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9124316
时间：2024-01-13 14:02:21
上传者：琉璃英语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工具，掌握好英语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英语学习中，范文是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资源，下面是一些优秀的范文供大家参考。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我们向莫言表示祝贺！
不管承认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奖金丰厚、影响力大和权威而为世人看重。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符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价值。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说明了其着作的高水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接纳和融合的过程，这是一种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国文学要走出国门，也必须走出国门；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也必须走向世界。
可以期待，莫言之后，还会有中国籍作家或华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要作家敢于直视内心，只要不辜负这个时代，只要创作环境不断改善，有责任的作家必然推出更多精彩的作品。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拿作品《蛙》向诺贝尔奖献媚的说法，至于获奖后的打算，莫言说：“只希望尽快从喧嚣热闹中摆脱出来，大家都该干嘛干嘛去。”
莫言获20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不亚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国人感到无比的振奋和自豪。应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梦想，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作为拥有经典作品无数的文化大国，不乏经典名着，但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
应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国人心中的梦想。多年来，我们一直渴望出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有很多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如林语堂、赛珍珠、巴金、艾青、钱钟书、沈从文、李敖、王蒙等，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一次次与中国作家擦肩而过。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准备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茅盾，但因为茅盾不幸已经逝世，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改授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中国作家一次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更加剧了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因此，莫言获得年诺贝尔文学奖，更具现实意义：
一是了却了国人的一桩心愿。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国人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多年未了却的'心愿。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帮助国人了却了这桩心愿，让国人如释重负，大快人心，莫言获奖可以说是众盼所归，今后，国人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也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二是说明了中国作家的实力。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们的最高冲击目标，然而，尽管历史上不乏实力雄厚的中国作家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但却只获得提名却未能获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中国作家屡屡败北，甚至有人质疑中国作家的写作水平，质疑中国文学的水平。也有人因为中国作家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否认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认为不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文学依然自豪，这多少有点阿q主义。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改写了中国作家无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也证实了中国作家的实力。
三是诺贝尔文学奖靠的还是作品实力。，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然而，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是攻击。有人认为这是莫言在讨好诺贝尔奖，向洋人献媚。某80后作家甚至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称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翻译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四个作品时收取了好处费。这种无中生有让莫言深感愤怒，于是发布微博回应造谣，称自己在瑞典只出版三本书，即《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和《生死疲劳》，这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被指接索贿赂的马悦然先生并没有翻译莫言的作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围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莫言却表示，只希望大家“尽快从喧嚣热闹中摆脱出来，大家都该干嘛干嘛去”。确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值得高兴和庆祝，但获奖只是一个符号，无论什么奖项，代表的是作家过去的水平，是某一部作品的水平，因此，我们不能沉浸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自我陶醉中，再次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出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才能显示中国作家的实力，也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水平!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金秋9月开学了，电视新闻里，小学生们规规矩矩、正襟危坐在教室里，整齐划一地把小胳膊交叉摆放在课桌上，突然觉得很悲哀。也许是中国的孩子太多，又是天真烂漫的年龄，给他们做老师可能真的`很不容易，难以秉持耐心。然而，从“人之初”我们给孩子们灌输的就是守规矩、少发言、畏师长、尊权威，最终培养出的多是循规蹈矩的庸才。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文档为doc格式。
2012年10月11日，是一个令中国人自豪的日子，我们中国人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了，他就是我国文学家——莫言。
莫言19出生，随后他对文学就感兴趣，之后鲁迅应获得诺贝尔奖，结果他拒绝了，1956年，老舍获奖的日子到了，可是当时老舍却已经不在人世，所以这届诺贝尔然只好颁给了日本人——川端康或，所以，我们中国人至今为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任何奖项，之后徐政道、扬振宁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他们小时候却是在美国受到的教育，所以不算。
可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获奖了，他就是莫言。
莫言领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我记得当时我在看电视，随后新闻报道了莫言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获得了诺贝尔奖。
保尔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莫言在领到奖后自然很开心。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莫言在领到匀后却说：“惊喜而惶恐”。惊，是没有想到2012年诺贝尔奖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他说自己从不为获奖而写作。喜，是诺贝尔奖果真颁给了自己，因为他说许许多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惶恐，是莫言最担心的问题，因为他说是担心有了这层光环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盯着自己，找毛病为难自己。
莫言在领奖后很高兴，以前人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可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外国的人们也对我们刮目相看了！
莫言小时候是想做一名文学家，现在，不仅文学家做到了，而且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努力啊，虽然我们比不上莫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努力，就会有收获，俗话说的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相信你我的梦想实现之日，也就是我们中国复兴之时！加油！为我们的中华民族奋斗！
莫言一代大家的的智慧岂是一本数百业开外的精选集可以承载的?饶是如此，这百来页的书也令我受益匪浅。
莫言的短篇小说选，的确是非常精彩，情节那叫一个引人入胜。读起莫言的小说来，可以使你接触到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来。《木匠和狗》中闲得发慌的管大爷，《倒立》里头充满市侩气的修车摊主，《怀抱鲜花的女人》中有着聊斋际遇般的上尉……尽管人物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莫言的语气怎么读都觉得随意，好像他的作品不是给人家读，而是只作为他宣泄内心一些想法观点的渠道——似乎是在表明：反正我就这么写了，至于读者你怎么看，不好意思，那可跟我没关系。正是因为这种感觉，仿佛是有个人在给你讲故事，娓娓道来，那么莫言的讲故事技艺自然是顶好的了。莫言的短篇小说中常常有故事的引入安排，不只是作者有意的引经据典稍加改编，亦或是作者为了烘托情节自己撰入，这就不是我能够考虑的问题了。不过令我称奇的是，小说中插入一段故事全然觉察不出有甚痕迹，行云流水浑若天成。着实让读者们大饱眼福，看得直呼：“爽!”
莫言短篇小说中这种朴实而带有调侃风格、深沉而不做作的文风，我估摸着是生活赐予他的罢?在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恐怕只消一块汗巾，一把锄头，就能把他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谁有看得出来这汉子是“文曲星”下凡呢?正是这厚重广阔的土地，才能给他宽广实在的笔触了。
还有莫言的演讲，哪有大师给人郑重讲学的样子，完全是在唠嗑呀!不作多述，暂作摘录：“当然一个作家可以是一个社会的记录员，我想这个记录员不是像我们会议的记录员，原封不动的照搬照录，也不仅仅是一台录像机、录音机，我们是要把捕捉到的各种信息，经过艺术加工，然后把它提高，最终用艺术的形象表现出来，这个复杂的艺术过程，实际上是要靠作假的想象才能够实现的。”
嘘，噤声。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10月11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莫言获得20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大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结束了中国人的“诺奖情结”。
得知获奖后，莫言直言“惊喜而惶恐”。这是可以理解的，作家是一个较为勤劳的职业，能得到全世界最权威性的肯定，大有“漫卷诗书欲狂”的喜悦和“一日看遍长安花“的兴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狂傲，他说：“很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他也并没有被荣耀冲昏了头脑，他曾在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说过，希望“10分钟就忘掉获奖这件事”。我想，这不是他故作姿态的矫情，而恰恰是一种理智。
由此，我联想到了居里夫人。她为人们作出巨大的贡献，连获诺贝尔奖，但她却看得很淡，经常把宝贵的奖牌给女儿当玩具玩。
反之，牛顿就不是这样，牛顿的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无与伦比的，但是，他却被荣誉遮住了视线，频繁出入各种宴会，接受各种掌声，鲜花，勋章，职务、、、、、、甚至还与科学界其他人“争功”，这使他停止了对科学的探索，结果，在他人生的后二十几年，几乎毫无成就。
获奖是多么令人开心，应该狂喜一番，但若沉溺其中，就很难再突破从前。莫言所惶恐的`之一，就是怕后来的作品再无从前闪耀。过分地陶醉只会让成功侵蚀你的斗志，涣散你的精神，遮住你的视线，阻挡前方的道路，你的人生高度可能就此无法超越。
莫言惶恐是对力求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的焦虑，是担心获奖后作品不能达到国人心理预期的纠结，例如刘翔，辉煌后，却跌倒在起跑线上，黯然神伤。莫言的惶恐更是对未知未来的担忧，是对因疲于奔命地应付各种活动而没有属于自己构思创作的时间的堪忧。
核心提示：周振宇向记者坦言，他的真正目标是当一个哲学家兼作家，另外他还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用我的思想去表达出一种美，用哲学去表达文学，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概念现在对我来说当然是很遥远，但我想不是没有可能。”
现代快报讯“当世界认识我时，世界也将通过我而认识它自己。”这是一个90后大学生的哲思，昨天上午，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周振宇发布了他的哲学散文集《发言者》，而他的所学专业是英语。在很多非哲学系的学生看来，哲学有点枯燥无味，但对1992年出生的南通小伙周振宇来说，哲学却是挚爱。
对于周振宇“跨界”出书的这一举动，大家并不意外。因为大学三年里，周振宇已经做出了太多同龄人难以企及的一些事：自学德语、法语、希腊语、日语，一次性通过高级英语口译考试，总分120分的托福考了113分，先后到镇江、宁波的新东方学校任教，成为“名师”，同学都崇拜地叫周振宇“大神”。
“这样一本哲学散文，主要是我对信仰、爱情、自由、死亡、道德、美、写作多种问题的独立思考。”周振宇想要写书、出书，不是在大学才有的念头，从高中开始，他就开始尝试写作哲学长诗，严重偏科的他在高考（微博）前的一个月还在纠结：是参加高考还是当个作家？最后迫于家庭的压力才选择了高考。
周振宇从一个普通的学生变为哲学的痴迷者，走过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初三时，个性张扬的周振宇在新的班级里由于过于标新立异，遭到了全班同学的抵触，“当时我一蹶不振，成绩也下滑得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还去医院接受过心理治疗。”
幸运的是，周振宇从心理低潮期走了出来。初三暑假那年，他第一次接触到尼采、康德、叔本华，“原来世界上有这么有力量的思想！”惊奇之余他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经典哲学著作，他也把自己的个人体验和阅读经验结合起来，思想和心理上都变得更加成熟。
曾遭全班抵触。
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
痴迷。
联系20多家出版社未果。
学校主动资助。
出书。
这本哲学散文集，由哲学散论、片段和格言、诗歌三部分组成，共十五万余字，周振宇用近四年时间写成。书中的第一首诗歌是在高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则是在大一完成的。在书中，周振宇旁征博引，哲学大家、各国文豪的观点和思想信手拈来，还不时调侃一下名人，“我思考，我痛苦；我痛苦，我存在；故而我思故我在。”
“这本书的创作严重影响了我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我差点为之放弃高考，甚至高考考场里我也还在构思。在这期间我受到很多人包括亲人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周振宇说，“最痛苦的煎熬还来自于创作本身，灵感的时断时续构成了我生活中最强烈的矛盾来源，当然这种创作本身成为了创作素材，我都把它们写进了我的书中。”
大学是周振宇真正开始学习的地方，更加丰富的阅读资源、开放自由的校园氛围让周振宇如鱼得水。仅用了大一下学期短短半年时间，周振宇就创作了七万余字书稿，加上高中时创作的一万余字作品，准备集结出版，他以为只要把书写完了就能出版，并被世人接受、认可。
“写完的时候特别兴奋，一下子就在网上投了二十多家出版社，只有一个出版社回了封邮件，说觉得我写得不错，但他们是出学术类的，不出文学类的。”
周振宇第一次遇到了现实的阻碍，他预想到要等工作后才有钱自己出书；然而，周振宇又非常幸运，就在他为推迟出书失落的时候，他所在的外国语学院得知了这一情况，为周振宇买单，从有限的工作经费中拨出近三万元支持新书的出版。
周振宇说自己在高中是一个悲催的“潘俊保一个人默默地写作，少有人阅读和分享，是大学给了他表达观点和延伸知识的空间。“我写书不是为了留名，而想留下思想释放的印记。”周振宇说，电影《盗梦空间》提到，思想是最富有粘着性的东西，他很有感触，“写作就是思想凝结的过程，不是为了产生某种思想，而是为了摆脱思想，让思想成为作品，从母体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周振宇在完成新书的同时，又在着手第二本书《尼采和庄子》的写作。
和周振宇交流过英语的人都会说他是个“小超人”，有着超凡的语言学习天赋。说来奇怪，平时和人交流的时候，周振宇说话显得口齿不清，可是一旦说起英语来，就变得口若悬河、激情四射。
他学习语言的方法是阅读原文。早在高中的时候，爱读书的周振宇就读过了原文版《红与黑》《老人与海》《瓦尔登湖》，阅读原文让他收获了丰富的词汇量和理解英语长短句的能力，他开始理解英语的语言美，开始设身处地地用英语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在自学德语时，周振宇也是如法炮制，学习了三个月德语后就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德文原著。
“人脑应该学会转动，但应自转而不是公转。”“某种意义上，勇气比智力和耐力更加重要。”“追求卓越，成功自会而来。”这是周振宇自创的三句座右铭。他有着超强的执行力，他不参加任何考试辅导班，付出的都是默默、无人知晓的努力。
大二时备考高级口译，周振宇貌似没有专门练习，但是考前两个月里，300多页的官方教材被翻了无数遍，在走路、吃饭、上课的任何时候都会在心里把别人的话当作同音传译，在路上看到一则广告、一句标语，也会下意识地翻译，甚至从网上找到了历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视频，译到和现场翻译95%相同才肯罢休。
超人的背后。
努力是隐形的翅膀。
好学。
“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去年11月，还是大二学生的周振宇经过选拔和培训进入镇江新东方，主讲sat课程，一对一的授课对他而言挑战不大，今年暑假，他被选拔到宁波新东方，主讲托福、六级、考研（微博）词汇，给一大帮年龄比他大的人上课。
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周振宇第一次感到了职场的巨大压力，追求卓越的他要以巨大的气场、更多的上课信息量，让学生感觉到他真的有“料”。在宁波的一个半月时间里，虽然经常一天都要上8小时的课，周振宇晚上还要备课到凌晨一点多，早晨六点不到就又起床继续备课。“学英语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方法，就像一场头脑风暴。”上过课的学生都这么说。现在，周振宇自创的词根记忆法已经小有名气，学生都心服口服地说他很“牛”。
日常生活中，周振宇和普通大学生一样，喜欢打游戏、看电影、健身、玩高科技产品，在客运公司工作的父母尽可能满足他的物质需求，周振宇坦言，自己在生活上不是特别节俭和刻苦，但在学习和人生目标上绝对是非常勤奋和努力的。
他上的课。
就像一场“头脑风暴”
讲课。
毕业想出国。
还试图建自己的哲学体系。
规划。
“可能会有人好奇为什么我能做这么多事情，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勇气永远比才气重要。没有对学习的宏伟目标，那么要实现这些目标更是无从谈起。”周振宇表示，他还很年轻，想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受，对于这本书，“我试图在其中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我想把我的体系命名为‘新唯美主义’。或许有人会认为建立所谓的哲学体系属于狂人之语，但我想如果中国人哪一天再出一个孔子、老子那样的创立体系的人来，中国人的复兴之路也就真正实现了。我绝对不敢自比孔子老子，但我至少勇敢地跨出了一步，我宁可现在被人骂作幼稚狂妄，也不愿老来墨守成规。”
周振宇称，自己并无刻意去安排自己的时间，但他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比如吃饭、走路的时间学习、思考。
刚上大学时周振宇有三个目标：学四门外语，出书，找个女朋友。如今这三个目标都已经达成，他又给自己定了一个全新的追求目标：申请全额奖学金去美国读研。
不过，周振宇向记者坦言，他的真正目标是当一个哲学家兼作家，另外他还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用我的思想去表达出一种美，用哲学去表达文学，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概念现在对我来说当然是很遥远，但我想不是没有可能。”
“语”众不同。
周振宇的微论点。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90后大学生的哲思，我强调90后这个概念是想让大家知道90后并不意味着肤浅、幼稚、赶潮流。我想人真正的差别在于个人的气质性情，而不在于代与代之间的年龄间隔。”
“人生是一场谁也不想到达目的'地的旅程，因为这目的地就是死亡，人们之所以应当注重沿途的风景，并非因为这目的地的到达是不确定的，而是因为到达目的地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将脱离群体的个体称作孤独的人，但对孤独的人自己而言，孤独并非是由个体无法融入群体所致，而是由个体无法寻找到一个与自己相同并能产生共鸣的另一个个体所致。”
“为你的失败找理由，但不要找一个失败的理由。”
“比奇迹更为神奇的是，奇迹降临于自己身上。”
“不是缘分让我遇见你，是遇见你之后，一切都成了缘分。”
老师评价。
一个孤独的。
未曾举手的发言者。
“他有很高的语言学习天赋，比同龄大学生要成熟许多，尤其是在思想层面。”江大英语系副教授苏建红这么评价，在他不走寻常路的背后，是一个爱思考、有思想的90后大学生缩影，也是一个孤独的未曾举手的发言者形象。
江大外国语学院院长陈红从1年多前开始频繁听到“周振宇”这个名字，“很多院系的老师、辅导员在聊天时都会提到他，说对他的思想、文字印象深刻，还听说他有一部没有出版的书稿。”陈红开始慢慢得知周振宇的“神奇”。
对于学院资助出书，陈红说，“大学要有颗宽容的心，要支持学生共性发展，也要帮助学生个性成长，学院是学生的家园，学院看到周振宇的才华就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有潜能一样，我们应该推动一下。”陈红表示，他们学院对周振宇有这么一个心愿：“给通才予土壤，给天才予天空。”
“莫言，他是谁？”如果在半年前，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能知道的会有多少，但看看现今的状况，书店里莫言的书脱销了，报纸上莫言的头像成门面了。我只能说：莫言他火了，真的火了！
有人说，这次的获奖激发起了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如果，他所谓的热情，是指人们到书店去抢莫言的书，那倒也是对的。多看点书，大抵是好的，看书能让我们提升自己，也应该是对的。我想说的只是，想让我们自己更加主观点，听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听到别人说这本书是好的，就去附和。诺贝尔奖不代表什么，它只是一个奖项，不是获得了诺贝尔奖项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们中国人的自信都去了哪里？鲁迅先生，你拒绝诺贝尔奖也许是对的。
有点言辞激烈了，但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对于莫言获得诺奖，我们都应该看淡点，莫让“大国自豪感”冲昏我们的理智。话说晚了，事情就来了，高密的某些官员，我对你们真心“敬佩”！
莫言莫言，给他空间，让他继续创作；莫言莫言，给我们自己的，应该是理智。
年10月11日，是一个令中国人自豪的日子，我们中国人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了，他就是我国文学家——莫言。
莫言19出生，随后他对文学就感兴趣，之后鲁迅应获得诺贝尔奖，结果他拒绝了，1956年，老舍获奖的日子到了，可是当时老舍却已经不在人世，所以这届诺贝尔然只好颁给了日本人——川端康或，所以，我们中国人至今为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任何奖项，之后徐政道、扬振宁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他们小时候却是在美国受到的教育，所以不算。
可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获奖了，他就是莫言。
莫言领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我记得当时我在看电视，随后新闻报道了莫言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获得了诺贝尔奖。
保尔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莫言在领到奖后自然很开心。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莫言在领到匀后却说：“惊喜而惶恐”。惊，是没有想到2012年诺贝尔奖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他说自己从不为获奖而写作。喜，是诺贝尔奖果真颁给了自己，因为他说许许多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惶恐，是莫言最担心的问题，因为他说是担心有了这层光环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盯着自己，找毛病为难自己。
莫言在领奖后很高兴，以前人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可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外国的人们也对我们刮目相看了！
莫言小时候是想做一名文学家，现在，不仅文学家做到了，而且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努力啊，虽然我们比不上莫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努力，就会有收获，俗话说的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相信你我的梦想实现之日，也就是我们中国复兴之时！加油！为我们的中华民族奋斗！
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对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限制与扼杀。如果没有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中国本土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与传统艺术填鸭式教育相对的，正是艺术教育。艺术教育重点培养的就是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这才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这才符合社会的需求，这才符合世界的潮流。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更是让我们看到了艺术教育的优越性。莫言获奖后的获奖感言中提到：“二十多年来，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而莫言提到的个性化也正是艺术教育的优势所在，艺术教育打破了千遍一律的教育，注重的正是每个学生的个性化成长，给学生制定的是个性化方案，而这也更符合人才培养的要求。同时，需要提醒广大艺术生的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定会在今年艺考中形成热点，比如即兴评述、比如根据其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暖》，比如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的比较……作为一个艺术生，就要时时关注热点，学以致用，这才是考试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30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时，遇到了一位让他“坐不住”的中学生。
“我是一个中学生，现在老师推荐看莫言老师的作品，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莫老师的书看着看着就会看到一些描写性行为的部分，我不知道这适不适合中学生看”?这位让“莫老师”坐不住的中学生，是在莫言演讲完毕现场互动环节时，向莫言抛出了自己的困惑。
莫言是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自莫言获奖后，莫言的作品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抢购热潮，不仅家长会买莫言的书给孩子看，中小学校老师也会推荐学生阅读莫言作品。
莫言在受到提问后当场表示“坐不住”，并“谢谢小同学的坦率”。
随后莫言解释道，因为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年人，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文学作品里面有关爱情、性的'描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对人性的描述和刻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要塑造一个非常丰满的人物，那多少要涉及到这样一些描写。
“那时候年轻嘛胆子大，可能写得就稍微露骨一点”，莫言表示，当时自己写作的时候也没考虑到自己的书现在会被中学生和小学生来阅读。同时自己也有了解到网络上有一些影视、文学作品远比自己写得更要“露骨”，怎样控制“这样的东西”不至于影响到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是一个全世界都需要关注的问题，有些事情仅靠作家无法控制。
随后，莫言给出了自己最“直接的建议”：“不要听你老师的，不要读我的书。可以读一些写母亲的，写乡村风景的，长大结婚后再读我的小说”。
广州一位从事中学教育工作的张老师也告诉记者，虽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作品也确实很不错，许多为孩子买书的家长恐怕自己都没读过莫言的作品，莫言的作品大多数比较“重口味”，并不适合小学生和初中生阅读。
而莫言在8月举行的“中德文学对话”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很抱歉自己的书“基本没有适合少年儿童读的，为儿童写书是我多少年来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