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1570078
时间：2023-07-21 16: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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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重要阵地，是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丰富“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方法，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以党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高校培养目标为依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的草本任务是通过适时地进行形势政策、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草本知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和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使大学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有较强的分析和适应能力。
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对于学生深入理解和把握基本理沦，对于掌握形势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形势是变化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形势的发展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如当代世界格局、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国内改革开放的总趋势等，在一段时间乃至更长时期都是相对稳定的，把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中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内容进行归纳，可以构成基本形势的框架。
热点问题是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有时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受偶然性囚素影明而发生突然性的较大变化，由这种变化引发的、产生一定程度影响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热点问题这一部分内容业然也遵循形势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和总的变化规律，但由于时问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及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在一段时期内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很多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例如神舟六号飞天成功。这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取得积极进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如旱灾害，森林退化，空气污染，党的十六大五中全会提出，“十一五”时期必须统一规划，实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想要取得大的发展就要了解国际局势，当前国际处在深度复杂的变化之中，总来说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我国又是wto的成员国，给我国经济发展和我们大学生就业提供了难得机会，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大学生要抓住机会。但是我国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如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在的孩子还没有上学念书，有的人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有的人均收入还不过百元，还没有摆脱贫困，这就需要我们大学生努力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要不断努力创新，实现现代化建设。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形势，但这并不表明我国大学生绝对过剩，数据统计说明，美国和日本接受高等教育和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重为25%和23%，而我国仅为5%，显然我国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学生就业困难其实原因有二。
其一我国高校毕业生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新提供的比较理想的岗位的增速，从而导致大学生就业竞争加剧，获取同样岗位难度与过去相比明显增大，例如有个高校辅导员岗位竟然有1000多个大学生去竞争。
第二，一些大学生择业时“高不成，低不就”，陷入选择性的怪圈子。所以要从根本改变大学生选择性失业问题，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更好地符合国际形势趋势，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摘 要：“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定义，但都很难全面地反映“南海问题”应有的内涵。只有从“原发性”和“诱发性”两个因素深入分析南海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很好地破解“南海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南海问题”;“原发性”;“诱发性”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南海问题”的成因也已达成某些共识，比如利益说、主权说、地区话语权争夺说等。但是，关于“南海问题”却没有形成一个明白的、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本文力图在厘清“南海问题”的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对“南海问题”深层原因做出分析。
一、“南海问题”的定义及内涵
所谓“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中国南海海域的领土、资源、海域划界、海上航行等方面的利益进行争夺而产生的问题(“原发性”)，以及由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带着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介入这一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诱发性”)，而“南海问题”是这两类问题的“和”。“南海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在现有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南海问题”的第一层面(“原发性”层面)，即围绕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海域划界、资源争夺等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主要从“南海问题”的第二层面进行研究(“诱发性”层面)，即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介入南海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大国关系，“南海问题”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大国之间的问题。而笔者认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大国因素，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南海周边国家因素，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要想真正厘清“南海问题”的成因，就必须全面的把握“南海问题”，分别从“南海问题”的两个不同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二、“南海问题”的成因
“原发性”的“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地理位置、资源情况、周边国家的性质及结构而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原发的特点，并不是人为的诱导。“诱发性”的“南海问题”是相对于“原发性”而言的，它不是原发的，是部分国家为其某种目的，而对“原发性”的问题进行诱导性的安排，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从这两个层次入手，本文将“南海问题”的成因分为“原发性”成因和“诱发性”成因。
(一)南海问题的“原发性”成因
“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发性”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中国。
1.南海周边国家的原因
南海周边国家导致“南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逐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自私的，也是逐利的。南海“有利可图”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让南海产生“问题”。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多种矿物质。据探测，南海海域储藏油气量230—300亿吨，占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资源总量的1/3，是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其中，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储藏量约200亿吨。据科学家估计，南海海底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巨大的物质利益驱使部分国家铤而走险，将国际正义和道义抛在一边，“先下手为强”，纷纷掠夺南海资源，并与外国石油公司勾结，在南海开采石油。近三十年来，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国家与西方二百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钻探油井约1 380口，年产石油量达5 000万吨，相当于大庆油田最大的年开采量。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领土主权争端，而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领土主权争端只是南海周边国家为了逐利而采取的手段，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资源开采权，没有主权，就没有海域划界权。在侵占中国领土方面，越南在1975年4月解放西贡，并占领原西贡政权侵占的中国南沙6个岛屿，同年5月，越南刊登全国地图，把南沙群岛改名为“长沙群岛”，划入其版图。从1975年至1998年，23年的时间里，越南共侵占我国南沙岛礁29个。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78年开始，在我国南沙群岛南端的一些岛礁上树立“主权碑”，并把南沙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新版地图。
2.中国方面的原因
南海自古以来就中国的，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主权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南海成为列国争夺的焦点呢？分析下来中国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具有传统的大陆性。中国强大的时候，要么闭关锁国，高傲自大，要么是在南海进行宣威，并不想走出南海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殖民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对海洋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的陆地国家。二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起伏。尤其海上力量的起伏也是导致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日甲午海战过后，中国海上力量开始一蹶不振，其他殖民国家开始纷纷乘隙而入，导致中国南海许多岛礁被他国占领，比如现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就一部分属于越南从西贡政权继承的。而今天中国发展了，变得强大了，肯定不能让这种耻辱继续下去。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对日本将钓鱼岛问题国有化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强盗霸占民宅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害怕房主强大后来追讨房屋，干脆先向房主索要房产证。这一比喻也基本适用于南海问题。如果中国从强大开始就不再衰弱，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同样，如果中国从衰落开始就一直衰落，不再强大，南海各国也不用这么耗费心机，因此，可以说南海问题成因中，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否占有很大的比重。
(二)南海问题的“诱发性”成因
“南海问题”产生的“诱发性”主要来自于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战略围堵，另一个方面是逐利。
1.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成因的因素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战略牵制主要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了保障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不可能将此等殊荣拱手相让，肯定会对中国百般阻挡，四面挖坑，处处埋雷。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南海就是一个绝佳的场所，让南海产生“问题”，就成为美国诡计的诞生地。因此，“南海问题”变得如此这般复杂，可以说很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诱导和牵引。在南海，美国一个方面是发展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将菲律宾打造成南海地区的“雷区”和其围堵中国的前哨阵地，美国预计在菲律宾部署4000～4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帮菲律宾升级更新现代武器系统，于2010年3月，美国赠送6艘配置重机枪的美军舰艇给菲律宾海军，2010年，美国将菲律宾正式纳入其“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和军备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军事互访、武器销售、军事培训、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南海逐利主要体现在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上。南海早就被称为“亚洲地中海”，处于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中东、南亚、欧洲、非洲、必经的国际航道。通过南沙海域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世界船舶总吨数的一半，占世界石油运输量的一半，其通航量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苏伊士运河的2倍。当今世界，有95%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海上通道安全也就等于大国的生命线安全。目前，中国有39条航线通向国外，其中21条经过南沙群岛海域，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经过南沙群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确保该通道畅通或者控制该通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
2.日本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在域外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挑拨越南、菲律宾等国，插手南沙争端，达到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的目的，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东南亚地区话语权。同时，日本诱导“南海问题”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也有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取主动的战略考虑。
3.印度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印度搅局南海和诱导“南海问题”的战略目的主要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极大地消耗中国的力量，为其在中印边境谈判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等方面争取主动权。印度逐利方面主要是近年来，印度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从南海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驱动就成印度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裂变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南海问题”从其“原发性”的角度看本身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其成因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南海周边国家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进而对中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中国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导致的“南海问题”。从其“诱发性”的角度出发，南海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而其成因也是相互交织。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战略目的驱动，也有这些国家为谋求物质利益的利益驱动。看清楚“南海问题”的成因，针对“南海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是美国等体系大国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同时，有效合理地破解“南海问题”对于培养中国的领导能力、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都大有帮助，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摘要：宁波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劳动者基本的生活权益以及企业合法的经营权益，使得宁波市的经济能够稳定发展。调剂最低工资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实施政策历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下面综合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给出一些有效的政策建议,愿望对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实施有所赞助。
关键字：有效措施，最低工资，监督，鼓吹
1、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从本文的总体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的就业正效应明显，即使在一些情况下出现负效应，负效应也对比小。另外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仍然偏低，在宁波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与平均工资水平相比，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最低工资在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条件吗，调剂宁波市居民收入结构，逐步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促进产业结构调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在现行根基上提高工资标准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同性别、行业、年纪、学历等群体有各自的特征，最低工资在这些特征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就业效应。所谓适度提高，就是遵照各自特性确立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之间的联动机制，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时要考虑把失业率把持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尽力发挥最低工资正效应，避免引起失业负效应。
2、制定更加细化的最低工资标准
从理论和实际结果也可以看出，在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女性的“就业歧视”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若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不考虑这些因素，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使得劳动者的权益受到危害，而且部分行业的用人单位也很难去履行最低工资规定。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需要在统一口径的根基上，分行业、分性别断定其标准。目前宁波市的最低工资的实行情况不佳，与制定标准不合理有关，虽然细化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起来会对比繁杂，但是这种繁杂的最低工资标准最合理，有利于各用人单位去履行，地方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可以立足实际、充沛调查，制定出真正有利于企业履行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同时又避免对就业产生影响的最低工资标准。
3、增强最低工资的监管和履行力度
在宁波市最新的《最低工资规定》中，进一步完善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在实际履行的历程中，仍有不少用人单位知法犯法，不履行最低工资标准，或者用加班加点，降低员工的福利待遇等来变相不履行最低工资政策，企业的这些行为都与最低工资的相关规定相违抗。宁波市政府部门如果在最低工资的.履行历程中选择不作为，甚至为了发展经济、提高自身业绩而放弃最低工资的监管履行，就会严重降低最低工资制定时预期的效用。要充沛发挥最低工资的功效，就要加强最低工资制定、履行等环节的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处分力度。
另外，社会和媒体也要充沛发货其监督、鼓吹作用。现在很多劳动者甚至用人单位负责人对最低工资规定并不熟识，对其中的具体内容更不领会，所以出现了很多类似包吃包住来抵充最低工资的情形，劳动者也没有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通过合法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们要发动各种媒体对最低工资进行积极的鼓吹，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组织则要深入各单位对用人单位负责人和劳动者进行制度的介绍和教导。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查处力度，建立企业违法记载登记，以求在社会上形成正确认识，自觉遵循最低工资规定的效应。
总之，最低工资是一项有首要意义的制度设计，与就业也确凿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很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问题，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找出最低工资相应的就业效应，才干确立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对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流行解释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 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 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 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 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 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 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二、中美两国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 ）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 croft ）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 illiam n ）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 ）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onte ）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 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 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 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 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 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 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 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 co-evolu tion ）。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 politic 杂志， 参见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 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 月间发生的事件。
近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正式发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指南。
新世纪之初，粗放的高增长、资源的高消耗、产业的"低散乱"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让浙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来到了历史性关口。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立足于对世情、国情、省情的深刻洞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重新审视浙江的资源禀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浙江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落实中央的要求和发挥浙江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创造性地提出实施"八八战略"。"八八战略"，针对的就是浙江富民强省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是从战略层面对"形势怎么看""路子怎么走""工作怎么干"作出的"世纪之答"。
如果要标注出"八八战略"的内在价值逻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共同富裕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旨和重要取向。
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实践历程，就是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推动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破解共同富裕的城乡差距难题；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就是要破解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难题；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就是要擦亮共同富裕的靓丽生态底色；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就是要营造共同富裕的良好社会环境；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建设文化大省，就是要满足共同富裕的精神富有要求。
强调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推动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工程"等三大工程，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不断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施"八八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聚焦统筹群体、区域、城乡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的向前，历久弥新且熠熠生辉。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的体制机制更活、产业动能更劲、协调水平更高、生态红利更丰、资源优势更强、综合环境更好、文化魅力更盛、党建保障更有力，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协同发展、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走好共同富裕之路奠定了扎实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实践是最硬的标准。"八八战略"在浙江的成功实践昭示我们，唯有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就是要深刻把握和充分用好"八八战略"蕴含的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锻长板、补短板、挖潜力、拓空间，围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发展先进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先行示范。同时，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八八战略"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实现从传承到创新的集成升华、从过程到结果的递进跃升。
摘要：从我国人口和经济的角度出发，根据我国人口增长模型来证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阐述计划生育政策的衍变过程。在此基础针对人口增长速度降低、占世界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及人口转变乘数变小三方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成果进行评估。正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事情没有十全十美一样，政策随经济、历史、政治的不断革新与变化，当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较大成就时，同时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我国城乡之间各方面的差距。城市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这种现象造成国家人口发展的逆淘汰倾向。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住出生率迅增的状况，近几年，一胎化政策推行的今天，老龄化问题越演越热。与此同时，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也成为当前特别重要的问题。对此，国家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本文针对一胎化所带来的问题和新政策实施带来的利弊做出以下思考。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性别比例失调;单独二胎
引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两者早已被人们争论很久，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们和专家们对自己的理论提出许多人口政策。19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指出达到产业收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人口数量为适度人口。它从产业收益出发，提出人口过多过少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只有适度数量才是最好的;与之对应的是适度的人口控制论。我国7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初衷就是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在30多年计划生育斗争中，中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势头终于得到有效遏制，即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又使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人口素质得以提高。与此同时，人们今天的人口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生育率较低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男女性别失衡等问题，现家庭养老及抵御风险能力随之降低。现针对已发生变化的人口形势，为促进人口持续发展，需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其作出完善和调整。综合多方面的思考，我国推行二胎政策，和一胎化政策对比，“单独二孩”政策更加平稳、渐进、可控。
(一)人口素质“逆淘汰”
高尔顿最早提出的人口素质“逆淘汰”，言简意赅的说就是社会对人口的逆向选择，指低素质人口挤压高素质人口这种有悖于优胜劣汰的现象1。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提出很多质疑。我国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是否是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别导致的呢?我国一胎化政策导致城乡之间的生育率差距较大，造成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小，同时造成我国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那么，如何阻止这种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现象呢?其实，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原因和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距有很大关系，所以，唯有缩小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距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人口逆淘汰的这种倾向。从提高城镇人口生育率或降低农村人口生育率两方面来考虑。
(二)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大一直都是国家的一个大难题。怎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即将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老龄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政府和个人家庭负担加重、社会劳动力缺失等问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的中国，国库资金不足，高额养老金和医疗费国家承受不了。农村养老主要是依靠家庭养老。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四二二”、“四二一”等倒金字塔家庭模式，首先，赡养老人给并不富裕的农民带来沉重负担，也是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其次，老龄、高龄人口的增多必然分担部分劳动力，导致急需劳动力的中国带来劳动力资源的匮乏。再次，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产业结构、文化冲突、社会发展等方面带来影响。最终造成大量潜在问题凸显出来。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根因是中国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滞留，中国传统生育文化至今还存在着男尊女卑等意识。除此之外，家族香火的延续，也导致农村家庭优先择男的现实。导致男女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的一胎化政策。在一对夫妇只允许要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外加中国传统观念滞留，多数家庭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男孩。生物学因素是导致现今性别比例失调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人口拐卖等.婚姻的稳定收到一定威胁。首先，性别挤压。男性过多无婚配对象现象严重，光棍汉的社会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酷事实。其次，家庭的不稳定。家庭的不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不稳定。
(1)、单独二胎政策的利：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的利，从大的方面来说重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可以有效控制男女比例失衡现象。在还滞留重男轻女传统思想上再加“选择性生育”的形势下，导致现今社会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下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问题的持续发生。
另一当面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一胎化政策引发“独生子女下一代夫妇最多可能赡养12位老人”的社会现象，同时给国家的经济也带来较大的难题。生育率的降低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这是必然的，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2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大大减少未来的社会风险。
(2)、单独二胎政策的弊：
首先，增加国家财政支。二胎政策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财政支出、福利待遇政策、环境承受力等。从宏观层面看，未来社会将面临的压力随之增加。其次，增加个人家庭负担。笔者亲生经历，现有点名气的儿童衣服专卖店，一件冬季羽绒服最低价格500左右,在这个高物价的年代，养一个婴幼儿的花销难以想象。并且刚刚是一个开始。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享辱曼保，尹娟,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j]《理论月刊》20xx(11)。
梁发芾.“单独二胎”放与不放.《祖国》[j]20xx(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