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道德建设工作总结(模板6篇)

教师职业道德不仅仅是对老师个人行为的规范要求，而且也是教育学生重要手段，起着“以身立教”的重要作用；师德不仅深刻地作用于学生的心灵，塑造学生的品质，而且通过学生还作用于家庭和社会；如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心得体会，希望对大家有所作用。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xx大关于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激励广大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谨笃学、与日俱进，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和师德师风形象。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教师队伍的现象，我们组构了整改调查机构，有针对性开展了各项活动，对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全面认真的进行了自查自纠，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加强理论学习，切实提高教师思想素质。

学校经常组织教师广泛开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组织学习了《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切实提高广大教师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让广大教师始终牢记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大力宣传了师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学习他们热爱祖国、关爱学生、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敬业精神。并在教师中，广泛开展警示教育，使广大教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师德规范转化为教师的内在理念和自觉行动，在教育实践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二、开展教育活动，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学校为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适时组织教师开展一些政治活动，如职师德报告会，模范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等。并以“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为主题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大力倡导教师献身教育、与日俱进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此同时，还认真、全面、积极地召开各类会议及教师、学生、家长会议，征求他们对学校、教师、领导的意见和建设，针对群众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纠正、整改、提高自身素质。

三、建立激励机制，开展师德师风评议活动。

学校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出了《教师职业道德考评细则》，明确了师德师风考核与评议的具体内容和办法，每学年对在岗教师进行一次师德师风全面考核评议，并将考核成绩记入教师师德师风档案。建立激励机制，实行奖惩制度，对师德师风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师德师风败坏的教师进行严肃批评，对情节严重的，社会影响大的行为，学校决不手软，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规范从教行为，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学校根据《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结合本校实际，对教师的从教行为进行了规范，要求全体教师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教师一要做到“三热爱”：热爱教育、热爱学校、热爱学生；二要做到“三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和质量；三要做到“六不准”：不准接受学生家长的礼品、礼金和吃请，不得要求学生家长为自己办私事；不准侮辱体罚学生，不准私自向学生推销商品，不乱编、乱印、乱发学生资料，不准抹牌赌博，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坐着上课。

五、建立完善监督机构，提高学校管理水平。

学校为了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质，杜绝控制教育走向误区，切实把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建立了以校长王展雄为组长，邵焕样为副组长的监督管理机构和目标责任制，完善了各项依法管理制度，提高了依法治校的管理水平。学校从未发生过重大责任事故，也从来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纪的教师。学校管理目标明确，常规工作开展有序，确保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工作落到了实处。

这一学期，学校领导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请我校的王嘉鹏老师为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有关中日文化、教育方面比较的讲座。听完这次讲座我受益匪浅，下来以后我也上网看了很多有关中日教育比较方面的资料，现将我收集到的资料和自己的一点浅薄看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作为国民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比如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相当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地说，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那么，中日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很简单。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

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他在书中写到，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类似的观感，其他明治时代来日的外国人也曾有过。事实上，在此前的1872年，日本就开始实施了义务教育制。

同时期的中国是何种状况呢？康有为估计，清末的童生大约为300万人，加上比此要少的秀才以上士人，则中国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阶层在四亿以上的总人口中，仍只能占据极少数。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而日本即使贩夫走卒，也能够识字读书。以此来看，以国民当时的普遍文化水准比较，中国整体上不如日本。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后发优势”，这个“后发”相对中国而言，即日本文化发展水平不如中国，所以能更加轻易摆脱过去的负担。但日本国民总体教育水准的高于中国，无疑是针对上述说法的一个极好质疑。日本的文化水准优势，还体现在“兰学”的盛行。以西方科技文化为内容的兰学，在江户时代也一直蓬勃发展。兰学学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收入也较高。

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的《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习于夷者曰通事”，“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依田宪家指出，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反驳所谓日本“后发”的又一个论据，《海国图制》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而在中国，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为何会有如此差距？依田熹家认为，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

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在于“学而优则仕”，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

北大祝总斌教授在《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一文中，称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学问门槛（只要掌握《四书》为主的八股文写作），对于士人的数目从宋元的数十万人提高到明清的几百万人功不可没，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展”。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荒谬观点。前面已经提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和中国八股取士的不同，八股取士人数纵然增长，仍然是一种精英意味十足的的少数人教育，远远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众整体文化水准。而士人人数的增长，和今天的大学扩招属于同等性质，仅有人数的增长，质量却出现下降。八股降低了门槛，但也培养出了众多范进式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相比，八股取士并没有带来一大批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福泽喻吉这样的人物。

祝文中写到清代侍郎彭玉麟的故事。彭家务农，但全家辛苦劳动，甚至雇人来代替他耕地，勉强供他读书，只为了要他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祝文以为此例子说明了八股文“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但忽略了彭读书的前提是整个宗族、包括“伯叔父及诸昆弟”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权利。这种期望一个人应试及第来光宗耀祖，改变命运的做法，是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最好体现。

科举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不管出身如何贫寒，只要考试过关，就可以博得“功名”。因此，科举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权稳定。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但仍有必要指出，祝文所说的八股取士带来“文明程度提高”和“历史进步”论点荒唐。明清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下坡路阶段，八股取士是政府为了缓解社会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重要手段，扩大人数的原因也在于此，正如今日之大学扩招，其目的并非在于兴办教育，只是为了拉动gdp增长假象。但是，科举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将教育彻底功利化，使之更像是一种以回报率高低评价得失的投资。在旧话本小说中，表达类似观念的“格言”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日本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一直采用着世袭和血统制，社会阶层分隔明显，也没有科举这样的制度能够将其打破。然而，在江户时代，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钻研学问的风尚，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农民也好，商人也好，下级武士也好，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但即使掌握了知识，其身份也不可能改变。知识的唯一好处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从表面上看来，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统世袭制更加文明、科学，但判断一项历史制度的利弊，必须要把它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分析。科举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义截然不同。八股取士确实具有合理性，却是维持一个老病文明苟延残喘的合理性，从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讲就成了不合理。日本的血统和世袭制不合理，激起下层社会的反弹变为变革的动力，就成了合理。

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别，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无类”，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可这个“出人头地”的结果正好是对“无类”的破坏。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

前面提及的日本的阶层分隔，使得社会各阶层学习知识也都以本阶层实用、常用的优先。农民自然关注农学，商人则琢磨促进商品的销量，工匠揣摩技术改良……中国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作品都曾在日本倍受重视。这个优良传统至今在日本仍然得到了保持，特别是那些人数庞大的毕业于专业学校、甚至依靠自学的熟练技工，成为日本国力两次腾飞的最核心动力。而中国方面，科举的功利性质使得民众产生狭隘的心态，只把应试的知识当作学问，别的则不受重视，甚至把“没用”的学术就不当作学术。特别是八股取士，更是将士人的精力限制于有限的典籍之中，虽穷经皓首却脱离实际。今天，中国应试教育尤其发展到了畸形的地步，其“重点学校”制度赤裸裸体现出“为了中举的选拔”（依田熹家语）的明确目的，由此产生了“对不优秀者没必要进行充分教育”的错误后果。对比一下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那里与其说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劳动者，不如说是丧失了充分教育权利的年轻人的收容所。

在学习的目的上，依田熹家听到很多日本农民说，教育“对于提高常识是必要的”，这点和中国人“从单纯的日常需要出发”大不相同。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升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最值得深思的例子，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前者的宣传材料上写着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然而，nova是东证大型上市企业，20xx年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竟达1233亿日元。这个数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对素质教育的持久热情。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终身教育”。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一种功利当先的教育理念，一种素养至上的教育理念，其分歧表现林林总总，每一种都恰好是中国的弱点和日本的长处。中国人有必要向日本学习，首先应学习的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