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8153956
时间：2023-12-29 12:14:12
上传者：笔砚写读后感可以帮助读者将阅读材料内涵融入自己的生活和实践中。接下来是一些著名作家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让你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
我对明史感兴趣，要从《明朝那些事儿》说起，这是我高中历史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本书，受其鼓励，我用攒下来的钱买回了这一宝藏书。这套书开启了我探索明朝历史的大门，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则是我对明朝历史隐秘之处的窥探。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xxxx年，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普通的一年，但是作者却以这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在发现存在的种种问题之后，探讨了那个时代应该吸取的教训和经验。全书选取了七个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均，大明内阁臣子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他们或遗臭万年，或抑郁而终，或家破人亡，没有一个人脱离了这段历史的影响。书中也还提到一些人物，如内阁大臣高拱、万历大伴冯保、福王常洵等，也难逃当时历史的漩涡。
结合以往的读史感想，我来谈谈对本书的几点看法。
万历皇帝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人们诟病他沉醉在深宫，连续30年不上朝，另一方面，人们好奇他这么久不上朝，统治下的国家竟然可以正常运转。要知晓这些，我们从万历的童年说起，万历九岁登上宝座，一直到他18岁亲政，在这长达十多年里，他就像一个傀儡一样，被他的两位母亲和内阁首辅张先生控制和束缚着，朝廷内外的一切事物大多是由能干的张先生打理，而他就只需要做一个听话的木偶和道具。刚上朝的时候还不懂得处理朝廷政务，能有一个贤能的张先生辅助，什么也不用干，万历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万历会想我已经18岁了，我才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凭什么管这么多，凭什么抢夺我的权利?万历八年发生的一件事，足以激化了师生二人间的矛盾。在这一天，万历喝醉了，在宫里闲逛上，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让刚遇到的太监唱首歌，可这太监站在原地半天没唱歌，这可惹恼了皇帝，特别是已经喝醉了的皇帝，于是万历下令把那个太监打了一顿。这事被万历的小伙伴冯保知道了，冯保立即报告给李太后，李太后大怒，数落了万历一顿，并拿出了《汉书》，打开霍光那篇，万历熟读史书，当然知道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像霍光一样，废了你。而万历知道，这个明朝的霍光就是张先生，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人。这一件事情让万历印象深刻，也成了后来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根源。再加上后来长达30多年的国本之争和僵持许久的立储事件，万历伤透了心，他像一片落叶一样，遭受风风雨雨的残酷冲击，于是万历选择了一种最消极的反抗方式——“罢工”，即《明史》里面所说:“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可以说，这是万历性格的悲剧，被压抑太久，解脱之后又容易走极端，所有这些应激事件让性格内向孤僻乃至很可能罹患抑郁症的万历皇帝更加消极萎靡，心灰意冷，不以为意了，而这些只能让这个伤痕累累的大明帝国和无辜的百姓臣民来买单。而此时，运转了两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封建管理体制已趋近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科举制为帝国的运转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活力，其后的张居正的十年改革也让明朝能够苟延残喘近半个世纪。
结尾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这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无论是天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未能够力挽狂澜。当西方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昔日雄赳赳下西洋的帝国却已经走下了下坡路，弊端长久，积重难返，政治生态亦为人所，谁之过错，历史给了我们答复。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自由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最近读得最好的一本历史书。之前对明史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个朝代好像真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时期。但是没想到，万历十五年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真的很有意思。
作者查阅了打量的史料，把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点给放大，有血有肉的重现了历史，没有史学家陈腐的史料和数据堆砌，却有很多人物故事和言语的.记录，而且没有脸谱化的夸张，表现了多样的人物性格。
作者分别选出了各个方面的杰出代表，统治者万历皇帝，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虚位元首，张居正，申时行是政治和经济的代表；戚继光是军事的代表，李贽是文化的代表。
通过对他们描写，以小现大，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行了一次宏观的总结。
一、这本书：
这本书历史是和其他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本书面阐述帝王朝下代表人物的缩影，以一个历史背景情况下去讲解了这几个人不一样的生活。
二、内容：
（一）万历：
人们都非常羡慕他的出身。却不知其实是一个被笼子里面关着的人，他离开自己的紫禁城的次数屈指可数。相处的人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老师兼着他的下属张居正；第三个是自己的陪伴冯保；自己被安排结婚、闲来过纵的放松却又被周围的人所所用更多的名义所限制，想去有所建树去发现却被大臣的引着走。
（二）申时行：
看破事物规律的人，其相信一件事情分两半，一半为阳，一半为阴。其所做事都会留有余地，不会过激。在政治生涯中这认为张居正没有一个善终的原因是他忽略了文官的力量，文官由科举考试而产生，其力量在武官之上也是必然趋势。所以他会在现实生活中被很多人批评为没有原则的政客，但是其也坚持他调济折中的原则。
（三）海瑞。
一个制度的化身，把书本里面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在官场上也就成为了别人之间相互博弈的刀子。用的好则可以帮助自己去除掉自己的对手，但同时也担当者被自己的误割。敬之，怕之，远之。
（四）戚继光。
一个懂政治的武官，其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军事上有所一定的建树，但是光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在生存竞争中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其施展着自己的宏图除了自己本身的原因之外，还靠着张居正在后面的大力支持。但若是自己的战友离去了之后，自己也会伴随着离去的局面。
三、感悟：
那个时代背景下啊，每一个人接受着相同的教育，我们的思想都是在这一起的，及时连皇帝都无不受着这种思想所引导，就是活着的祖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的规则内顺着走我们可以像申时行一样，做个和事老；若想改变像张居正，做个引向人；若做遵循像海瑞一样，做个执行者；在社会的趋势中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我们都是接受着同样的思想，但是我们对单生活却有不一样的选择。在这里面我认为其都是为优秀的人，他们都活出了自己的价值。让我们这些晚辈都看到了过去人们的影子，会有着无尽的遐想。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文官集团，就是为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如果想全面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权力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期望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者出现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体制”。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来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文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文官记录并撰文，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文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文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文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文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文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xx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一样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一样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样。《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我的私欲。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能够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可是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研究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能够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通览全书，万历的成功在于仁慈，终万历一朝，他没有用凌迟，也没有任用一个大太监。失败在于懒政，归根结底是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在立嗣问题上的争执。
申时行的成功在于圆滑，他既不得罪皇上，也不得罪同僚。失败在于无为，但是通览全书，他的下场最为美好。海瑞的成功在于清廉，他能够严于律已，严于律人。失败在于极端，须知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安守清贫。
戚继光的成功在于务实，他放弃了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建议。失败在于为时代所不容，毕竟明朝重文轻武，不允许武官作大。
李贽的成功在于真诚，同时他结交了大量的豪门贵族。失败在于妖言惑众，有些事看破不说破，特别是在以一个以孔孟礼教为意识形态的农业国。
通览全书，本书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讲了军事，还讲哲学。好像什么都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讲。
我怀疑作者是理科生，他对历史的理性分析大于感性认识。对技术的研讨大于对善恶的见解。虽然篇幅甚短，但是整体架构要比明朝那些事儿成熟的多，不愧是博士生导师。
要研究明史，还是要看明实录，然而那个太长了，我决定还是先看钱穆的书。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二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的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看《万历十五年》，与其说是在写万历年间第十五年的概况，不如说在写整个大明王朝的兴衰;与其说是在写封建王朝的君臣伦理和三纲五常，不如说在诉说整个文官体系的存在及运行机理。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给大家，欢迎大家阅读!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也就是说，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你仿佛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使你认清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决定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而是决定在万历十五年。
我们可以把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的明朝看作是一个家族企业，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董事长;把第二章所写的首辅申时行当做是他任命的ceo;把第三章写的张居正这个人，当作是一个前任的ceo，你可以比较前面的ceo跟后面的ceo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这个家族企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企业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制约，祖宗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仿佛活着，你的权力和限制都是来自祖宗，但是到底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又与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万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这样的皇帝，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事情。
第五章所写的海瑞，是一个低阶别的政府官、地方官，有点像我们分公司、办事处的主管。他们直接接触客户，立即服务，为当地服务。然后他也会产生书中所讲的困惑：到底是听朝廷的，还是要听老百姓的?类似这种矛盾。像以服务为导向的部门，自然是以客户为先。但是，朝廷的意愿与百姓的心声，永远是两难的选择。
接下来戚继光。戚继光是一个将领，他去打倭寇，这比较像行销部门，跟竞争对手作行销的战争。例如我从中国台湾被派到大陆来，就是一个外派的将领，就是要来攻打这个市场。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资源，但这个仗要怎么打，公司就要因此决定怎样去分配资源。
如果说“活着的祖宗”代表了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价值观、或者是朝廷上层的价值观，第七章讲到的李蛰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层平民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他比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层的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这就好像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感觉公司的上层，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识分子”，权力很高，已经萎靡了。
从第一章念到第七章，从“公司董事长”内心的转变，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后你会慢慢醒悟，平淡的“万历十五年”如何决定了几十年后明朝的灭亡。把它归到你现在的企业里面，或许这一周也是平淡无奇，和以前一样，但可能公司未来的五年就决定在这一周，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产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不是!而是在这一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冰山、一个很大的体系在运作，有形的官僚体系，加上无形的思想体系在运作，而导致了你五年后的景况。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读史明鉴是一个非常取巧的说法。于我个人来说，看史书实在是个有趣又无聊的过程，有趣在能获取窥探古人生活的满足感和对比现今然后评论一二;无聊在既时代久远又实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看《万历十五年》，与其说是在写万历年间第十五年的概况，不如说在写整个大明王朝的兴衰;与其说是在写封建王朝的君臣伦理和三纲五常，不如说在诉说整个文官体系的存在及运行机理。
历史上似乎从来完全的赢家或者败者。张居正，大刀阔斧为国献策、权倾朝野官至太师，然而死后仍然难逃权利肃清家破人亡的历史悲剧，树倒猢狲散真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万历皇帝，虽贵为天子，也曾励精图治为民谋福，然而终究在政治的漩涡中难逃被控制的境遇，最终消极厌世推崇无为而治，落得一代庸君的名声;海瑞，一生清贫无畏权贵，为民请命不惜触怒龙颜，在民间赢得一片好名声却也终究落得一个不被重用且万矢之的的下场;申时行，作为再任首辅，凭借自己的中庸的政治智慧迎合了万历后期不为的政治风气，也算是实现了自己政治抱负，然末了仍然难逃一出被百官参劾的闹剧，还落了个毫无建树的名声。戚继光，一名大将，有勇有谋，戚家军的出现让倭寇小贼闻风丧胆，也让其他王侯将相惴惴不安，最终丰功伟绩敌不过皇权至上，饱受猜忌而终老。李贽，仿佛是离经叛道的代名词，与集体观念背道而驰，活在自己的世界为所欲为，饱受争议又饱受偏爱，极端坚决又极端矛盾，着实是苦闷又漫长的万历年间一个光怪陆离的存在。
这是一个最平凡的年份，即便是在万历皇帝的眼中也不过是他御宇的第十五年，没有哪个历史学学者会将这一年拿出来单独讨论。也许是因为作者黄仁宇接触到更多西方思维，将这样的思索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就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传统的历史类书籍，多半还是沿用了中国古代的史书写作方式，即从一个皇帝的登基，讲到他的死亡;或是从一个朝代的萌芽，讲到它的覆灭。历史类书籍写法大多如此。而《万历十五年》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写作方式。它取了一个历史上似乎十分平凡的年份，却又在作者笔下十分特殊的年份。作者以这个年份为线索，将重要的人串联起来，再根据这一个人，写这一个行业和领域，最终才描绘出整个万历时期的变革与命运走向。且本书将幽默诙谐的小说性文字与历史论文与考究的笔法相结合，在学术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可读性，想来这也是这本书不仅仅在业界被广为赞誉，也是它成为畅销书的一大原因吧。
作者用了两章以张居正和申时行为切入点来讲治国之道与朝堂交错，又用海瑞的传奇来讲经济发展，用戚继光的故事讲治军之道与文武冲突，再用李贽的想法讲思想的发展与矛盾。看似每一章之间是单独分离的，但事实上这些人又有着各种关系，譬如说戚继光被惩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与张居正关系较好。而治国之道的阐述，又与文武官员的不同特点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将人物之间互相关联起来，也将不同的领域相互关联起来。最后我们才会发现，历史的发展不单单由任何一个方面，而是纵观全局，交错推动。我想，作者所赞同的“大历史观”也可在此窥见一二。
改革进入深水区，我想我是支持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对待张居正，我认为：一条鞭法若富强，首辅贪墨又何妨？三秦御宇感卫鞅，靖康不见荆公王。
几个关键人物都是悲剧的。
张居正私德有亏但大节无损，最终人亡政息；
海瑞铁面无私（情商偏低），上位者用好了是党同伐异的反腐利器，用不好也容易扎到自己，在他治下，百姓应该过得还行，不过官不聊生的状态让他最终被束之高阁，在应天府（陪都南京，相当于人大/上议院）高高挂起，自己的家庭也分崩离析。
这些人输了，只有官僚集团赢了，他们带着制度惯性裹挟着大明王朝走向最后的深渊，而之后经历了嘉定三屠剃发易服的他们也输了。
曾经是羁縻制度下毫不起眼的棋子，之后只靠几万女真人的基本盘成功入关的大清，成为最后赢家。
公元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叫无关紧要的一年，似乎这一年发生的事似乎都无关紧要。但作者分别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着手，为我们勾画出了明朝当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思潮等等，并尖锐地指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只靠道德而不是法律去管理一个国家其必然的缺陷。
哪怕不去想那么多，至少通过这部剧去读万历十五年的人，最终都会认同一个国家只靠道德而不是靠法律去管理社会，那必然是有其局限性和落后性的。我们能够读完这本书再去思考当今社会之现状，还是要感谢周梅森跟黄仁宇两位先生对开启民智所做之贡献。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从1999年第一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这在学术上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是罕见的。
书中介绍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万历皇帝，深谙为臣之道，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还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作者写这本书时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