨振宁博士在科学研究中重大思路的形成也得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理念：我之所以怀疑-的奇偶不灭定律，这和我在西南联大读《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似的道理，同时却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类似杨振宁先生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就是文言文传递的中国古圣先贤智慧经验所蕴含的潜在力量!
可以看出，在科学创新过程中，联想只能与已有知识发生关联。能够在科学创新中发挥借鉴作用的知识，则进一步说明经典的潜在力量。
1945年，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
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导师是爱德华·泰勒教授。
1949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始同李政道合作。当时的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同年，与恩利克·费米合作，提出基本粒子第一个复合模型。
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
1956年，和李政道共同发表论文，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像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
1957年，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为自傲，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鼓励在台湾的岳母曹秀清设法取道美国转往中国大陆。在他的安排下，曹秀清从美国飞往日内瓦，由中国外交部的同志亲自接机，安排休息数日后，转机飞往北京定居。
1958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象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中国速度，刷新历史，中国飞人苏炳添赢得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第六名，且在半决赛中以9.83秒刷新了亚洲百米纪录。除了你看到苏神惊人的成绩表现，背后还有很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故事与真相!
1、亚洲飞人的双重身份：不仅是运动员，还是教授。
苏炳添不仅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20__级)，还是暨南大学体育学院的副教授，从这个角度而言，苏炳添是学国际贸易专业跑得最快的研究生，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教授!
2、最自律的运动员：
苏炳添的战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超强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不吃禁忌食物，训练从不偷懒，保质保量。他至今都严格遵守着一个专业运动员枯燥的作息规律，每天早上不到7点起床，晚上11点前睡觉。
他的外教亨廷顿对他评价道：“苏炳添太自律了，他的训练态度是中国田径运动员中少有的，根本不需要教练去鞭策。”
自律成大器，苏神也不是一蹴而就!
3、苏神的真实身高只有1米72，打破了短跑的身高标准。
在世界短跑领域，“黄金身高”在1米8至1米9之间，而苏炳添的身高只有1米72，从先天条件上而言，苏炳添不算是跑百米的好苗子，相比于身高1米95跑完100米只需42步的博尔特，苏炳添则需要至少47步才能完成。
但凭借着1米72的身高，中国飞人苏炳添依然在强手如林的百米跑道上，成为世界顶尖选手，这便是他惊人的爆发力与训练技巧所致，假设苏炳添有1米85左右的身高，他的成绩理论上会更好。
20__年伦敦奥运会，苏炳添在意识到自身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后，决定破釜沉舟，放弃之前十多年练就的起跑经验，重构自己的起跑技术，起跑脚由右脚改为左脚，步数由原来的47步增至48步。这个壮士断腕的决定，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起跑速度，也助他最终突破了百米10秒的大关!
4、跑道上飞奔，爱情却很慢热：
苏炳添与妻子林艳芳初中便已相识，20__年苏炳添进入广东省队时，历经长达10年的异地恋，两人于20__年“抽空”并结婚，婚礼仪式礼成后的第三天，苏炳添就回到了跑道继续训练。20__年，他们的孩子降生，苏炳添在医院悉心照顾妻孩五天后，又归队开始了亚运会的备战。
在当今娱乐圈真真假假的爱恨情仇乱象面前，苏炳添可谓是一股清流，可谓是异地情侣、深情专一的楷模。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黄种人跑不过黑人，但苏炳添的出现，成为照亮中国短跑的那束光，他突破的不仅是成绩，更是打破了我们长期被禁锢的固有思想，“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才是中国人的骨气与自信。
如今，89年出生的苏炳添已32岁了，对短跑赛场而言，已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同项目的运动员绝大多数选择了退役，他却依旧保持高强度训练，不断改善跑步技术以对抗身体的老化，而他做到了，如此年级依然再度刷新了亚洲纪录。
有人问：“苏炳添的极限在哪里”?
苏炳添说：“年龄只是个数字，我还可以更快”。
保持野心但波澜不惊，他谱写的正是关于坚持，关于挑战极限的神话，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这才是值得我们去崇拜与追随的“偶像”，而不是那些或粉嫩或油腻或如wyf般正反两面的娱乐明星!
苏炳添，赛场上霸气四射的苏神，赛场外专一可靠的丈夫，学术界严谨创新的苏教授……未来，也许还有更多传奇等待着这位亚洲飞人去创造!
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女人，在儿子6岁以前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这个女子想必应有绝顶的聪明。杨振宁就是靠这样一个妈妈启蒙的。一个78岁的大科学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教育的母亲，那情景让人感动。
“我母亲_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她小的时候还裹过脚，到了民国的时候，才又把脚放开了，所以她的脚不是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变形了的脚，我每一次看见她的脚，都觉得非常难过。她念过几年私塾。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我认识了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很佩服，她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而对于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讲起来，有人会认为是愚忠愚孝，可是假如你抛开这个价值观，这个所谓愚忠愚孝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那么，到了比她年轻一辈的男人或者女人，我想这个坚强的意志，渐渐地没有了，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向另一个方向走。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呢?我想，她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一种无比的力量。”
12岁的“少年狂”：我将来要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_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_年到_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1998年，中国女子空中技巧队开始出征冬奥会，24年了，共获得5枚银牌，因此有了“收银员”这么一个戏谑的称号。
2014年徐梦桃出战索契冬奥会时获得了银牌，也成为“收银员”中的一员。
徐梦桃：我当时会感觉到这枚金牌，就是触之可及。
索契冬奥会之后，徐梦桃开始积极备战平昌冬奥会，但在2016年全国冬运会的赛场上，徐梦桃受了重伤，左腿膝关节韧带断裂，她不得不接受手术，切除了将近70%的左膝外侧半月板，并在膝盖中打了3根钢钉。
徐梦桃：整个2016年当中都在用电击片，提高你的肌肉质量，那个腿电完之后，就会疼好久好久。这种疼痛，就会让你感觉到一直在抽筋，好像触电了一样。
重新回到国家队的徐梦桃，为了不影响平昌冬奥会的发挥，她一直没有做取钢钉手术。就这样，徐梦桃带着钢钉如期站在了2018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
平昌冬奥会成了徐梦桃的噩梦，这一次她摔得更重，无缘夺金。
徐梦桃：我当时会感觉到，天啊，我真的是拿不了冬奥会冠军，我现在已经28岁了，冬奥会是四年一届，青春有几个四年，尤其是空中技巧女运动员又有几个四年，可能未来我没有机会了。我是不是就注定了与冬奥会金牌无缘。
在平昌冬奥会摔倒后，之前缝合的半月板再次裂开，原本被切除了大半个外侧半月板的左膝，又再度被切除了60%的内侧半月板。
那段时间，徐梦桃的情绪非常低落，她真的打算退出冬奥赛场。为了备战冬奥，别说结婚了，就连父母都难得相见，也就在养伤的这段日子里，才有了父母久违的陪伴。
徐梦桃的父亲徐学君经营烤串店为生，却酷爱体育，正是他发现女儿在体育上的天赋，在小梦桃心里种下了当奥运冠军的种子。在普通人看来，他是一个狠心的父亲。
徐梦桃：我爸爸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万里长征都走过来了，不差这一步了，北京冬奥会我们再坚持一下。其实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比我能参加自己家门口的冬奥会更让我向往的。
备战北京冬奥这四年比之前更艰难。年龄越来越大，加上切除掉如此多的半月板后，膝盖没有了缓冲带，基本上是两块骨头在摩擦了，当从高台上跳跃落地时，无法想象会给腿部带来多大的冲击和伤害。
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徐梦桃在空中技巧世界杯分站赛芬兰和加拿大赛场先后夺冠，个人职业生涯的世界杯冠军数达到27个，成为世界第一人。只差一枚冬奥会金牌，来成就她职业生涯的全满冠。2022年2月14日，她站在了北京冬奥会的决赛场上。
徐梦桃直接挑战三周台back/full-full-full，向后空翻三周加转1080度，这也是女子赛场的顶尖难度。
108.61分，这是女子决赛的最高分，这一次徐梦桃是第一，她为自己和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队赢得了首枚冬奥金牌，终于破除“收银员”魔咒，创造了历史。
烧烤炉温暖的童年。
伤病困扰的青春。
近在咫尺的金牌。
最终披上肩膀的国旗。
全场最高难度。
这是创纪录的翻转。
更是人生的翻转。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梦之芒芒，切切其真。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国家大建设时期，人才急缺，先后有大批留学人才回国，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坐不住了，他开始频繁来信，试图劝自己的儿子回国为祖国发展出一份力，于是多次赴瑞士，美国等地，探访劝说儿子。
但杨振宁却陷入了两难之中。
无疑，当时新中国的环境对他的研究是极为不利的，且他所学科目对新中国建设意义不大，后国家又经历了大跃进等众多变动，终于是未能归乡。
1964年，因为种种原因，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这引起了父亲的极大不满。
后来邀请父亲赴美团聚也皆被拒绝。一直到杨武之去世，也未能原谅他。
而此时的杨振宁也已经步入老年，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直到1999年，他才寻到机会，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并于几年后改回了中国国籍。
这位老人伟大且坎坷的一生，四处漂泊，最终归乡，不知他望着故乡的土地，会不会也有万千感慨。
1945年11月，一位年轻的男子走下轮船，第一次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他就是公费前往美国留学的杨振宁。天才在学习方面总是快人一步，在导师泰勒的认同下，1948年杨振宁便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第二年在博士后研究工作中，杨振宁与另一位名叫李政道的天才相遇，开始了他们的共同学习、研究的道路。直到1957年，在一片掌声与赞美声中，李政道和杨振宁共同走向领奖台，领取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此时杨振宁已经是名满美国的教授级人物，在物理学领域名气斐然。7年后，他更是更改国籍，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
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逐渐升温，已经离家数十年的杨振宁生起了思乡之情，在国务院的欢迎下，他成为了第一位回国的美籍学者。国家为了表达对科学家的看重，由周总理亲自接见，并说出了那句让他热泪盈眶的话：“欢迎回来!”
而在寻访故友时，杨振宁最先想到的便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即将返回美国时，他向邓老问出了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多年的疑问：“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自己造出来的?有没有外国人的帮助?”
邓老对这个问题也十分看重，他斩钉截铁地给出确定答案：“我们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是自己造出来的!”为了印证这个答案，他不惜写了一封长达上千字的长信进行论证。而这个答案让杨振宁对国家的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给美国华侨同胞们带去了更多的信心。
1973年7月，杨振宁第四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在这里他已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好友以及尊敬的周总理，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与毛主席会面，而这次的到访，他终于有了和伟人见面的机会。
7月17日，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杨振宁见到了时代伟人毛主席。此时的毛主席已经80岁高龄，视线模糊，身体状况也并不好。但在与杨振宁交流的过程中，他的思路依旧十分清晰。刚见面毛主席便打招呼道：“请代我向你岳父杜聿明问好。”
简单寒暄后，毛主席更是主动谈及科学领域的问题：“质子是不是也能分割?”这个问题让杨振宁对毛主席的佩服更添三分，别说普通人，就连当时的科学家们也在讨论思考它的答案，始终没有定论。而对于这个科学界的难题，毛主席巧妙运用哲学思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庄子》里有这样一句话‘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的就是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否则一万年以后你们这些科学家岂不是要失业了?”
随后毛主席和杨振宁又谈到了中美、中苏的关系，毛主席幽默地说道：
“美国有个叫艾尔索普的作家，他说感谢上帝划出一道太平洋，我们现在不用紧张中国。难怪克里姆林宫的人怕中国，因为苏联和中国少了一个太平洋。”
这让杨振宁感受到了中美关系改善的趋势，他甚至已经萌生了回到祖国，为国家科学事业做贡献的想法。只不过当时时机尚不成熟，国家更需要的是加速中美关系进一步交流改善的助力，而杨振宁甘愿当这座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桥梁。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_”。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着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着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有人说杨振宁是20世纪中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识和才能的“物理学全才”，是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之一。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网易评)。
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中国政界、学术界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崇。(腾讯评)。
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物理学家戴森评)。
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评)。
_年，在中美关系，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_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_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_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_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少年时代就有一句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杨振宁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他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一道迁进了北京“清华园”。当时，小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虽说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但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小振宁很懂事，当他的弟弟妹妹出世以后，就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好让妈妈安心做家务事。
有一天，小振宁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吃罢晚饭后就闲谈起来，谈天论地，说东道西。小振宁那时只有七八岁，对客人们的谈话虽不十分懂，但明白他们说的是“做官”“发财”之类的话。
“振宁，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愿意做大官吗?”一位客人关切地问，他希望从振宁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
“你是不是想做大官?”小振宁的母亲也故意问。其实，她心里早就有一本账。
原来，这几位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振宁他们家的几位亲戚，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官。在那个年代，天下做父母的大都巴不得自己的子女，让亲戚们拉一把，升官晋级，光宗耀祖。但杨振宁的母亲在那个守旧的岁月里，却不以做官发财为然，而是经常激励儿子勤奋读书。
“我长大后不做官，我要比洋人强!”振宁的回答很干脆。母亲快意地笑了，客人们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几位亲戚看到振宁他们家太贫寒，想让振宁做官发财，没想到振宁的回答和他母亲一样。
“我要比洋人强”这句话并不是振宁信口开河，而是有来由的。
有一天，小振宁在大街上踽踽独行，捡起一片片被秋风扫落的梧桐树叶，用枝条穿起，准备拿回家烧火煮饭。突然，从一个十字路口冲出一辆人力车，拐弯的时候因车速太快，差点撞到前面那棵梧桐树上，于是车夫身子向后倾斜用力将车停了下来。
“快，快，他妈的!”车上的洋人破口大骂。
那车夫骨瘦如柴，浸透汗水的单衣印着凸出的脊骨，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在车夫正在调正车前行的方向时，洋人又骂起来，用黑色的皮鞋蹬着车夫的脊背。车夫强忍住剧烈的疼痛，起步前行，那洋人又骂骂咧咧：
“病夫，病夫，东亚病夫!”
小振宁在那棵梧桐树下，见到了这一幕。起先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为这车夫的委屈而不平，又为车夫受到侮辱而难过。顷刻，他把目光转向了洋人，充满了恨，随手捡起一块砖头，使尽全身力气狠狠地向洋人投去，可是车已经走远了。
小振宁的脸上布满了阴云。
“为什么洋人要用皮鞋蹬中国人的脊背，为什么洋人要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小振宁带着愤怒的疑问，疾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他想从妈妈那里得到解答。
小振宁快到清华园大门时，又见到了一幕。一个佝偻着背的盲人乞丐，身穿像落叶一样串缀而成的单衣，一手托着破碗，一手拿着细长的竹棍在地上敲敲点点探路，十分缓慢地走着。几个持枪的洋人耀武扬威地迎面走来，快要接近盲人时，他们见盲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而没有让路。持枪的洋人不由分说，用枪上的刺刀挑飞盲人的竹棍，就在盲人弯腰伸手去摸竹棍时，洋人的铁蹄早已重重地踏在盲人手上了。那盲人痛得直叫，洋人却哈哈大笑，大摇大摆地走了。这时，小振宁向盲人跑去，慢慢扶起他，又拾起竹棍递到他的手上。“穷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要受洋人的欺侮?”小振宁心中又生起了疑团。
小振宁回到家里，把在街上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妈妈。他问妈妈：
“洋人为什么要欺侮中国人?”
在军阀混战、洋人入侵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小振宁当然不能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小振宁在街上见到的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已有了淡淡的阴影。
“洋人手上有枪啊!”妈妈只回答了一句。小振宁望着妈妈那苦楚的神色，似乎明白了一些，便捏紧拳头，大声地对妈妈说：
“我要比洋人强!”
妈妈听到儿子这样的话，从内心感到高兴，搂着儿子，说：
“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比洋人强!”
振宁说得到也做得到。抗日战争时期，南京被日军侵占之后，安徽也相继沦陷了。振宁冒着敌人的炮火，随着千千万万不甘屈服在敌骑之下的中国新青年，跋涉到湖南长沙，苦读在岳麓山下。而后，他又攀山越岭辗转去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监造者费尔米教授，曾这样评价：
“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而永垂不朽的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结识他，深以为荣。”
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世时，每与他的门人讨论到中子与核子的许多科学问题时，他常悄悄地笑着说：
“让那个姓杨的中国小博士，也来动动脑筋，他的想法有时比你我还清楚。”
昔日被洋人诬作“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儿子，今天成了世界科学的巨匠。杨振宁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提出了"杨-米尔斯方程"，与巴克斯特()创立了"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
宇称不守恒理论。
他与李政道提出基础粒子间的弱核力并没有镜像对称的特性，违反了当时物理家的认知。该理论后得吴健雄的实验验证。
杨—米尔斯方程。
他与罗拔米尔斯(robertmills)提出的理论，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基础理论。
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美国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说杨-米尔斯方程和牛顿、麦克斯韦及爱因斯坦的工作相提并论，必将对未来有着足堪比拟的影响。
杨-巴克斯特方程具有基本的数学结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也慢慢在物理方面显示出深层的意义。1990年菲尔兹奖颁给四位数学家，其中就有三位和杨-巴克斯特方程有关。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4岁时，母亲开始教杨振宁认字，一年多的时间杨振宁学了3000个字。
1928年，杨振宁父亲自美国归来。同年随父赴厦门大学，进小学二年级。
1929年，其父应聘清华大学，举家赴北平，居于清华园西院十一号;入读教员子弟学校成志小学三年级。
1933年，小学毕业，入读城内绒线胡同天主教圣公会崇德中学。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北平不稳，随母携弟妹返回合肥。
1938年，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全家逃难，经广州、香港、越南河内辗转抵昆明，杨振宁入读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同年秋天，以高二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被西南联大录取，先遵父命报化学系，后改物理系。
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论文导师为北京大学吴大猷教授，后考入该校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王竹溪教授。
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
1944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毕业，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