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哲学的论文(模板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哲学的论文篇一

——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

正当张玉祥教授已失败了多年、苦于找不到哲学的量化建模工具时，在中国，另一门新兴的学科——泛系方法论正以江城武汉为中心，在学术界“悄悄地”传播和发展着。1986年，有人向张教授介绍了吴学谋的一组论文《泛系分析与科学方法论》，他读后深感意外：居然有这样一种方法论兼顾普适性和相对精确性于一身？这是不是我多年要找的武器？但多年的失败不敢使他盲目乐观。1987年，张教授到秦皇岛认真听取了吴学谋先生的学术报告，并与吴先生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流，这次会面使张教授认定了吴学谋创立的泛系方法论正是他多年要找的锐利武器。从此，为了真正掌握泛系方法论，张教授“拜师学艺”，跟随吴先生五年，潜心钻研泛系理论，并努力把它和哲学联系起来。在此期间，张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哲学问题泛系化的论文，使哲学问题的精确性、数学化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机。张玉祥教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解决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而也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没有广谱哲学。可见，泛系方法论对建立广普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泛系方法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它把含义及其宽泛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广义系统、广义关系、广义转化、广义对称、广义优化等）建立在同样宽泛的数学模块基础上。这些数学模块来源于离散数学，又经过了泛系化的改造，因而与传统的建立在数值化基础上的数学有本质区别。这使泛系方法论概念的相对普适性与相对的精确性的统一，而张玉祥教授多年要解决的课题正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此，泛系方法论首先给广谱哲学提供了一个范例，即如何把普适性很高的概念与同样普适性很高的数学模块结合起来。

同时，泛系方法论也为哲学问题的广义量化建模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泛系方法论对一般事物机理的广义量化建模有自己的一套泛系量化理论、基础模块和具体方法，例如，它所提出的泛数、泛模拟、泛系单值化定理、十五种泛系转化方法等等，对于哲学问题的量化建模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张玉祥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一书种所概括的“广义数学观”、“哲学问题量化建模的基本思路”正是在吸取了泛系方法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哲学问题的实际所提出来得。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讲工具的作用。高科研也一样，需要有与课题的水平相称的方法论。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后，时隔七年才发表广义相对论，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因斯坦需要补充学习表达广义相对论原理的数学工具——张量分析，同样可以说，爱因斯坦晚年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没有成功，除了物理上的原因之外，当时的数学也没有提供适合的工具（例如，后来对统一场论有重要作用的纤维丛与联络理论还没有产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泛系方法论，广谱哲学的提出也许还要推迟许多年，因此，泛系方法论对广谱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广谱哲学何以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中国产生。

解决重大科研课题，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

——广谱哲学十八年探索历程

1981年张教授提交第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模型初探》算起，到出版《广谱哲学探索》一书止，广谱哲学探索经过十八个春秋，这其中的艰难曲折、个中滋味，只有张教授个人知道，我们感到钦佩的是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这十八年是中国打破僵化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追求高收入、生活高质量成为一种时尚。20世纪80年代初，张教授也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师。谁都明白，搞哲学研究是一个既无经济效益又难见社会效益的事业，更不用说搞哲学的数学化了。张教授本来是学实用工程技术的，有不少同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靠所学的实用工程技术发了大财，但张教授一旦选定了奋斗目标，便矢志不渝，甘坐“冷板凳”，一坐十八年，这种精神、这种境界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无法企及的。

这十八年，是中国教育大发展、高学历大发展的十八年，青年一代追求高学历，出国一浪高过一浪。张教授却选择一个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希望、别人想都不会去想的课题，为了这个课题他放弃了所有考研、进修的机会，放弃了所有的寒暑假。“泡”图书馆，跟踪新兴学科，为了弄懂建立广谱哲学所必需的泛系方法论，他像学徒工一样，从一点一滴学起，“缠”住吴学谋教授不放，一“缠”就是五年，这使得吴学谋教授深为感动。他说：有些人学泛系是想借泛系的名声发几篇论文，好评职称。因此，他们浅尝辄止，致使学了一点皮毛。张玉祥学泛系是抓住不放，五年如一日，一个模型一个模型地啃，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敲，不彻底弄清楚决不放手，因为他是真心想掌握泛系做点事。

事实证明，张教授抓住泛系不放是抓准了，这为他解决多年艰苦探索的哲学现代化难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他为追寻解决问题的工具的执著精神，这十八年探索背后表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对我们青年教师不是更有意义吗？张教授的十八年却一直在追寻着一个既没功利、在当时又没有任何把握的目标，致力于一个几乎注定要成为学术上的“孤独旅行者”的目标，我们不得不感叹斯大林的精辟论断：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毅力！

哲学的论文篇二

摘要：广谱哲学的创立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带给科研工作者很多启示。主要从研究课题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课题要有合适的方法论和解决课题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三个方面阐述广谱哲学创立的科研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广谱哲学；科研方法；课题

有幸聆听张玉祥教授的《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课程，其中，广谱哲学的艰难创业过程，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启示尤深，它们虽不属于广谱哲学本身，但会使我们终身受益。它们是无形的，但却给我们无穷的激励。

一、课题就是解决矛盾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

科研课题到哪里去找？来源虽然很多，但也要看是什么课题，像广谱哲学这样的全新课题，试图对哲学进行广义量化建摸，不仅没有直接的社会需求，甚至也不会列入哪一级的科研课题（例如，国家级或省级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

广谱哲学的课题首先产生于两种思维方式的撞击。张玉祥教授是学水利工程的，毕业后却从事哲学工作，自然科学的精确思维方式和哲学的定性思辨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而巨大的反差，哲学能否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而又不丧失它的普适性？这样一个难题、矛盾就成为反复折磨张教授的重大“课题”。

这样一个课题能否解决是没有预设的答案的。一般而言，精确性和普适性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哲学追求普适性（所谓“放之四海皆准”），但以丧失了精确性为代价。数理自然科学追求精确性，但以丧失了普适性为代价。要两者兼顾，谈何容易！我们看到，在哲学教科书里，经常举一些精确的自然科学的例子，例如，讲时空观时举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例子，讲辩证法时举微积分和物理、化学的例子，但那只是举例，而不是哲学本身的数学化、精确化。

1981年，张玉祥教授向河北省哲学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模型初探》，在这篇论文中，他用互逆运算“模拟”对立统一规律，用函数“模拟”否定之否定规律，用极限概念“模拟”量变质变规律。事过不久，他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失败的纪录。原因在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使用范围太宽了，而互逆运算、极限概念、周期函数等传统数学工具都是一些极特殊的工具，用张教授自己的话说，这种“模拟”无异于是“把哲学这个硕大无比的花朵插到了极其纤细的茎上”。此后多年，张教授不断跟踪和探索数学方法在哲学上的移植问题，曾尝试过微分动力系统理论、流形理论、纤维丛理论、变换丛理论、拓扑学方法等，但均成效甚微。他后来说，由于哲学概念、命题的普适性，以传统数学为工具、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对哲学进行数学化改造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张教授早期花了六七年时间以失败而告终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它表明要解决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其难度有多大！

回顾历史，著名的哲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迪卡儿，就曾经试图用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阐发哲学原理，这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德国著名的控制论哲学家克劳斯也曾试图用传统数学方法和控制论模型阐发哲学原理，也早已成为失败的历史。在中国，从建国以来，有许多哲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也都做过无数的尝试，但均未取得公认的成果。是哲学本来就不能数学化，还是数学工具本身有问题（条件过于苛刻、严格）？是课题本身选的过高，超出时代的条件？还是个人的知识结构或思维达不到解决课题的水平？这是科学研究的十字路口，也是张教授经过多年失败后不能正视的重大问题。

哲学的论文篇三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十分有必要。但是对马克思哲学中的财富问题却没有引起注意。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强对马克思财富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全面阐述人在生产力中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哲学观点，所有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并具备客观“实体”特征。但是，前人留下的生产力会在新一代中将它作为既定力量，并为“过去”注入“现在”的活力，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可见，生产力的历史就是“个人力量发展”的历史。根据马克思哲学中“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这一论述，是对财富问题本质的追问，这种生产力显然就是“个人独特主体的生产力”，因此具备“主体”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自然力”与“人本身力量”的双重享用和占有。可以看到，“生产力”这一概念正是人的发展与生产财富的统一，并从中获得“实体即主体”的本体规定，可见，生产力不是自然永恒的，而是历史性地生成、发展、变化。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可以让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循环型或者维持型，并实现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人作为社会劳动的主体及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前者还不属于“发达生产力”，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发达的生产力”。

人作为生产力发达与否的衡量根据，在于个人能否在自由时间中获得“劳动能力”与“真正自由”，能否在充分得以发挥的基础上，作为最大的生产动力而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中。因此，在当前社会自由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让人成为最大生产力，并真正在生产力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将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上升到国家与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建设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地位。

二、人学意蕴中的重要意义

西方经济学家多用“物质”来界定财富，马克思哲学中，却认为：“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保证生活、为了生活，又需要衣、食、住、行等各种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材料，而并非物质生活自身”实际上就是生产财富的过程。因此，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应该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并使用财富。

在人学语境中，财富是对人们具有一定作用性，并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或者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无论财富是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使用的价值最终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因此，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物质产品是财富载体，因此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是财富的内容。马克思已经对财富分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两大类。同时又将精神财富又分为两大类：物质产品形式的精神产品、活动形式的精神产品。可见，财富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发展是沿着人的维度进行的。

三、 “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念

当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达生产力”作为物质的逻辑起点与基础。由于当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因此更多关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而并不是生产力自身发展问题。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同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期，面临了生产力严重不足问题，并需要加大发展生产力。因此，从财富对人的发展主体角度出发，再加上财富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中已成为现实问题。

马克思哲学从财富出发，体会人的发展；又从人的发展反过来理解生产力，最终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理解社会发展逻辑，这对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生产概念的提出，虽然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不再以个人发展为主，而是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主线。但是生产力自身的快速发展也要依赖于财富源泉，并真正开辟社会财富。正因如此，马克思已经在《马达纲领批判》中，将“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与“他们的生产力增长”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并作为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从现实角度出发，当前“放手让一切劳动、技术、知识、管理及资本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落实马克思财富思想的实践。

以我国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社会主义通过大量生产并创造财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还应充分考虑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避免在生产资本主义财富过程中产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悖论、生产悖论及生态悖论，最终确立“以人为本”的财富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在确保我国社会生产已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等，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更好实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任务，实现我国提出的“通过发展来提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通过发展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建立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奠定财富理论的基本地位与作用。

哲学的论文篇四

一、艺术哲学、艺术史与艺术学之间的关系

艺术史是运用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实证材料，对各个时期的艺术创作、艺术思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艺术发展大致走向的一门学科。我们对艺术史的理解会涉及到一些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艺术史的“事件”是艺术家生平、艺术学运动的形成、艺术技巧的进步以及与之存在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情况。艺术史家必须将其连接成相继的“事件”，讲述一个首尾贯穿的人类伟大的视觉经验和由此而创造的种种视觉形成的故事。艺术史从纵向方面看（按朝代划分），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如世界艺术史、中国艺术史是通史；20世纪艺术史、原始艺术史则是断代史。艺术史从横向方面看，可分为民族艺术史、门类艺术史和专题艺术史（按文化形态划分），如中国艺术史可分为几个阶段，从先秦到西汉，从东汉到唐（贵族文化），秦汉到清（平民文化）。由于第二种划分要做的不仅仅是整理各个朝代的资料，还需要对每个时期的风格特征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因此，第二种划分在揭示艺术问题上更容易深入，在划分上也更合理。

二、艺术哲学对艺术史的影响

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从夏商周至今日的艺术史总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艺术哲学的任务是为了从艺术史中整理出最核心的问题，上升到哲学范畴。之后，通过哲学理论来指引某个阶段的艺术史。从广义上来看，艺术史涉及到艺术品的时间、作者及当时的文化环境，却很少触及到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艺术史家是站在时空的立场上审视艺术作品，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去填满历史，帮助成千上万的艺术品对号入座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一旦历史家们抛开表面的历史现象试图对艺术品进行剖析，就会发现除了历史这个实证性的标记外（艺术品年代、地点、艺术家），他们大部分缺乏对艺术品本身价值的关注。哲学家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将艺术史中存在的现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寻找艺术的真谛。唐代张彦远撰写的《历代名画记》，全书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卷至第三卷，主要是画论、技法、鉴定、收藏这类关于艺术本质的研究；第四卷至第十卷，主要是画家史传的研究。《历代名画记》是史、评、论三者合一的著作，它属于狭义上艺术史，但它里面却包含着“书画同体”、“意存笔先”、“品”等许多美学的观点。在卷一《论画体工用拓写》中，张彦远提出绘画的“五品论”，分别为自然、神、妙、精、谨细。“品”在美学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就艺术领域来说，“品”是一种审美性的艺术批评活动，它的落脚点是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在“五品论”中，以“自然”为首，说明张彦远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把自然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古代人所谓“自然”，既是指事物本然的存在状态，也是指与这种本然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人的自由的存在状态。从美学上说，或从创作上说，“自然”就是通过摒弃外物和人心（人的欲望、意志和理性等）的局限而获取的“最高真实”。张彦远标榜“自然”，认为绘画应以揭示自然的“道”作为最高标准。在张彦远前，老子将“道”的本质归于自然，庄子把自然无为的理论从治国扩展到了修身，魏晋南北朝时《文心雕龙》对自然的强调，这些哲学上的理论，为后代的水墨画的兴起做了思想上的铺垫。水墨的颜色最朴素，也最符合自然的本性，对“道”可谓是最深刻的表达。在唐代对墨法技巧的重视形成了泼墨画风，而以水墨代青绿也是唐代山水画的一个重要发展。张彦远对“自然”的强调，让后人了解到水墨画的重要性。水墨画的又影响着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自唐后，五代北方荆浩、关仝为代表的作品崇山峻，气势宏伟：南方以董源和巨然为代表的作品林木清幽、秀美抒情。董其昌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王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进而他提出了“南北宗论”，将王维和李思训分别定为南北两派的祖师，荆、关、董、巨米家父子元之四家为南宗正传，并极力推崇南宗为画派正统。哲学家洞察到的艺术世界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单一，仅靠了解表面上的属性就能得到整个艺术世界。哲学家对艺术的理解建立在艺术史之上，哲学的推理让他更容易觉察到艺术的哲学本质。他用抽象思维阐释观念，得到具体稳定的答案。为下一个环节的历史作品提供模板，延着这一环节下去就是艺术作品的继承性，继承性又打开了新一代的艺术史之门。

三、艺术史对艺术哲学的影响

艺术史筛选艺术品的条件几乎不触及艺术品本身的价值，精确的时间就可以为艺术品定位。大众容易把艺术史当作一把精确的刻度尺，从中找到艺术品的信息。若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艺术品上洞察隐藏在艺术品背后的价值，就会发现想要站在历史立场上为艺术品说话，抓住的只是其中的皮毛，历史是艺术品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艺术哲学，主要是把艺术家的艺术实践、艺术经验，进行概括总结，上升到具体的概念和范畴。艺术哲学的范畴和命题是一个时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但艺术哲学绝不能脱离艺术史，若脱离了艺术史，艺术哲学就应该称为哲学，而并非艺术哲学。在哲学前面加上艺术两个字，就意味着需要掌握大量与艺术史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好的把握艺术哲学。在艺术品中提取哲学思想与把哲学思想生搬硬套进艺术中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是哲学家们经常犯的错误。这样做的缺陷是容易脱离艺术这个大家庭，把哲学作为炫耀的资本，留下不懂艺术的哲学家散播所谓的知识体系。宋代，寒族兴起。寒族在朝为官，主要的途径是考取功名。寒族功名成就后，主要的时间用来处理政事，其次是研究诗文，剩余的一小部分时间才是作画。当上官僚的寒族因为政务、诗文占了大部分时间，所以他们绘画的技法含量不如宫廷画师那般扎实，苏轼、米芾、黄庭坚则属于这一类。苏轼自知自己论画技不如宫廷画师，所以称自己作画是“翰墨游戏”。“墨戏”顾名思义它只是把绘画作为文人士大夫休闲时光的一种游戏而已。“墨戏乃是对于晚唐以来逸格画风的总结。墨戏的观念，可以认为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集团所阐发并实践并理论化的士大夫画的形式。”

身为文人士大夫的苏轼等人，虽然在绘画的内容、题材、技法上无法与专业画师相提并论，但他们的诗文、书法却比宫廷画师高上好几筹。画师由于其从小习画，技法高超，但这也是他们的弊病所在。由于画师专注于绘画技法，他们的书法、诗文这一块就比较薄弱，表现在画面上即：内容精致、题跋简短。而与此相反的是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技法弱，诗文书法强，表现在画面上即：内容简洁，题跋多且字好。加上文人士大夫的特殊身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的“墨戏”成为一种新的绘画风格。但文人士大夫是如何在技法弱的情况下出奇制胜？这时文人士大夫提出了新的评画标准，即以文人士大夫的政治人格作为绘画批评的标准。这就把唐代对画的“质量批评”转为“人格批评“.所以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逸。”这点在邓椿的《画继》中有详细的表现。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格、孙太古犹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至贯修、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诗人之徒？（《画继》卷九）邓椿所谓的“逸格”必须有人品学问的支撑，而在笔法上又“狂怪”即有别于画师工整细腻的画风。而编入《画继》的人唯有苏轼父子、米芾父子堪称“逸格之极”。“逸”本来是指一种精神境界和生活形态，这种境界和情态渗透到艺术中，就出现了所谓的“逸品”（逸格）。唐代，就画论画，即不论画者身份、人品、才学来评画。而至宋代，士人画以墨戏为实践构建新的艺术理念――“以人评画”。这时“逸品”由唐代的“就画论画‘转为宋代“以人评画”，显然与苏轼等人所倡导“士人画”艺术观及其诗文息息相关。艺术史，即绘画在某一时期的历史，它可以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对它的影响，致使艺术史萌发出新的模式。而这种新模式的流行，又会带动这一阶段艺术哲学里某个概念转向新的方向发展。而艺术哲学里概念的不断演变，又会对下一阶段的艺术史起引导的作用。

四、总结

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虽然为艺术学门下的两个单独学科。但绝对不可以把它们分开研究。只研究艺术史容易忽略艺术的本质，只研究艺术哲学容易脱离艺术圈。只有弄清楚艺术哲学和艺术史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才能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继续深造。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论文]

哲学的论文篇五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 心思哲学科学

一、“哲学底科学之误”

1、科学的兴盛与哲学的萎靡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 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解除。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 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哲学的论文篇六

懦弱说：“挫折是成长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高山。”

成功说：“挫折是成功路上的必由之路，需勇敢前行。”

在人生道路上，我们都会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遇到挫折就气馁。挫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受挫折之后一蹶不振。对待挫折应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态，勇敢面对困难，不轻易言败。

张海迪自幼就严重高位截瘫，几次濒临死亡边缘，身体可算弱的了。可是这些年来，她学会了4门外语，翻译了16万多字的外文著作，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并自学了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挫折挡不住生活中的强者。

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太多的伟人经历过挫折。因为有极强烈而有效的乐观主义，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成功。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时候，全世界反对他；达尔文宣布进化论时，全世界反对他；贝尔第一次造电话时，全世界人讥笑他。许多人都因抱着乐观主义的精神，而为世人所称道。

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在外国留学时，有一次做实验，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破裂了，病毒侵入了他的小脑。从此留下了身体致残的祸根。他忍受着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回国以后，他拖着半瘫的身子，到达延安工作。解放后病情恶化，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困难，连睁、合眼都需要别人帮助。但他仍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进行创作，先后写成100多万字的作品。有人问他苦不苦，他笑着说：“不苦！因为我每天都在斗争，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

极强烈而有效的乐观主义，能使人们战胜全世界的糊涂、盲从、冷酷、恐怖、怨恨和反抗。而且工作愈伟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厉害，简直成了一种律令，对付这种厉害的反抗，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乐观主义。一个人，缺少了乐观主义精神，难免在各种恶魔面前败下阵来。

贝多芬说：“要在挫折面前扼住命运的喉咙，挫折会使你自信起来。”

想不经受任何挫折而成长起来，那是神话。挫折是成长过程中的必需品。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要逃避挫折，只有挫折才能让我们坚强，让我们自信，让我们奋斗，让我们有更多的经历，让我们成长。

哲学的论文篇七

关键词：信仰，幸福，源泉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构成人的幸福感的诸要素中，人类的信仰对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论文参考网。

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理论、学说、主张、主义、宗教等的信服、敬仰和尊崇，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信仰有“信”和“仰”两层含义。“信”是信任和信念，“仰”是仰慕和追求。由此，信仰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相信;二是仰慕;三是加入追求行列，并为之奋斗终身。

作为人类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信仰与幸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信仰的作用决定了信仰是幸福的源泉

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为在茫茫宇宙中短暂有限的人生，建造一个确定的精神家园，让人“充满诗意的栖居”。这种精神家园是人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的主观凭借和心灵依托。它负载着和支撑着人崇高而伟大的精神生活、审美享受，满足着人心灵的发育和成长，保证着人心灵的滋养和健康，决定着人的生命品位、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水平，也决定着人是否幸福或幸福的程度。

(二)设定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和一套有关社会运行的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以便让人生活在合理的社会之中，过一种有秩序、有道德、明是非、辨善恶的社会生活。信服和尊崇这种社会模式和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的人，在宇宙、社会中的生存观念、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就找到了可靠的依据，其精神生活也就有了确定的基点和坚强的支柱。由此，“人便可以排除围绕人生的无知、孤独、怀疑、虚无与绝望，获得知识、关怀、安慰、确定、充实与希望”[2]，从而获得幸福感。

(三)在彼岸世界或精神领域为人们设定一个终极性人生目标，让人们终身去追求。信仰的确立， 在于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和生存发展方向即终极性人生目标的把握。恩格斯说：“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3]。当工业革命的新时代到来时，由于原有的.“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人处在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4]。这些都表明，信仰(包括它的特殊历史形态—宗教)是以人而不是神为本质的，它实际是人们的生存发展状况的反映和表现，是人对自己生命、生活和前途的选择，有了这种选择，人的精神就有了“支柱”，安身立命就有了“根据”，感情、心灵就有了“寄托”，就能时时体验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以上说明，人的幸福感常常依赖于人的心灵的完满，来源于人的信仰的确立。

三、信仰的力量决定了信仰能始终给人以幸福

作为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最高意识形态，信仰具有特殊的力量：

(一)信仰可以使精神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驱动着和引导着人们沿着幸福之路前进。比如，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其深刻根源在于他们具有伟大的性格，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希望并坚信着穷苦人的世界的到来。这种最朴素、最现实的信仰，最集中、最高度地体现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千百年来谋求翻身的愿望。这种愿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导向，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并将其价值信念置于思想和行动的统摄地位上，成为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招引下，他们才显得如此英勇无畏、前赴后继。而且，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们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且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更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因此，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生命等于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的生命无疑没有任何幸福可谈。

(二)信仰可以使人在困难中仍然感到幸福无比。这种困难，归纳起来有三种：

一是逆境。顺境有利于人们获得幸福，但也容易使人在得到暂时的幸福后不再有所追求;而逆境则会影响人们正常地实现幸福，但如果保持坚强的意志，坚守心中的信仰，奋力拼搏，顽强奋进，也许能够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超常的发挥，获得更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的幸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膜脚，兵法修利;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5]。这些伟人正是因为胸怀伟大的信仰，从逆境、困厄中奋起，才写出了辉煌的传世之作，同时也体验到了逆境中特有的幸福。

二是苦难。有时，苦难能够催生幸福，幸福反过来又能够使人感觉苦中有乐，这其中的缘由仍然归根于信仰。论文参考网。比如，《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和董永，“寒窑虽破”却感觉“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因为他们坚信忠贞不渝的爱情，爱情的力量使他们虽处凄风苦雨却仍能感觉温暖如春。又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战士们虽然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把野菜当干粮，把干稻草当棉被，那种苦难日子可想而知，但因为有“毛委员”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心中装有伟大的“主义”，便感觉“餐餐味道香”，“心里暖洋洋”。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当属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长征中牺牲的人是难以统计的。过雪山时高寒缺氧，经常有人坐下就起不来了;有的战士还要用担架抬人，其负重更难以承受;有的人为背战友而自己倒下。过草地时，有的人为救助陷入泥沼的战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这样一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