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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13 12:47:21
上传者：书香墨毕业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对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和价值具有重要影响。以下是一些优秀毕业论文的摘要和引言部分，供大家欣赏和参考。
姓名：宋宝君。
学号：1313001263263。
学校：海军指挥学院。
指导老师：
目录。
一、我国民事执行的现状。
二、民事“执行难”的危害性。
(一)对当事人的损害(二)对权力机关的损害。
(三)对整个社会“广普性”的损害。
三、民事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一)执行立法滞后。
(二)法律意识单薄。
1、公民尊重、遵守法律的意识淡薄。
2、地方党政机关尊重、遵守法律的意识单薄。
(三)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严重。
(四)法院自身工作存在问题。
1、执行体制不健全。
2、执行机构和队伍存在的不足。
3、执行的期限过长，导致当事人产生执行无效率的失落感。
四、民事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当事人如何解决难与收取执行款的问题。
(二)制定统一的强制执行法。
(三)完善法院各项工作机制。
1、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2、强化执行方式改革。
3、规定明确的执行时限。
4、形成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5、充分发挥审判程序职能作用，为执行工作提供有利的前提条件。
(四)培养当事人在执行中的证据意识。
(五)完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方式。
五、结语。
六、参考文献。
民事执行是实现民事权利的一种法律途径。从执行行为启动的方式角度，民事执行可以分为自觉执行和强制执行。
一、我国民事执行的现状。
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有条件执行，但由于主观、客观方面因素的存在，无法使之实现或难以实现的现象。当前“执行难”的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四句话：“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查，协助执行人难求，应该执行的财产难动”。法院“执行难”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法院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当人民法院裁判送达当事人后，因种种原因致使该生效裁判规定的权利、义务内容难以实现。
民事执行是实现民事权利的一种法律途径。从执行行为启动的方式角度，民事执行可以分为自觉执行和强制执行。前者是被执行人在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内主动执行的行为，是民事诉讼终结前的一种正常程序状态，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后者是被执行人在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届满后经申请执行人启动执行申请程序之后的一种被动执行行为，是民事诉讼终结前的一种非正常程序状态，需要付出比自觉执行更高的成本，是不自觉执行的法律后果。一般来说，法治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自觉执行案件在整个民事执行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应越大。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民事执行现状来说，尽管法治在不断向前推进，但自觉执行率并不尽如人意，给执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是造成“执行难”社会现象的重要因素。
二、民事“执行难”的危害性。
在法治国家里，法律乃是一国的最高行为规范。一方面，能否确保法律得到有效执行是衡量一个政府治理国家事务能力的最重要的尺度，所以法律得不到执行应视为政府的莫大耻辱;另一方面，国民是否遵守法律也是区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因此不执行法律判决有损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形象。
生效法律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的危害性的后果必然是法律白条越来越多和应对失措。事实证明，法律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
(一)对当事人的损害。
法律判决得不到执行对当事人来说不仅是有案件表的或案值的量度的直接损失，还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损失：第一，讨债的直接成本;第二，因讨债而影响其他活动的“机会损失”;第三，因浪费时间和精力产生的疲劳和厌烦，已经因目标实现不了情绪失落等形成的精神损害。
(二)对权力机关的损害。
对权力机关而言，不仅因人们指责执法机关效率低下而受到损害，还包括：第一，因败诉方拒绝执行判决，执法机关的权威和尊严受到的损害，同时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和法院的形象;第二，受到腐败无能的怀疑和责难;第三，整个权力机关面临监督不力的责难;第四，对法律的不信任会转嫁为对党和政府的失望。
(三)对整个社会“广普性”的损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自然人或法人的经济角色是多重的，他可能是债权人，又可能是债务人。如果他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就很难指望他会心悦诚服的承担债务人的义务，于是赖债就会向传染病一样很快蔓延，甚至会引发恶性暴力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
由此可见，法院执行工作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得不好，将直接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
三、民事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一)执行立法滞后。
执行工作目前主要依靠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开展。而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条文仅有三十多条，如此少的容量必然导致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操作性，也必然导致强制执行制度的不完备和执行中的无法可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是规定的少且原则性的多，确定性的内容少，对一些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和有效的措施。如对执行当事人，协助执行人和执行程序一些环节上缺乏法律约束力，对干涉、阻挠、妨碍法院执行工作的行为，没有规定明确的处罚措施，对执行措施，执行方式，执行期限，申请人举证，执行协助，拒不履行的制裁，也尚需具体明确的规定和完善。
总的来说，现行的执行立法的效率精神乏弱，没有认识到执行工作与审判工作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有关的执行规范还不能满足提高执行工作效率的需要。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出一部较完善的强制执行法!而多年来，全国法院有待执行的案件不少于二、三百万件，而且情况千差万别，所以，把执行程序规范作为民事诉讼法的部分，这种立法体例本身就限制了执行规范的完善。尽管现在有些相关的规定和司法解释，但仍未改变内容过于概括，原则抽象，可操作性差的状况，立法滞后是造成执行难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法律意识单薄。
1、公民尊重、遵守法律的意识淡薄。
突出表现在：不少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采取拖、赖、躲、逃等手段违法阻碍、抗拒执行;相当一部分被执行人无视法律尊严，有的甚至围攻、殴打执行人员，对执行人员进行非法拘禁，毁损执行公务车辆等。
2、地方党政机关尊重、遵守法律的意识单薄。
我国人治的理念深厚，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法治自古弱于人治。而且地方党政机关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对那些属于地方政府主要财源和利税大户的骨干企业给予重点保护，所以常常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非法干预司法执行工作。
(三)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严重。
当前我国的法院和法官的管理体制还存在一些问题，法院隶属于地方，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法院直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在用人方面应经其核准同意，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直接拨与，在财物上受制约，地方法院还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而是地方的法院，执行工作在某些方面确实很难摆脱地方和部门的干扰。而且区域经济的存在决定了当地的经济状况与其利益直接相关，也与当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不可分。而当地领导也自然要维护当地的利益。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属于地方，它不受地方的敢于是不可能的，保护地方利益也在所难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无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尊严，滥用权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肆意干涉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案件的执行直接涉及财物的，有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全全局观念，往往为了避免损失，保住既得利益，片面的从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利益出发，对法院执行工作设置种种障碍，这些都阻挠执行工作的正常发展。
(四)法院自身工作存在问题。
1、执行体制不健全。
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是随着近十几年来民商事案件有大量增加而发展起来的，执行工作发展之始，就没有形成一套符合执行规律的执行工作体制。其内部没有形成分权制约机制，外部没有形成整体合力，执行机构的职责、权限不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行难现象的发生。具体表现在：第一，执行机构和审判机构权责划分不明确而相互扯皮、引起争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还存在“重审轻执”的现象;第二，执行机构内部的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三种权能，往往是由同一执行员统一行使，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第三，横向的同级执行机构之间关系松散，相互配合协调不够，相互牵制的情况经常发生;第四，纵向的上下级执行机构之间监督制约乏力、集中统一不够。
2、执行机构和队伍存在的不足。
大批力量投入审判，而执行力量不足，执行案件堆积，少数执行人员无暇顾及，当事人权利迟迟得不到法院的强制保护。同时在执行工作岗位上，执行人员法律知识不熟，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往往简单地认为，执行就是拿着判决书、调解书向被执行人讨账，这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执行干警综合素质不能适应执行工作的客观要求，也造成了当今的执行难。
3、执行的期限过长，导致当事人产生执行无效率的失落感。
众所周知，法院办案大量的时间集中在审理，执行的期限应当比审理的期限短，当事人才没有失落感。而现在，许多案件法院都是采用简易程序的，采用三个月(简易程序)审理完毕的案件，却需要六个月才会执行完毕，明显加重了当事人的失落感。
四、民事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当事人如何解决难与收取执行款的问题。
当事人可以通过公开悬赏的方式，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使判决确定的权利得到实现。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悬赏他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第二，悬赏他人居中进行调解，说服债务人履行判决确定义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或诉讼前如果发现对方当事人有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逃避债务的行为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和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的提出或申请，可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做出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做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去申请执行及收取执行款。根据《试行规定》第18条和22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别人代为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及代为其收取执行款。这样当事人就可避免介入繁琐、复杂的执行程序。
当事人可借助司法机关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对方当事人绳之于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4条和《刑法》第313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发觉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机而拒不执行的，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对已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立案侦查，并给予刑罚处置。
(二)制定统一的强制执行法。
制约执行工作的因素，无论是法院内的因素，还是法院外的因素，在法律规范层次上都有反映。要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应从立法的理念上去考虑。强制执行立法的滞后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司法实际部门与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强制执行法的改革完善应当以解决实践中的“执行难”为其出发点。
我国应制定一部统一的强制执行法，规定审执分立，对执行机构和人员的法律地位、执行机构体制的建立、执行原则、执行范围、执行管理、执行程序、执行措施、执行费用的负担、协助执行义务以及妨碍执行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使执行工作有法可依，保障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完善法院各项工作机制。
1、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着重从下两个方面人手：第一，不断加强执行干警的思想、政治、组织、纪律，提高干警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使其成为能胜任执行工作的全面型人才;第二，走精英化执行之路，逐步提高执行队伍建设的标准。树立新的执行理念，深化执行改革。摈弃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制约执行工作的陈旧作法，深化执行改革，创建符合执行工作规律的新体制与新模式，包括执行体制，执行机构，执行权运行机构和执行方式与方法四个层面。
2、强化执行方式改革。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按照“全面公开、强化监督、严格规范”的要求进行执行方式改革，以取得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推动执行工作的发展，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新的动力。完善执行立法，加快强制执行法的出台，为执行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现行的执行立法已落后于执行工作的需要，缺乏效率精神，应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为执行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3、规定明确的执行时限。
依现行执行制度，执行案件没有期限，而在实务中，案件在一个人手里办，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决定执行时间长短往往取决于外在因素的干预，也许领导过问或当事人反映就能及时执结，何种案件何时结案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了杜绝这一现象，执行程序必须对执行的过程规定明确的时限。
4、形成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执行难”也暴露出执行权在运行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为此，应建立执行工作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机制。
我国目前的监督制度还不够完善，在监督力度、标准、程序等方面规定都不具体、明确。如执行监督指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依法监督，发现错误应及时纠正。但是立法上并没有对错误的种类、性质、怎样纠正已发生的错误等有关问题，做出具有针对性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无权对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监督，这无疑是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工作的部分人员和领导发生腐败，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之一。所以，必须加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执行权的制约和监督。强制执行更接近行政行为，执行程序由于其强制性的特征而较少受到来自另一种公权力的干预，因此必须以强制执行救济制度来保护公民的权利。它不仅是受侵害人的一种权利，更是对执行机关的监督。
严密的内部制约机制也相当重要。要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对执法队伍进行科学管理，严肃执行纪律，进行业务培训，提高执法水平。各级法院积极探索，将执行权分立行使，改变了过去执行权集于执行员一人的手中，易于独断专行，暗箱操作的弊端，有效地整治了乱执行的行为。
5、充分发挥审判程序职能作用，为执行工作提供有利的前提条件。
审判程序是执行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继续和完善。由此看出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是密切联系的，充分运用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正确引导债权人主张权利，及时采取保全措施，给以后的执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避免重复劳动，有效遏制各种逃债、躲债行为，有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然而，现实是：在审判阶段，该做疏导工作的不做;该保全的不保全;该先予执行的不先予执行。而是以“我”只管下判，执行是下一阶段另一部门的任务为由，把案子甩在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弱化了司法权威，从而错过了案件圆满解决的良好时机。
(四)培养当事人在执行中的证据意识。
审判方式改革取得丰硕成果，在举证的方式和责任分配方面，通过审判人员的指导得到较好发挥，对自己的主张，都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在执行程序中，要求当事人举证，有的当事人不理解，认为通过诉讼程序，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认，人民法院应根据已经发生效力的法律文书，强制责令义务人履行义务，不再负有举证责任。认为执行中的调查取证应当由人民法院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当事人走出不承担举证责任的误区，使其明确执行中的举证是一项重要义务，是实现自己权利的有力保障。
线人举报制，是针对那些人难寻、隐匿财产的被执行人，由法院在其经常活动的场所和知情人中发展线人，要求线人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状况进行举报，对举报属实的，视其情况给予线人一定数量金钱奖励的制度。
执行公开可以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使执行权的运行过程有透明度。执行程序应该对这些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增加执行案件的透明度，特别是通过对敏感环节的公开，减少当事人因为对法院的不信任所产生的不接受执行结果、进而抱怨法院“空调白判”、“打法律白条”的情况，使当事人能及时了解执行案件的进展情况、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法官行使权力的法律依据，争取得到当事人乃至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树立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
所谓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是指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执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报其所有的财产状况，包括动产、不动产、各种债权和其它财产权及其抵押情况等。
(五)完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方式。
多发挥私力救济的优势，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而我们知道，在民事案件当中，当事人采用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是基于对法院的充分信任，而其诉讼目的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但在现实当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执行并不到位，判决书就成了一纸白条，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胜诉方不但为诉讼花去了大量的金钱，还为此付出大量的精力，最终落了个判决执行不了的局面，人力、物力丧失殆尽。其实在现实当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不但是为了获得程序上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实体上的权益。另一方面，应当完善我国诉讼费用的收取制度，建立诉讼费用保障制度。当前我国诉讼费用一般都在案件审判前收取，执行费用在法院施行执行程序前收取。且费用收取又按诉讼标的收取，这是相当不合理的。我认为国家应该减少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收取或应在当事人的权益确实取得保障之后收取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
五、结语。
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其关键则在于强制执行程序的完善与健全。只要我们根本转变“重审轻执”的观念，正确认识执行程序的价值，加强执行立法，健全执行机制，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执行工作必定会走出困境。总之，要克服执行难，必须处理好审判与执行的关系，充分发挥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明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举证责任，建立和完善以“执行线人制度”为代表的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从而降低执行成本，提高执行效率，树立司法权威，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第28页。
[[2]]江伟：《民事诉讼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65页。
[[5]]方蓅芳.“民事诉讼收费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6]]杨荣馨.《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3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第八十一条规定:“被判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在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接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减刑、假释是我国有关刑法具体运用的两项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对犯罪分子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政策。
减刑、假释如果运用得当能够有效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如果减刑、假释运用不得当不仅不利于罪犯自我改造,还会直接威胁到社会秩序稳定。
所以减刑、假释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足见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行监督有法可依,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往往是一种事后监督,制约了检察机关介入的时间、途径和空间,极其不利于检察监督的开展。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较为复杂,综合分析如下：
第一,司法部5月1日颁布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监狱在向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当将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面通报派出人民检察院或者派驻检察室。
监狱机关通过逐级程序研究好向法院上报的提请减刑假释对象后方才“通报”检察机关,对于重要的上报环节检察监督却是一片空白。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9月8日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应当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书面纠正意见后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定。
法院裁定后,将裁定书送达检察机关审查监督属事后监督,很难有效地发现和纠正法院裁定减刑中的违法现象。
因为司法实践中,减刑、假释裁定一经送达立即生效,即使检察机关发现裁定有误,提起纠正意见时已是“人去楼空”难以再行收监。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1911月26日的`《关于如何使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批复》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的最终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应当执行。
如果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最终裁定确实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或者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人民检察院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提请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作出裁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三十一条也作出了类似规定,但是均为事后救济且程序繁琐,整体上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近乎于乌有。
第三,法律对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法律仅规定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具有监督权,但如何进行对减刑、假释监督,如何保障对减刑、假释监督效力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向监管场所及人民法院提出的正确的减刑、假释监督意见不被采纳怎么办?提请给谁减刑、假释由监管机关拍板,最终是否给予减刑、假释由法院拍板,都是缺乏监督的“一家之言”,究竟如何切实保证检察监督全程充分介入?如何有效制约对减刑、假释的决策权?现行的减刑、假释的提请权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
减刑、假释这一刑罚变更程序在刑罚执行机关与法院之间运行是建国初期的法律确认并沿用至今的。
随着行刑制度的法治化的进程,刑罚变更执行中公开、透明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减刑、假释这一刑罚变更执行的程序也在不断创新,听证制度的创立和试行就是明证。
但这些还没有从权力运作的规律来思考问题,忽视了权力运行的制衡。
从效率角度来考虑问题,诉讼的环节少效率就高,我国的减刑、假释程序可能与此有关。
但是因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良情况,影响刑罚执行的法律效果。
首先,在减刑的比率上没有必要的调控机制,除重大立功表现必须依法减刑的情形外,“可以减刑的情况”如何控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减刑的比率不尽统一。
其次,减刑的考核标准不统一,从而导致呈报减刑的余地增大,监狱提请减刑权选择余地过大,容易滋生贪腐。
再次,检察机关的监督处于局外监督,只是事后提出纠正意见,没有程序上的控制力,监督也只是劝告式的监督,没有约束力。
在微观上解决以上弊端的方法比较多,但是拘泥于一些细节上的修补,不能在根本上完善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有效监督,必须探索宏观上完整的理论模式。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诉讼监督职能发挥较为充分,程序完备,介入及时,监督有力,真正保障了检察机关在监督中的话语权,应该寻求减刑、假释的司法行政审批化向刑事诉讼化转变,刑罚执行机关认为罪犯应当减刑、假释时,须制作减刑、假释意见书,连同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不应当提请减刑、假释,或者减刑的幅度需要改变,或者减刑改为假释,假释改为减刑等,应当提出意见并将考核材料退回刑罚执行机关。
对于不予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机关认为有错误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复核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刑罚执行机关执行。
检察机关提请减刑、假释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以采用书面审,而对于减刑幅度大,以及人民检察院建议开庭审理的案件等,人民法院可以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
开庭时拟被减刑、假释的罪犯参加庭审,罪犯委托的律师也可以参加。
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应当直接送达提请减刑、假释建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裁定有错误的可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对于人民法院重新作出的维持裁定,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有错误的,可以通过上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予以纠正。
减刑、假释的提请权由人民检察院来行使,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完整的公诉权应当是有罪的追诉权与悔罪的减刑、假释的提请权。
追诉犯罪时需要公诉权来启动审判权,裁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罪犯加刑时,需要公诉权再次启动审判权,对又犯罪的罪犯加重刑罚。
当罪犯表现好或者有立功表现需要减刑或者假释时,同样需要公诉权介入,如此,所有刑罚执行变更活动都纳入公诉权的调整范围,使公诉权不仅在增加刑罚中发挥作用,而且在减轻刑罚中也发挥作用。
第二,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法院裁定后,人民检察院才对法院已经作出的裁定进行审查,发现有错误的才能提出纠正意见,不能介入事先的提请程序和审判程序,使得监督滞后。
而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依法实行监督。
减刑、假释是重要的诉讼活动,理当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而且是全过程的监督,绝不能是事后“监督”。
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工作需要程序作保障,只有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才能了解、掌握诉讼进程,及时开展监督,否则难以达到立法设计的监督效果。
第三,“监狱上报减刑、假释案件时,法院与监狱实质上是变相‘行政审批关系’,带有体制上的根本缺陷。”为克服这种缺陷,刑罚执行机关和审判机关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如公示和听证试点。
公示和听证虽然可以解决减刑、假释的阳光作业的问题,但并没有一个无利害关系的机关或者个人介入并有权对诉讼的进行监督,因此,减刑、假释的实践呼唤检察机关的介入。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通过行使公诉权进行监督,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为检察机关在全国的监管单位都设有专职的检察人员,这是一支司法专业化队伍,他们长期工作在监管一线,与监管人员和在押的罪犯接触,便于接受在押罪犯的控告,举报和申诉,为检察机关准确行使减刑、假释的提请权提供了人员保障。
当然,此种监督模式可以先行试点,待积累经验后逐步拓展,检察监督由“事后”到“事中”的前移是提高减刑、假释案件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所在,相信通过检察监督理论与实务的不断创新完善,一定能够确保减刑、假释公正有效,取得最佳法律效果。
另外,人大常委会已授权“两高”对实施宪法、法律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行使司法解释权,对下属机关有指导作用和约束力。
但是,在减刑、假释问题上既没有“两高”的联合司法解释,更无公安部和司法部参与联合制定的法规,因此,由“两高”与公安部以及司法部联合发文实属必要。
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发布了《人民检察院监督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等,但是它们几乎是自成一派,各执一词,而且也没有公安部、司法部的参与。
另外,中央五部门《意见》中涉及到“假保”问题,但是,主要规定了对它们的交付执行、执行中的监管及检察监督,而对减刑、假释的适用与制约这一关键所在却只字未提。
现实中,减刑、假释的处理属“敏感区”,常有权力寻租的违法现象产生,因此,“两高”和公安部以及司法部针对实践的需要,应当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以使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常规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和平稳运行的必要保障。
纵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也越来越对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倾注了非常大的关注度。
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
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
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
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
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
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
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
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
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
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
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
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
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
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
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代发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
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
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
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
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
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
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
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
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
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
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
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
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
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
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
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
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三)不断丰富高校法律素质教育方式。
节选有针对性的、生动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开展教学活动，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激发学生讨论的热情，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切实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设有趣的法律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探索精神等等。
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高校法律教育的实效，实现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二,法学毕业论文提纲(1)：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一)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二)超期羁押严重妨害了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超期羁押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诉讼成本。
(四)超期羁押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法学教育的核心问题。高职法律教育的学历层次主要是专科层次，既然是开办高等职业教育，就必须严格的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人才的目标，主要是以培养应用性技术人才为目标，以就业为导向。作为高职法律教育，就必须分析当前的法律需求的市场，以及高职法律毕业生的去向，也就是说要解决好关于“进出口”问题。适应法律职业部门内部岗位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合理调整,培养一批与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相配套的从事法律辅助性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法律职业类人才和基层法律实务人才是调整法学教育结构的当务之急。
高职法律教育的内涵应该确定为以培养具有一定法学理论基础,能够适应基层司法实践需要的应用性法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高职法律教育所培养的毕业生将走向乡镇司法所、人民法庭,在县市区法院、检察院担任书记员等法律职务,在法律事务所协助有实力的大律师办理律师业务和承担较小规模的律师业务,在基层政权机关和中小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工作,等等。因此，高职法学人才的重点应放在培养为行业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人才，而不必一定要培养做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这样的法律专门人才。
本项目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适应社会需求的高职法律事务专业人才培养途径。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着其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程度。接受教育获得的知识面愈宽(在一定深度的基础上),人力资本专用性愈低;接受教育获得的知识面愈窄(即只有深度,没有广度),人力资本专用性愈高。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愈低,愈容易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容易重新选择新的工作岗位。根据这一理论,高职法学教育对学习者适应性程度的提高,也就为其将来就业降低了成本。因此，专业可以和职业相衔接,但不可与岗位相对应,专业教育应以某一类职业共同岗位的共同要求和需要为目标和依据。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既要能够适应法律类工作的一般要求,又要考虑非法律类岗位的工作需要。高职法学教育应以各种法律工作的共同要求和基本素质为目标,此外,还应为学生能够适应多元性发展留有余地。因此，本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高职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教育部教高[]16号文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部教高[]2号文指出，高职教育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较宽、素质高等特点;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国家需要众多法学研究型人才的同时，更需要大量法学应用型的操作人才，这使得高等职业法学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实用型人才的艰巨职责。高职法学教育，应该以法律职业为目标面向，以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技能的教育和法律人文精神的养成为重点的法律素质教育。
(二)高职法律事务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1、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目标与法学职业共同体的实际需要脱节。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法律事务专业培养目标没有切实针对法学职业共同体的实际需要,定位模糊,对法律应用性人才阐述不够清晰,没有充分突出高职的特色。
2、课程内容设计因过分强调理论内容而缺乏特色。教育部教高[2000]2号文件指出,三年制专业的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时的40%,两年制专业的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30%。目前,高职法学教育的实践教学的比例大多数低于此比例。
3、将高职法律教育理解成了“就业教育”，学生的综合素质不高。就业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下一年招生的指标，在这样的氛围的下，学校忽视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职业责任心，使很多的学生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没有任何责任心，法学基础薄弱，根本无法胜任将来的工作，一度出现了学生无法适应社会，不会和人交往，没有爱心等不良的反映。
4、简单的课程缩减，缺少一些技能训练方面的课程，法学实践教学和边缘学科的内容少。教材老化，授课重点不突出，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没有实施校本课程。
高职教育是一种职业特征明显的“应用型”教育。高职法学教育应当是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下的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培养目标应具有以下特征：
1、人才培养的复合性。
能适应市场需求的高职法学人才,其能力应具有复合性,主要包括四个层次,首先是专业方面的一般能力,它包括法学基础理论、法律条文、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应用写作、社会调查能力等;其次是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是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敏锐的判断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后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案例、司法文书写作、电脑速记、现代办公技能、公关等技能,成为切实适应社会特定岗位群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四、课题进程或阶段说明。
1、1月―6月份，对法律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问卷，开过两次课题组研讨会。根据调查问卷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研讨，确定了课题的前半部分的内容，是高职法律事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课程设置。
2、207月―11月份，对法律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问卷，开过两次课题组研讨会，并去外地进行了社会需求调研，根据调查问卷和外出调研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研讨，确定了课题的后半部分的内容，是高职法律事务人才培养的培养途径和人才输出(就业)。
五、研究的结果、结论及其取得的社会效益。
本文主要针对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第一，高职法学教育，应该以法律职业为目标面向，以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技能的教育和法律人文精神的养成为重点的法律素质教育。第二，结合培养目标从高职法学人才培养面临的困惑和培养目标的两个方面，指出高职法律教育的内涵应该确定为以培养具有一定法学理论基础,能够适应基层司法实践需要的应用性法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高职法学教育的具体定位应该是建立成才立交桥，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发展提供不同的空间;规范职业定向性，为不同岗位的学生发展提供不同的平台。最后从“以学生多元选择为目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实践型教学体系”，“以双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加强实务型师资队伍建设”等三个方面论证了适应社会需求的高职法律事务专业人才培养途径。
目前，本文的研究成果，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第一，齐齐哈尔职业学院法学专业自开始的通过“一次授课，两次考试”的专本联读和构建人才立交桥的人才培养途径，已经被黑龙江省教育部门认可并在全省各高职院校推行。第二，让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通过生活中的真实案例的解决，培养其职业能力，提高其专业职业技能的第三学期教学方式在许多高职院校得到了认可。第三，通过专家指导委员会共同探索高职法学教育教学规律，为法学专业的发展方向、人才培养规格及实训基地的建设等提供意见和建议的做法得到了推行。
一、研究背景7。
二、研究意义7-8。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8-9。
第一章非现场购物消费者反悔权概述9-22。
第一节非现场购物消费者反悔权的历史沿革9-11。
一、消费者反悔权的起源和发展9-11。
二、非现场购物消费者反悔权的起源和发展11。
四、国外非现场购物消费者反悔权行使的法律效果34。
二、扩大非现场购物消费者反悔权的适用范围48。
三、细化非现场购物消费者反悔权行使的期间50。
二、发挥消费者组织团体作用51。
致谢59。
内容摘要4-5。
abstract5-6。
目录7-12。
三、社会效果说26。
一、必须合理保护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27。
二、避免买赃销赃行为猖獗，引发道德危机27。
一、标的物为赃物32。
三、受让人受让标的物时为善意33。
五、完成了法定的公示方式34。
二、回复请求权的主体36。
一、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的善意取得问题38。
后记44。
随着我国近几年个行业的不断发展，施工企业也随之发展开来，发展后的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越来越多，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广。合理的处理好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可以有效的进行施工风险规避，提高施工企业的竞争力，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做好保障工作[1]。
1.1、对法律事务工作的认识不足。
由于在市场经济下从事商业经济活动，任何活动的进行都存在着法律风险。对于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涉及到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对外部的经营行为，即使由于某种原因达不到此种理想的状态，也应该事前对各种经济活动做好风险防范。一些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工作的认识不足，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到法律风险对于施工企业发展的影响，没有从企业存亡的高度认识和重视法律事务管理的重要性。
1.2、对法律事务工作的认识不深。
在施工企业现实工作的经营活动管理发展链条中，直接进行事务管理是施工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2]一些企业只是单纯的认为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就是解决矛盾纠纷，并未正确的区分施工企业的法律顾问和社会律师之间的区别，认为施工企业的法律顾问就是单纯的整理企业案件、拟定起诉文书、讨债、打官司等，并未认识到企业法律顾问对于企业管理的深层意义，为企业拟定各种管理文书、管理合同等重要的法律事务。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包括企业的事务经营管理，并非单纯的落在法律的层面之上。
1.3、法律事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高。
为了使防范风险的措施达到最大化的要求，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对各个环节的把握，避免常规的风险反复性的发生。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能力不强，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律事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不高，对于未来风险的决策性不强，不能很好的进行宏观风险把控，对于现有的风险不能采取及时的措施进行规避。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的政策的进行，对于施工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也会有致命性的影响[3]。
2.1、完善法律事务的相关制度。
要完善法律事务工作的相关制度，使法律事务工作的进展可以有制度进行指导和约束。与此同时，制度的制定，可以提高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工作的认识，从而加强法律事务参与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做好相应的规划和决策。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要设立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企业的总法律顾问是具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的，有施工企业亲自聘任的对企业实施全面的法律事务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制度的设立，对于企业为了法律事务的发展具有基础的奠定作用[4]。
2.2、加强施工企业法律事务的前瞻性认识。
做好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风险进行防范，并将法律事务管理贯穿到每个施工企业工作的环节当中。法律事务的工作主是以预防性质为主要工作，其次是解决已经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务。所以施工企业对于法律事务工作一定要加强认知度，加强法律事务的前瞻性认识，改变企业目光短浅的制约因素，允许法律事务管理参与企业内部管理和企业外部经营活动，这就使得施工企业的法律事务前瞻性能大大增强。
2.3、参与企业重要规章制度的起草。
法律风险的产生是由于施工企业经济活动类型多种多样以及涉及面广等多种因素造成，但其中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缺乏正确的法律作为引导造成的，包括企业的项目决策风险、企业的内部管理风险、外部经营风险等。企业的规章制度是针对企业的生产技术、生产项目活动，以及外部多种经营活动共同影响产生的，所以对于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来说，必须要将法律事务工作融入其中，起到一个监管保障的作用[5]。
目前我国的施工企业为了使得利益更大化，更好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施工企业将法律事务工作与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使其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对于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来说，仍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修复，这就需要各相关部门加紧配合，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段茂勇。新常态下石油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化工管理，2015(16).
[2]张波。施工企业合同审查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j]江西建材，2014(05).
[3]饶晓燕。施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江西建材，2012(01).
[4]廖敏。论新形势下施工企业法律合规工作的难点和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5(04).
[5]崔吉顺。建筑施工企业基层工会工作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对策[j].企业导报，2012(17).
第一条目的：为加强和规范学校法律顾问管理，促进学校依法行政、依法治校，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适用范围：学校聘请法律顾问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适用对象：本制度所称法律顾问是指学校根据处理学校法律事务的需要，从校内外聘请的、为学校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专业人士。
第四条基本原则：法律顾问在开展具体工作时应当遵循勤敏、敬业、高效的原则。
法律服务。
第五条法律服务范围：学校法律顾问服务面向学校，包括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修改合同文本、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等内容。具体包括：
(一)基础服务内容。
1、为学校当好法律参谋；
2、为学校的对外经济往来把关；
3、帮助学校草拟、修改、审查合同、诉讼文书和其他相关法律事务的文书；
5、提供定期或者不定期上门服务；
(二)为学校的制度构建服务。
1、为学校制定章程化管理制度；
2、协助学校构建现代学校制度的法律框架；
3、协助学校建立师生校内申诉制度；
4、为学校处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提供意见和帮助，协助学校依法建立快速反应程序；
(三)其他特色服务。
1、为学校内部管理及管理层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2、帮助学校草拟、修改、审查内部管理规章与制度；
4、根据学校要求，为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教职员工及学生提供大型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四)日常法律顾问服务以外的专项服务。
1、帮助学校办理转制，办理变更登记等法律文书和事务；
2、经学校同意，接受学校教职员工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3、经学校同意，为青少年犯罪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和为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辩护；
4、接受学校委托，为学校代理日常法律服务免费项目以外的各类诉讼案件和仲裁案件；
5、应聘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或法制教育宣讲人；
6、其他日常法律顾问服务工作以外的服务。
第五条学校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
(一)为学校的行政行为、合同行为、重大决策等非诉讼性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意见；
(二)就涉及到学校的诉讼、仲裁、执行等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意见；
(三)经学校指派，以学校法律顾问身份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协调、代理诉讼，反映民意和社会实情，并提供相关的法律意见。
淮安市杨庄小学。
1.起诉便宜主义。起诉便宜主义，指的是检察官虽认为犯罪已经具备法律上的要件，仍可斟酌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起诉。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看，自20世纪初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惩罚和预防相结合的思想，有利于轻罪犯罪人的改造，也节约了司法资源。附条件不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新运用和新发展。
2.恢复性司法理论。所谓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旨在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被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以期尽可能地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该制度弱化个人的惩罚，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时候，考虑被害人的需求、被不起诉人的悔罪情况和人身危险性、证人安全、未成年人的矫正等诸多原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挽救、社会关系的修复，促成恢复性司法目标的实现。
2002年3月，南京市两所中学的学生为琐事发生冲突并引发了严重的故意伤害事件。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暂缓不起诉决定，规定在3个月考察期内，肇事学生必须履行五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能圆满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就作不起诉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个别检察机关的尝试与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许多地区检察机关开始推行。据初步统计，全国有19个省市200余个基层检察机关开展过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但称谓不一，如暂缓起诉制度、暂缓不起诉制度、缓予起诉制度。2008年，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意见中专门提出了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意见。2012年3月14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做出规定，该项制度正式确立。
缓刑是有条件的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即在一定期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借鉴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机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日常工作由司法所承担；参与者包括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此外，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如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执行档案，审批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特定场所，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减刑建议等。司法所负责日常工作:监督社区矫正人员定期报告；定期到实地了解、核实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组织社区服务；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等。
社区矫正充分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充分发动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的作用。这些社会力量在心理矫治、社会适应性帮扶方面有着更多的专业优势。
摘要：
德国法上的法律推定分为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法律的事实推定是指通过适用法律的规定，推定未知的事实。在适用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时，当事人应证明作为推定的基础事实(前提事实)，只要前提事实能够成立，被推定的事实的真伪就明确了。而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指法律直接从基础事实推断某种权利存在，针对的是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状况推定。本文以《证明责任论》一书为基础，试图用更简洁易懂的文字从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权利推定的排除和权利推定的法律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三个大的方面对权利推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
权利推定法律关系证明责任。
一、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
(一)概念。
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对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推定。该推定是否成立与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但本质上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占有物行使权利的人，推定为合法行使权力的人。再如，对土地边界所设置的隔离物推定为共有物。当然，对这种推定仍允许对方提出反证予以推翻，但由于只有事实才能成为推定的对象，因而，不能采取直接证明权利是否存在的方法。要想推翻推定，只能对前提条件的不确定提出反证，一旦前提被证明是确定的时，便不允许推定被反证推翻，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相同，对方不可能对权力推定的结果直接予以证明。有关权利推定的例子很多，如《德国民法典》第891、921、1006、1362条等都是所谓的权利推定，他们都是针对权力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的。
(二)本质。
1.其中一些推定是以法院的自由裁判行为为基础的。例如，《民法典》891条的推定以在土地登记册中的记载或注销联系为前提。
如果权利推定应被适用的话，其前提条件必须得到证明。例如《民法典》第1362条第2款的推定以属于妇女个人专用的特定物为前提条件，这一点必须得到证明。
2.权利推定的对象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现实存在，或某种权利的不存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只指向某种权利的获得或指向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的推定，仅涉及权利形成的事实的存在，必要时涉及权利妨碍的事实的不存在，但不涉及权利妨碍和权利消灭的事实的不存在，该推断仅考虑某种特定的产生要件。
(2)相反对某种权利的现实存在的推定，则不考虑从中可推断出当时存在这一权利的所有事实。
(3)同样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要多于权利消灭的推定，也就是说多于权利消灭事实的产生的推定，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还包括下面的情况：由于不存在权利形成的事实或存在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为成功地产生，但同样也不考虑法律能够也必须从中推断出某种权利不现实存在的事实。如果取决于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或消灭的时刻，那么其结果是，权利推定对此提供不了依据。
3.权利推定不是法律后果推定。法律后果不是被推定的，而是被规定的。权利推定更确切的说是法律状况推定，因此，将其称为法律状况推定会更好，更直观些。
4.权利推定的效果如下：
(1)受益于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就其主张的权利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权利主张来主张，相反，除推定的原始事实(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占有、继承证书)外，它既不需要就权利产生的要件、权利消灭的要件提出主张，也不需要对其主张加以证明。也即，对于援引权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它只需要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并证明此权利推定的基础事实，而不必主张产生权利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更无需证明这些事实。然而权利推定规范的设置，并不能导致拥有权利外观之人终局确定地享有真实权利，只是减轻了他的证明负担，他因此无需积极证明自己权利的真实性，而是将举证责任移转给提出相反主张的人，由其举证反驳权利推定，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想反驳推定，他就必须提出说明推定不正确的主张，且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加以证明。
(2)对法官而言，法官不仅用不着对权利产生的要件或权利撤销的要件进行认定，而且如同在诉讼中的承认一样，也用不着进行法律适用，他只需要适用推定规范，并根据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反对的一方当事人就推定的正确性提出异议前，将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其判决的基础。
(3)权利推定的效果原则上有利于有理由提出权利推定所涉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而不利于每一个被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人。但权利推定的效果有时候会受到限制，如《民法典》1362条第一款的推定只有利于丈夫的债权人。
权利推定属于典型的法律技术，它的出发点是客观事实，但又不绝对受此限制，而是在高度盖然性的经验基础上，用外在的事实状态推导权利存续的状态，即权利外观推定权利的存续、主体和内容。据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只要举起推定力的盾牌，就无需证明自己物权的客观存在性，并可防御他人对自己权利真实性的攻击;提出相反主张者则要负担该外观之人不享有真实权利的证明责任，以之来推翻相应权利推定。在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是防守者，其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提出相反主张之人是攻击者，其地位较为不利。
不过，尽管这种推定有利于拥有权利外观之人，让其“不证自明”地享有相应的权利，但它仍然顾及了权利外观与真实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使得真实权利人在这种情形中能通过“证伪”来推翻通过权利外观推定真实权利的法律效果，从而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说，权利推定规范结合了“不证自明”和“证伪”两种方式。
(4)权利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权利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提出被推定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来说，他只需主张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且在该前提条件有争议的情况下必须加以证明。对于无需依赖基础事实的权利推定来说，连基础事实也不必主张和证明。第二、对推定所针对的对方当事人来说，想阻止推定或排除推定的效果，则需就以下事实负主张和证明责任：主张和基础事实不相容的事实;主张与被推定的权利不相容的权利状态。如主张自己通过买卖、继承等方式取得了物的所有权，因此该物不可能属占有物的对方所有。对于上述主张，该当事人应负证明责任。
(5)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和证明规则。对于大多数推定来说，从开始就不适合，因为它不涉及需要解释的意思表示和裁决，对于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和遗产法院的证明而言，解释可能是适宜的，但是，它并不像一个真正的解释规则那样，规定一个特定的解释结果。所以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而相比较证明规则而言，权利推定想要的更多，它想推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之所以说它不是证明规则，是因为证明只以事实为对象，而不是以权利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为对象。所以权利推定也不同于证明规则。
二、权利推定的排除。
1.以自由裁判行为基础的权利推定，可以以下列方式最终予以排除：例如，可根据《民法典》2362条的规定将继承证书交给遗嘱法院。根据894条的规定，更正土地登记册中的内容。
2.权利推定的效力可以通过对相对规范的前提条件的证明而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例如1006条，即对方当事人证明，他过去曾占有该物，后来被盗、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不再占有，或者占有人只是占有媒介人。
3.权利推定还可以通过对具备推定的前提条件的证据提出反证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
4.通过反面证明。反面证明为本证，任何当事人，只要推定指向他，他均可对权利推定进行反驳，只有当法院根据其心证积极地肯定：推定不真实，其对立面真实，也就是说，被推定存在的权利不存在，被推定属于对方的权利不属于对方，被推定不存在的权利存在，那么该反面证明就成功了。
可见反面证明是一种本证，他必须提出证据推翻依据法律推定的权利，也就是必须达到使法官确信推定的权利不存在的程度。
5.权利推定因相冲突的推定而失去效力。如果具有不同效果的数个权利推定均与同一个具体要件相适应，即构成权利推定的冲突。在此必须通过对相抵触的推定的效力的权横，来决定效力的优劣。只要一个推定必须回避另一个推定，随着它受到反驳，另一个推定会立即得到重新重视。
三、权利推定的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
1.权利推定的渊源只能是法律规范。法律行为不可能作为权利推定的基础。
2.权利推定不仅仅适用于民事诉讼，而且适用于任何一个以推定所涉及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为裁决的对象或前提条件的程序。例如执行程序、行政机关的程序、行政法院程序，尤其是享有自由审判权的机构的程序。
3.权利推定不属于程序法，而是属于实体法。
参考文献：
[3]陈康扬.法律逻辑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127.
随着我国对国际业务开发力度的加大，我国跨国投资中的一些活动也涉及到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加入wto以后，我国跨国投资和融资企业越来越多，与国家交流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法律冲突和规则适用不同的情况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些冲突和规则并作出最有利的选择是我国跨国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法律冲突及规则适用的相关角度探讨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一、跨国证券投资法律冲突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保障跨国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各国都针对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一些问题制定的专门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并不具有世界性，而是各国从本国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其中的冲突也是非常多的。总的来说，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法律关系存在冲突。
证券投资的认识各国本来就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在制定法律和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存在很大不同，首先是证券发行主体、方法以及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别，在规定上认识是非常不同的;其次是对于证券交易的方式、支付等一些规则的制定存在出入;再次国有关证券监管结构、监管方式与措施、证券权益保护机制方面的不同规制;最后是各国对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规定亦存在差异，涉及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证券投资公司、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者的主体资格与身份确认方面的法律冲突。
(二)各国对于证券投资行为的规制存在不同。
跨国证券投资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行为，在这些行为的规范和指定的标准规则方面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比如各国在规制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时，对于如何认识两种行为，以及在两种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控制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在规制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在跨国企业上市的条件和对于该行为的监管也存在差异，这些都是跨国证券投资中世界各国对一些行为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不同，这些不同的认识，也就产生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不利于共同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以上内容主要通过概括的方式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各国法律存在的冲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其实在理论研究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别的，比如有一些学者在概述法律适用冲突的过程中将这一问题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发行主体的冲突、发行客体的冲突以及发行行为和管理的冲突，不论哪一种划分都冲根本上认识到跨国证券投资中存在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解决的部分。
二、跨国证券投资中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
世界各国对于跨国证券投资的行为都有规定，而且还存在着一些国际条约、多边条约等，那么在真正出现跨国证券投资问题时应当如何适用、如何选择?国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五种不同的问题，不论在证券交易还是发行都是存在的冲突规范。
(一)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
在跨国证券投资中，一旦出现法律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时有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即由这个发行投资行为的跨国公司注册地的法律决定法律冲突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最主要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在其国际私法第28条第4款规定："如果证券涉及社员权利，证券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适用发行人属人法。
(二)根据发行地和营业机构所在地法律解决纠纷。
这就是典型的属地主义的思想，也是国家上比较多的做法，各国在规定一旦出现法律冲突如何解决时，许多情况下都是规定由营业机构所在地的法律解决冲突，这一规定的目的是因为发行地和营业机构所在地能够切实、准确的了解到一些跨国证券投资企业的情况，并可以通过登记情况的调查了解到及时的信息，也便于当事人举证和裁决机构对纠纷的解决。
(三)适用物所在地法律。
跨国证券投资中，其发行和交易的对象是广范围的，那么在发生法律纠纷时，产生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国对法律纠纷解决的规定是不同的，为了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也同时为了实现权利的及时救济，比如韩国法律就规定了对于无记名证券的权利取得、丧失适用无记名证券所在地的法律。
(四)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发展。
这是针对跨国证券投资过程中证券交易如何使用法律的问题规定，不同国家的规定存在区别，但是许多国家规定了在发生证券交易纠纷时适用交易进行地的法律对纠纷进行解决。《匈牙利国际私法》第27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合同，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规定："在交易所所为的法律行为之债，依交易所所在地法。"《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1125条第3款第2项规定："在拍卖、招标或股票交易中缔结的合同适用拍卖或招标举行地或股票交易所所在地国法律。"此外《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奥地利国际私法》第39条、以及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115条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亦与"场所支配行为"的传统国际私法理念一致。
(五)由交易进行地法律进行调整。
跨国公司证券交易不同于国内证券的交易，跨国证券投资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证券交易，而且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证券交易的跨空间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发展的状况，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一些国家法律规定了对于纠纷的解决适用交易进行地的法律。比如阿根廷法律规定，债券和向持票人付款的票据，其转让，适用转让地国法。
此外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规定"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及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适用指示证券支付地法。"。
三、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的特点和发展。
(一)证券交易的双重法律适用问题。
在实际的工作和法律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出，有关证券规定的法律其实是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而且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的证券交易的双重适用的问题：强制法规定和直接适用法，在这两种不同立法思路的指引下，造成各国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交易问题规定不一。但是从主体和交易的强制性方面看，这是私法调整的领域，但是从国家规范证券交易和发行秩序以及管理行为上看，这又是公法的范畴。因此其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法律适用。
(二)证券法的直接适用问题。
各国对证券市场实行管理的制度属于公法领域的规制范围，应当不同于传统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问题。
证券监管领域中的这些问题，是各国证券法的直接适用领域，不存在当事人选择适用或传统的法律冲突。如违反证券监管法规，则应承担行政责任，如致他人损害还应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证券监管属公法领域，但其所调整的证券发行与交易关系及其规则在性质上仍属私法内容，所以证券法是兼具私法与公法内容的特殊法律部门。证券法规范证券市场各方主体的行为，而以民事责任为主的私法规制则是构建证券市场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各国对证券民事责任的构成的规定不同，导致了在证券跨国发行及交易的情形下产生一定的法律冲突，所以首先应对证券法中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识别，区分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以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四、结语。
跨国证券投资的发展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也是实现国家、社会进步的标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与世界各国进行有效的经济链接，利用世界的资金以及其他资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是一个可取之道。但同时也要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国在竞争力、经营方式上的差别，这些问题最终都是要依靠法律进行解决，只有做好法律适用的选择，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才能我国跨国证券投资业务的发展提供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