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热门15篇）

调查报告的撰写应当注意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以下是一份关于环境保护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了对污染源、生态环境和环境管理等方面的调查和解决方案。

大学生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

1、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全面地动态排查，详细了解和登记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密切关注返乡农民工的动向和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措施，积极予以解决。既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又要充分考虑农民工返乡后的农村实际，尽快出台完善土地流转、移民扶持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积极主动化解矛盾，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2、扎实开展严打整治斗争。

继续深入开展以“两抢一盗”为重点的严打整治斗争，特别是涉及侵害农民利益的案件，重拳出击。大力加强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确保一方平安。

3、积极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

把就业创业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来抓，切实扩大社会就业。

一是建立返乡农民工就业指导协调机构，组建专门的劳动保障联络员队伍，覆盖到各个村、企业。专门负责了解农民工就业状况和返乡情况，负责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监测统计，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指导。

二是搭建经常性的求职平台。广泛收集、提供就业信息，经常性召开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平台。

三是加大就业专项资金投入。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援助，免费开展就业培训、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对吸纳农民工就业企业给予就业补贴等。

四是大力挖掘就业岗位。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对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发展高效农业，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

五是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以创业带动就业。树立返乡农民工是财富的观念，充分发挥返乡农民工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积极实施自主创业扶持政策，切实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中资金、项目、流通和技术等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国家已经出台的一些扶持政策，要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不能打白条。比如农行“惠农卡”、信用社支农贷款等等，要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在降低风险的情况下，真正让老百姓受益。同时，地方政府可设立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适当政策倾斜，大力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

六是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严格兑现失业保险待遇。对稳定就业半年以上且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必须为其办理失业保险，在其失去工作后要纳入失业登记，发放失业保险金，使之在失业后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尽快健全可转移、可接续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

4、加强政策法律宣传和服务。

全面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工作，不断增强农民工的法制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避免不正当维权导致的上访等群体性的事件的发生。职能部门要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成立维权组织，加大维权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现状的调查报告

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比上年增加374万人，增长3.4%，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比上年增加50万人，增长0.3%，增速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88.2%。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85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下降1.1%。

(二)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吸纳能力逐步增强。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4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万人，增长1%，占农民工总量的36.9%;中部地区农民工9279万人，比上年增加105万人，增长1.1%，占农民工总量的32.9%;西部地区农民工7563万人，比上年增加185万人，增长2.5%，占农民工总量的26.9%;东北地区农民工929万人，比上年增加34万人，增长3.8%，占农民工总量的3.3%。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43.6%。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15960万人，比上年减少48万人，下降0.3%，占农民工总量的56.7%;在中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47万人，增长2.6%，占农民工总量的20.4%;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484万人，比上年增加275万人，增长5.3%，占农民工总量的19.5%;在东北地区务工农民工904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长5.2%，占农民工总量的3.2%。

(三)外出农民工增速继续回落，跨省流动农民工继续减少。

2011-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增速分别为3.4%、3%、1.7%、1.3%、0.4%和0.3%。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62.8%逐渐下降到2016年的60.1%。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666万人，比上年减少79万人，下降1%，占外出农民工的45.3%，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17.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52.2%，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东北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22.9%，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

(一)女性农民工占比继续提高，有配偶的占比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5%，女性占34.5%。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8.3%，女性占31.7%;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62.8%，女性占37.2%。农民工中女性占比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占比继续提高，而本地女性农民工占比较高所致。

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9.8%，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有配偶的占77.9%，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64.8%，比本地农民工低25.4个百分点，但占比提高较快。

(二)农民工年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近五成。

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从平均年龄看，2016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岁，比上年提高0.4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3.9%，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3%。

(三)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9.1%，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3.9%，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四)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重小幅下降。

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7%，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8.7%，均与上年持平;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4%，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一)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明显。

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2.9%，比上年下降2.2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0.5%，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9.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6.7%，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1%，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有所回落。

农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比上年增加203元，增长6.6%，增速比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除制造业收入增速较上年提高，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速与上年持平以外，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5、1.9、1.5和0.7个百分点。

(三)本地和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较快。

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572元，比上年增加213元，增长6.3%;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2985元，比上年增加204元，增长7.3%。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外出务工农民工低587元，但增速比外出务工农民工高1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454元，比上年增加238元，增长7.4%;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132元，比上年增加224元，增长7.7%;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117元，比上年增加153元，增长5.2%;在东北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063元，比上年减少42元，下降1.4%。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0.3、2.5和9.1个百分点。

城市农民工就业和社保情况调查报告城市农民工就业现状

本次共调查各类农民工29425人。

1、样本分布情况。

按工作岗位分，固定岗位就业农民工23880人，流动就业农民工为5545人，分别占81.16%和18.84%。

按从事工作的行业分，在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9.53%、15.12%和14.84%;在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3.88%、9.75%、8.22%和1.26%;其他农民工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采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中工作。

按从事的职业分，主要为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技术工人、建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分别占17.49%、15.46%、13.22%、9.08%。和7.17%。

按东中西部划分，东部地区调查农民工13435人，中部地区调查农民工8980人，西部地区调查农民工7010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45.66%、30.52%和23.82%。

在调查的29425名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19027人，女性农民工10398人，分别占64.66%和35.34%。

从婚姻状况看，已婚的有18191人，未婚的有10743人，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61.82%和36.51%。

从年龄上看，16-25岁的农民工有8954人，25-35岁的农民工有10553人，35-45岁的农民工有7516人，45岁以上的农民工有2402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30.43%、35.86%、25.54%和8.17%。

从文化程度上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有756人，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3750人，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15312人，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7848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1759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2.57%、12.74%、52.04%、26.67%和5.98%。

(一)农民工的求职主要靠亲朋好友。

许多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前并没有联系好工作，进城后，一般经城里的亲戚、朋友或已在城里定居的老乡介绍找到工作。据调查，由定居本地的亲属、朋友介绍的占28.20%，由同样在外务工经商的同乡、亲友介绍的占25.99%，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占10.51%。另外，还有部分农民工是通过自主就业，招工广告，包工头、老板招募，劳务市场，招聘会，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找到工作，分别占7.94%、7.38%、5.15%、3.85%、2.46%和2.05%。

(二)农民工职业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

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有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技术工人、建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职员、办事员、管理人员、居民服务人员、商务服务人员、个体业主、小摊小贩、家政服务人员、市政环卫工人等。

从性别上看，男性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有技术工人、生产工人、建筑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17.65%、16.66%、12.99%和8.94%;女性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依次为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一般职员及办事员，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35.14%、13.27%和10.45%。

(三)农民工工作时间过长。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城里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

从每天工作时间看，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足8小时的占6.85%，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的占53.26%。每天工作9-10小时的占26.28%，每天工作11-12小时的占10.70%。有2.91%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

从每周工作时间上看，46.90%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36.71%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6天，15.5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5天，只有0.81%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在4天以下。

从调查中了解到，造成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的原因主要是：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益，而工人也为了多挣钱，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一)农民工所在单位提供的工作待遇普遍不高。

据调查，29425名农民工所在的单位提供工作待遇情况是：签订合同或协议的占54.01%，能兑现工资的占85.14%，提供加班补贴的占49.87%，有双休日的占11.87%，能提供工伤补偿的占42.84%，可以带薪休假的占20.47%，可提供岗位培训的占47.23%，有住房补贴的占7.58%，提供住房公积金的占4.76%，妇女可以带薪休产假的占被调查的女农民工的比重为20.22%。

(二)半数以上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在调查的29425名农民工中，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有15891人，超过半数。其中，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占68.27%，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占10.53%，签订临时合同的占21.20%。

在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10849名农民工中，平均签订合同期限仅为一年。其中，75.68%的农民工签订了9-12月的合同，7.91%的农民工签订了1-2年的合同，只有10%左右的农民工签订的合同时间超过两年。

据调查，签订过合同的农民工对合同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很清楚所签合同详细内容的农民工占了22.94%，比较清楚合同内容的占了41.94%，一般了解合同内容的占了23.02%，不大清楚和完全不清楚合同内容的只占9.05%和3.05%。

(三)农民工购买保险比重较低。

据调查，农民工没有购买保险的情况居多，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3.37%、73.77%、84.65%、67.46%。以上四险由单位购买的比例分别为11.89%、12.61%、8.41%和23.09%，由农民工个人自己购买的比例分别为6.56%、7.23%、2.55%和4.62%，由农民工个人和单位共同购买的比例分别为8.18%、6.39%、4.39%和4.83%。

(四)多数单位能够为农民工提供基本安全防护措施和防暑降温措施。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特殊岗位上就业的农民工中，10.93%的农民工有非常严密的劳动安全防护措施，23.74%的农民工有较为严密的劳动安全防护措施，51.47%的农民工有一些劳动安全防护措施，13.86%的农民工没有劳动安全防护措施。

调查结果还表明，在高温下作业，由单位给农民工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的占60.97%，由农民工自己花钱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的占19.77%，还有19.26%的农民工未采取任何防暑降温措施。

大学生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

1、矛盾纠纷呈现增多趋势，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的事件。

（1）土地承包纠纷集中。

土地承包纠纷在各地普遍存在，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后，由于生活困难、利益驱动等原因，强烈要求收回原承包土地，与现承包人多次发生矛盾，引发毁损青苗、打架斗殴等事件，严重的还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的事件。由于政策法律与农村现实出现冲突，加上这些返乡农民工外出时间很长，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基层干部为此头疼不已。

当前土地纠纷主要为三类：

一是返乡农民工与各类移民之间的矛盾；

二是返乡农民工与在家农民之间的矛盾；

三是返乡农民工与村里之间的矛盾。

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有几点：

一是一些外出务工人员过去为了逃避繁重的税费、提留，对自己的承包土地长期抛荒，有的时间长达xx年以上，致使村里将抛荒的土地重新调整给当地农民和移民，有的还经过了消赤减债处理。

二是土地流转不规范，口头协议居多。

三是土地升值产生的利益驱动，土地由“包袱变财富”。一方面是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大，不但不用上交税费，还能获取补贴；另一方面由于各类建设加快，土地征收补偿金额加大，特别是城郊结合部。另据预测，土地纠纷爆发的高峰期将出现在三四月份的春耕期间以及十月前后秋冬播期间。

（2）债权债务纠纷严重。

农民工返乡后，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碰头，引发纠纷。主要是村集体与返乡农民工之间的债务纠纷，其次是返乡农民工之间、返乡农民工与留守人员之间的债务纠纷，再就是返乡农民与其它主体之间的债务，比如企业等。某村返乡农民工李某，给当地某企业借款10多万元，因该企业经营不善，多次讨要未果，面临血本无归的可能，而且和他一样借钱给该企业的农民工还有7个左右。

（3）户口婚姻矛盾突出。

一是户口问题。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外流动频繁，与所在地户籍部门长期失去联系，错过了几次户籍整顿，加上故意躲避税费而销户，以及违法生育等原因，致使户籍资料不全、遗失，口袋户口、黑户口现象增多。部分农民工在外结婚，因为没有户口，未办理结婚证，导致小孩上户困难。某村返乡农民工要求补录户口11户，有8户无结婚证。

二是婚姻矛盾。农民工长期在外务工，婚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加上工作难找、工资不高，返乡之后，婚姻矛盾增多，特别是本地与外省市通婚较多，出现纠纷调处较难。某乡司法所春节期间调解纠纷7起，其中涉及返乡农民工2起，且都是婚姻纠纷。

（4）邻里之间的老纠纷爆发。

农民工返乡后，接触磨擦增多，因耕地、宅基地、人际关系、生活作风等引起的邻里纠纷上升，特别是“算老帐”的多，报旧怨的多，私了的多，大多数不经过法律程序。返乡农民工中，普遍存在借返乡之际把在外期间不能了结的纠纷做个了断的想法，突出的是要了结留守老人或孩子之间的纠纷，极大地增加纠纷调处难度。某村2户留守老人（其子女均外出务工），为宅基地纠缠不清，发生冲突，多次扬言等子女返乡后，要作个了结。

（5）交通事故纠纷不容忽视。

农民工大量返乡，导致人流、车流增多，特别是农村以摩托车居多，车辆手续不全，性能不强，安全意识欠缺，致使交通事故多发，引发纠纷。

2、侵财性犯罪案件上升，破案难度加大。

尽管和往年相比，刑事、治安案件没有明显的上升，但是仍然呈现高发案趋势。而农民工集中返乡后，导致矛盾迭加，管理难度加大，特别是极个别人在生活压力下，可能会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两抢一盗”等侵财性案件增多，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破案难度加大。

据当前调查情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盗窃案多发。特别以盗窃摩托车居多，某镇去年底破获1起盗窃摩托车案，经查实，系2名外出返乡人员作案。而在少数偏远山区乡镇，出现了多起以前很少发生的盗窃人情款案件，涉案金额较大。

二是作案手段智能化。据调查，农民工返乡后，从发案情况进行分析，局部地区犯罪行为手段出现新变化，犯罪意识更为大胆，性质更为恶劣，作案技巧明显提高，出现智能化倾向。某镇春节期间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出现了防盗门被整块撬掉的新型案件。

三是作案手段暴力化。某镇去年全年无1起抢劫案，今年正月初六早晨发生了1起抢劫中巴车司机案，案值6000多元。据公安部门初步侦查，极有可能是返乡农民工作案。

四是流窜作案增多。返乡农民工中的违法分子多流窜作案，并与外地犯罪分子相串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加之治安信息没有共享，案底难掌握，防范打击难度大。

五是少数有前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同期返乡，不安定因素增多。六是公复场所寻衅滋事增多，性质更加恶劣，多次发生吸毒、打架斗殴等案件。

3、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收入降低，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

一是目前企业不太景气，就业十分困难。

二是今年企业工资待遇普遍降低，农民工收入降低。某村民去年在北京某装修公司打工，年初月工资2500元左右，年底就降至1200元。因嫌工资低而返乡从事卤菜加工。

三是务农收入太低，自主创业困难。在家务农，因为基础设施落后，抗灾能力差，农业仍然存在“靠天吃饭”的现实，加之流通信息不畅通，科技含量不高，导致收入太低，难以养家糊口。而自主创业主要受资金、技术和市场风险的困扰，难以保障农民增收。当前的危机和困难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国际背景，经济危机导致的收入下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贫富差距等，以及当前工作、生活上的极大压力，极有可能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和信心上的丧失。由于就业创业困难，失业和闲散人员必然大幅增加，容易诱发利益冲突，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有些失业人员和低收入者可能灰心丧气、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严重的刑事犯罪。

4、中长期影响不容小视。

农民工返乡后，社会治安和稳定的中长期影响值得引起重视。当前，按照农民的习惯，正值春节期间，农民工一是安心过年，无暇处理纠纷。

二是大多数农民工已经或准备节后外出务工，寻找就业机会。一旦外出务工未果，农民工可能会出现新一轮“返乡潮”。到那时，将引发更加激烈的矛盾纠纷，社会稳定形势将更加复杂。目前不少外出的农民工打电话回乡，称在外面工作不好找，有工作的工资低，或是发工资不及时。

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调查目标：近年来，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活力，为社会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他们干的是工人的活，却还是农民的身份，他们经常受人歧视，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不容乐观。我利用工作的空闲时间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为何生存如此困难。

调查时间：xxxx年12月1日—10日。

调查方式：走访、交谈、报纸、调查地点：xx县新桥镇马厂村。

目前，农村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他们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最脏、最重、最险的活，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权益在很多地方仍然让人堪忧，他们的生活现状牵动大多数人的心。现在将此次实践活动调查的结果报道如下：

据收集到的数据显示，马厂村在外务工人员达到427余人之多，大多数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其次是增长见识，提高技能等。据走访马厂村下马厂、上马厂两个人口相对集中的自然村后统计，整个村已有七成青年人到沿海一带务工，其原因大多是：马厂村地处山区、半山区，经济条件较差，仅仅靠务农的收入十分微薄，子女上学费用昂贵，农用费用支出大，很难支撑家里的所有开支。再加上农村事务繁琐，大多是体力活，家中除了靠卖粮食获取大部分收入外就是饲养家禽，获得经济收入的途径很少，所以多数人选择放弃务农，进入城市。这样一来家里只剩下年老体迈的老人，年岁小的小孩。

据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平均收入为20xx元，一半以上的农民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只有一成超过20xx元，男性农民工收入为1770元，女性农民工收入为1080元，农民工收入普遍没有城市居民高，他们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的职业，他们的收入水平没有随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明显提高，究其原因：

1、自身素质和能力使其大多在报酬较低的产业部门就业，如制造业，居民服务业，建筑业等所需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农民工受技术限制，工资水平偏低。

2、社会不太健全的制度使得农民工就业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阻碍个工资水平的提高。

农民工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进城农民工平均工作天，平均每天工作9小时，47%的每周工作7天。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益，而工人也为了挣更多钱主动拖长工作时间。他们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方式仅为看电视，睡觉等，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然而农民工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全国农民工的报酬总体上大有改善，但是少数企业任然存在克扣或拖欠报酬的现象，近四成农民工未和企业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有一半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57%得不到工伤补偿，80%的不能带薪休假，90%没有享受住房补贴或住房公积金。80%的女农民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12%的农民工不清楚，不能依法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些农民工只要有活干，有钱挣就行了，签不签合同在他们看来关系不大，非常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吕传赞和一批专家提出，要解决农民工屡遭侵权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他们建议：

1、加快劳动保障立法步伐。由于《劳动法》的规定比较宏观，对涉及保护职工收入所得、社会保障、人身保护方面的规定不够具体和完善，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这给劳动执行部门的执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压力，使《劳动法》的很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

2、建立欠薪保障制度，推行企业拖欠工资情况申报制度。这项制度对于保障职工的合法工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有很重要的作用。

3、充分发挥各项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各项工会在组织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要进一步加对修改后的《劳动法》的宣传贯彻力度，充分发挥各线工会作用。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多提供及时准确的务工信息，多提供务工岗位，减少农民工外出务工盲目性，使其外出更容易找到活干，并开办一些技能培训班，让农民工接受正规专业的培训，拓宽就业门路，在维护农民工正当权益方面：农民工自谋职业中被各种税收和费用所困，如工商税、体验税、健康证及卫生许可费用等，这些相关费用农民工都希望能有所减免；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很受农民工关注，农民工愿意积极参保，但是属地原则制约了该项保险的落实。例如：农民工外务工，错过了参保时间或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又无法到属地指定参保医院就医，处在两地为难的境地。农民工生病大多能撑则撑，实在不行才去买药，2/3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其原因有：正规医院费用太高；他们没有习惯上正规医院就医；没有钱，为了节约。

要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改善其生存环境，最根本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户籍限制，让农民工与城市人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待遇。

大量农民工进城，住房问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30%在集体宿舍里，21%的农民工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8%在工作地点，7%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13%在城市里没有住处。只能往返在城郊之间。

体宿舍，这些地方既狭窄又拥挤，室内东西又脏又乱，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没有其他娱乐用品。近年来由于城区拓展、改造，一般楼房的租金逐年升高，再加上其他水、电、费用，成本就更是升高了，所以大多农民工都住在城乡结合处，有的几家或全家住在20—30㎡的房间里，生活空间狭小，环境极差，交通不便，安全没有保障。

既然工地居住条件如此艰苦，再加上他们长期在外务工，为何不由乡里人转变为城里人呢？据深入调查，要实现这种转变有两大必不可少的条件：

1、在城市里有稳定的职业和工作。

2、在城市里有固定的住所。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正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都希望实现这种转变，然而实现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众所周知。，由于户籍、岗位和技能等制约，进城农民从事的多是最脏、最重、最险、最累的活，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解决住房问题比城里人更加困难。我们可以看见农民工条件的恶劣既有他们经济收入低的原因，也有相当多政策不到位和资金不足的政府力不从心的原因。

据了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很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在走访马厂村的过程中还发现：有四成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在乡村小学上学，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家里老人缺乏科学知识，缺乏法律知识以及教育现代孩子的正确方法，这对孩子们的成长都非常不利，很多留守儿童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不能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法律意识，有部分人甚至走上犯法的道路。然而被接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上学一年需缴纳学费近2300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0%还多，另外许多孩子上学需缴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这笔支出对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给城市交通、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带来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冲击。在调查过程中我强烈感觉到：加强农民工的管理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农民工，让其懂法，从而增强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自身权益的特别是人身方面的保护。

落脚，让他们与城市居民和谐共处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财富，才能更好地描绘未来城市的蓝图。

大学生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

调查研究目标：

（1）通过对大学生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家庭，生活、权益、身心健康等方面出发调查，使社会了解大学生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引起社会对大学生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关爱。

（2）通过调查采访结果统计大学生农民工的比率，分析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形成原因、生存现状、发展趋势等，客观把握大学生农民工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

（3）将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存在问题、社会需求等收集起来，引起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进一步改善完备大学生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反馈，加强构建和谐社会的举措。

调查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问卷调查及亲身体会。

（1）在调查问卷过程中了解大学生农民工的现状，对苏州、泰州、南通、盐城、淮安、徐州、常州、无锡、南京、扬州、宿迁等地的大学生农民工情况进行实地调查。

（2）将调查和实践中的体会结合，统计、分析和对比调查数据，找出大学生农民工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分析原因。

第二部分：个案访谈，典型案例分析。

（1）从企业、学校、个人等不同方面的个案进行访谈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个案进行重点调查。

（2）联系目前就业问题和就业形势，记录访谈，深入分析大学生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形成原因，形成访谈报告。

（1）在调查问卷过程中，关注大学生农民工现状，切实给出建议。

（2）根据已有的数据结果，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准确了解大学生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第四部分：研究结论与提出建议。

调查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以及采访相关专业的专家、单位领导相结合的方式，在苏州、泰州、南通、盐城、淮安、徐州、常州、无锡、南京、扬州、宿迁等地的人才市场进行调查，广泛发放问卷，积极采访应届大学生毕业者，对具有突出特点的个案进行深入访谈。随后根据深入了解和专家分析进行本课题的总结和讨论，并形成最终的调查报告。

大学生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

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省部分县市出现了大学生农民工“返乡潮”，给当地社会治安、人口管理和劳动就业等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返乡农民工问题引起了各级的高度重视。我们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发放调查问卷、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深入到有关部门、乡村，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作了一些初步探讨，提出几点对策。

农民工调查报告

在最近公布的《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尘肺病农民估计数量在600万人左右。尘肺病的死亡率高达22.04%，更为严重的是，每年仍有2万名新增尘肺病患者。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验是，尘肺病问题由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遏制和解决，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在1970年，美国尘肺病在1930年代已经消灭。目前在我国，与尘肺病的严重性相比，它的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尘肺病患者90%是农民，他们从事矿山开采、路桥隧道开凿、金属冶炼等行业，缺乏安全和权益保障，维权艰难，更缺少发声途径。曾经很多人不知道这种职业病，但经过近些年的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事件、媒体报道等，尘肺病的知晓率已经有所提高。

“高达82%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终在家里去世，因为他们在患病晚期已经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了”。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十分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28.26%的家庭变卖过家产”。

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一组组数据敲击着人们的神经，这是接受调查的501个尘肺病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全国逾百万尘肺病患者的现实生活。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48.5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76.9%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在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以门诊为例，33.13%的人一分钱未报销，47.46%只报销1000元。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入不敷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24804.9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2.5倍，最多的更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12364.8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33.13%，只报销1000元的为47.46%。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95.7%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入不抵支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22.3%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16.14%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治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74.3%未申请过赔偿，申请者中82.7%未获得赔偿。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25.72%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74.3%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17.3%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82.7%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31.5%的人依靠有关部门，35.6%的人主要靠自己，13.7%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及拖延时间长;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有关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xx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9.33%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xx年以上的占到52.09%。98.9%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87.7%)和工地(7.19%);有80.73%为民营小企业;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15.35%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62.6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25.34%的农民工只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74.16%的人表示用工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6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工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83.41%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0.14%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过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93.2%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农民工调查报告

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角色注定了其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具有复杂社会背景的特殊群体，数目庞大的农民工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界，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着二元性，即他们既有农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实却无工人之名。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多应有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为了切实调查农民工实际的生存状况和权利实现情况，20xx年1月、2月、7月和8月，笔者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在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了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研，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由于选取的学生都有充分的条件接触到农民工群体（如家人或亲戚是农民工），所以，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问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发放问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为94%。这一调查虽不足以反映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状况，但整个调研完全是一种纯民间的行为，且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感都很强，因此，通过对这些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谢我同事杨洪晓，学生郑扬、薛泽林、范才营、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为该调研所做的贡献。

被调查的群体既有第一代农民工，也即年龄较大的部分，其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也有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即比较年轻的那部分群体，年龄在20岁到30之间。其文化程度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初高中比例相对较高，占到了总数的45%，中专以上的有38。8%。分析认为，这些拥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应该多属于第二代农民工，也即农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因升学无望而辍学的年轻一代，他们直接告别乡村，进城进厂打工以挣钱补贴家用或为自己未来积蓄资本。从总体上来说，现代的农民工群体其文化素质是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表现在学历相对较高，对新事物、新观念接受能力更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为开放。从收入角度来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间，其比例高达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这就反映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地位较低的现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潮之际，新一代的农民工大多是刚刚开始在城市的打拼历程，因技术、人脉等各种原因，致使这一代年轻的群体收入水平不会太高，也拉低了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

对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我们立足于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性质、工作报酬、工作时间等几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关于农民工职业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8。8%的人选择了建筑业，有10%的人选择了文教卫生，12。5%的人选择了批零贸易和餐饮业，选择其他选项的占到了总数的30%。可以看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还是处于低端层次，行业水平不高。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作流动性较大，更换工作的频率较高，其行业性质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对自己的行业界定存在模糊，进而使得他们在被问及自己的行业性质时，“其他”这一选项所占比例较高。从劳动时间上来看，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时与55—65小时的均为28。8%，而65个小时以上的比例则为30%。根据国家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加班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的，他们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和低廉的工资而透支着自己的劳动力。考虑到其收入情况，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付出与所得也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注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故其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从经济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农民工的权利的实现状况进行调查。

首先，从劳动合同的情况来看，63。7%的人是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的，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连跟用人单位基本的口头约定都没有。这是因为农民工大多是依靠亲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关系而“跟随”进城或进厂，亲友之间的信任取代了他们之间的法律承诺。甚至他们会认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有伤情面，但是这种非正式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非契约性约定是没有坚实的维权根据的。在随后的调查中就可以发现，工资曾经被拖欠的农民工达到了总数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经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维权手段上，51。3%的人选择了协商、调解，忍气吞声的占到了总数的25%，为第二大比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数人采取了暴力解决的途径。可以认为，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法制维权意识有待提升，维权手段有待改进，维权途径有待完善。从健康状况的角度来看，生病了会去医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选择了“只有重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况下也只是靠买点药硬撑过去。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无疑是处在被忽视的地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加城市医疗保障的农民工群体只能在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望而却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有35%的人选择了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剩下的65%的群体中，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明显较为突出，前者为总数的53。3%，后者为28。8%。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工所参加的医疗保险大多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就是其参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乡村，这种状况下的医疗保险并不能减轻其在城市的医疗负担。至于工伤保险，参与者也多为第二代农民工，因为相对父辈而言，其风险意识相对较高，但是其参加比例却仍然较低。

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农民工在城市中对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总体感受无疑是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根据我们关于农民工与城里人关系的调查。在与城市人的关系上问题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不好不坏”这一选项（53。8%），相处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数人选择了不协调。但是从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这一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却依然有较大的失落感（37。5%），认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为所有选项中的第二大比例。还有少数人认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较融洽的相处，但是这种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改变他们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进城的农民工在忍受着经济压力的同时也要忍受着被歧视的心理压力，有学者也同时把城里人的歧视以及农民工务工的心理落差视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理成本”。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家庭顾虑、居住条件、子女问题、现实困难等四个角度进行调查。首先，从农民工家庭顾虑这一方面来说，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顾”（65%），外出务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农民工心中的首要牵挂，如何尽孝成为在异地的农民工群体的首要难题。担心“家中土地无人耕种”的比例为38。8%，因为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民始终把土地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选择“在城市受到歧视”这一选项的比例为25%，担心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和身体状况的分别为22。5%和20%。除此之外，担心自己子女教育问题的比例仅次于老人问题，其比例高达55%。在随后的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详细调查中，56。3%的人其子女还是在“在家乡的学校上学”，这就是农村大量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学的比例只占到了17。5%，当地的学校不愿接纳农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读费、寄宿费也是农民工所无法承担的。此外，孩子失学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认为，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因年龄原因，可能还没有上学）。当问及子女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时，“升学难”成为困扰农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总数的50%，而选择“学费太贵”这一选项的比例为40%，“公办学校进不去”的比例则为10%。在关于农民工居住状况的调查中，住在单位宿舍的占到了总数的28。8%，为所有选项中的最高比例。选择在外租房的为27。5%，暂住在雇主家的比例为8。8%。这种情况与后面的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的调查结果形成呼应，当问到您进城务工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时，没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为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是“生活没有保障”和“远离家乡思念亲人”，这两项比例分别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较危险”和“工作不稳定”的分别为30%和28。8%。可以看出，农民工所面临的大多还是很现实的、与自己安身立命相关的问题，他们远离家乡，既对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满牵挂，又面临着住房、收入、医疗、工作不稳定等各种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在我们随后的关于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原因调查中，“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为了首要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72。5%和57。5%。选择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比例则只有13。8%。由此可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很是单纯、朴素。较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让他们获取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满足家庭的开支并摆脱贫穷的困扰。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则是为了子女的成长考虑，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苦苦打拼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苦使得他们任劳任怨，他们把上下两代人的负担全部扛在肩头，只为让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改变命运，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与城里人生活在同样的一片蓝天之下。但是我们却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飞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并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生活，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户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们始终享受不到一个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谈公民的尊严。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正常发展，都不能靠牺牲一个阶层来换取另一个阶层的福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2。3亿的农民工群体用自己低廉的劳动力支撑起了整个国民经济大厦，获取一定的收入诚然是他们的原始初衷，但是他们却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当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的充裕，当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的建设目标，如何才能通过有效的改革，废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这一庞大群体的切身利益，给他们以国民的真正待遇，让他们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严，不仅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这个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对这一群体的一种补偿。

农民工调查报告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报告十分的重要，通常情况下，报告的内容含量、篇幅较长。你知道怎样写报告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家整理的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纠纷问题调研报告，仅供参考，家一起来看看吧。

当前，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支付、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等问题已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市住建局积极完善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长效管理机制，妥善处理工资拖欠和纠纷事件，农民工工资拖欠情况已有根本性好转，但逐步呈现多样性特点。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市累计施工面积170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新开工面积48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趋紧、企业资金链较为紧张的不利情况下，去年以来我局共受理工地农民工上事件103件，同比下降38%，涉及民工1812人，同比下降7%，工资金额889万元，同比下降50%；“中秋”、“国庆”等节日实现零上，春节期间也仅有零星上事件，改变了以往重节日堵门、堵路、堵政府的局面；拖欠行为已幅减少。

由于对施工企业采取了有效的制约措施，施工单位也从根本上提高了重视程度，当前单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形已越来越少，但却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经整理分析，去年以来的103件农民工上事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因建设业主工程款不到位等原因引发拖欠的18起，占比17%；

3.以讨要农民工工资为借口，实为向建设业主催要工程款的17起，占比17%；

6.其他因素事件24起，占比23%。

由于对政府项目早作打算，并积极和施工企业沟通，去年以来政府投资项目并未发生较规模的集事件。而一些私营投资建设项目由于片面压低工程造价，共出现5起农民工复上事件：

1.太仓市山海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太仓鸿润漂染有限公司车间（新区），因承包负责人逃逸引发农民工集。

2.太仓市傅氏机械有限公司车间（港区）因承包负责人逃逸引发农民工工资纠纷。

3.江苏弘盛建筑公司承建的苏州钢领置业有限公司厂房（港区），因甲方资金投入未及时跟上引发农民工集。

4.由太仓世豪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发，江苏通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中高档住宅项目江南水郡（璜泾镇），因甲方资金未及时跟上引发农民工连续上讨薪。

5.太仓恒升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镇安息堂工程，因企业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放农民工工资引发连续上事件。

目前上述事件已经多次协调处理得以解决，未造成恶劣影响。

去年以来，我局在成立“局矛盾纠纷调解员会”，建立“工资告知牌”、“工资发放计酬手册”和“工资预留户管理办法”三项制度，构建劳资管理员网络，推进农民工业余学校建设等措施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了预留户资金使用。共收缴农民工工资预留户资金8107万元，动用资金170万元，有效解决了因建设方资金紧张造成的工资延迟发放问题。

二是加强了部门联动调处。加强了与区、镇的联动配合，共同协调处理辖区内发生的农民工上事件，合力解决矛盾纠纷。

三是加强了节前隐患排查。在元旦、春节等节前提前下发通知，要求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并结合质安监检查抽查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督促施工单位提前进行支付，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至农民工手中。四是加强了拖欠责任追究。对发生农民工较规模集、缠的企业通过工程建设诚信管理平台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通报、招投标限制和清退等制约措施。

1、合力加对恶意拖欠行为的处罚力度。

农民工工资纠纷涉及到住建、人社、、、总工会等多个部门，各单位应各司其职、加强配合、形成合力，重点突出国庆、春节等节假日前的清欠检查，把拖欠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对小包工头逃逸、向政府部门施压逼讨工程款和恶意欺诈等行为将进行严肃查处，利用诚信管理平台采取严厉限制措施，发生恶劣事件的坚决清退出本地建筑市场。

2.全面加强对区镇“bt”项目的监控把关。

当前区、镇按“bt”模式操作的建设项目较多，此类项目工程量、资金要求高，有的建设单位因资金不足拖欠工程款并波及农民工工资。因此需对其进行严格管控，全面执行项目建设可行性论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通过政府联席会议确定按“bt”模式操作方可进行，并从批文立项、二证一书、施工许可证等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在施工企业选择上，应充分挑选技术水平高、社会信誉好、资金实力强、有较高资质的企业。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跟踪监督，一旦遇到资金压力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提前化解矛盾。

3.逐步试点推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

当前，南京、常熟等城市已在省内率先开展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试点工作。我市也可逐步试点推广该项工作，通过实名制管理督促施工企业按时支付工资，并避免分包企业截留农民工工资，同时有效解决发生纠纷后农民工“举证难”的问题，利用信息化手段从根本上破解农民工工资纠纷难题。

农民工调查报告

我区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5.6万人，在职工中比例大约为37%。4月中旬至下旬，区总工会在我区工业企业、餐饮企业、商贸服务业等行业内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工资收入、工作情况、职业卫生状况、生活满意度、个人意愿等方面的48项内容，调查样本为400人。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工业制造、建筑装饰和商贸服务业，技术性工作与轻体力工作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首选，与传统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相比，有了本质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6.3%，高出我区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6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工资水平较低，二是技能水平偏低，三是就业选择被动，四是权益容易受损。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工资水平偏低。20xx年我区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319元。调查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为1867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把高工资作为择业首先。有41.8%的新生代农民工把工资收入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依次是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分别是22%和10%。考虑工作危险性和受企业尊重分别占2%和3.6%。目前的高物价和高房价，是新生代农民工背负的两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新生代农民工只能把生存作为第一选择。调查显示：78%的新生代农民工当月工资全部花光，没有积蓄。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工资分配机制存在缺陷。现阶段，民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数、工资增长基本上是由企业单方决定，不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调查显示，由企业单方确定的职工工资占69%，通过工会集体谈判确定的占12%，职工与企业商谈确定的占6%。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占13%。在工资增长方面，民营企业多数没有健全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技能水平偏低。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序仍然偏低。其中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占47%，高中和中职教育比例为41%，大专以上文化占12%。工业企业中，68%的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取得相应专业的技能等级证书。取得初级技能等级证书的占21%，具有中级技能等级证书的占9%，具有高级技能等级证书的仅占2%。而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备中职、高职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占劳动力市场总需求的60%以上。很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水平还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并且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新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他们中只有30%能够长期稳定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他们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成长进步的关键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渠道单一，最主要的原因是职业教育培训资源相对不足，其次是继续培训短缺。我区境内有xx职教中心、正大软件学院、xx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xx工业管理学校、xx民族专修学校等学校、大江技校等学校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学校针对初中毕业学生开展基本技能技术教育，其中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但仍然有许多从农村出来的初中、高中学生，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而直接进入工厂或走上工作岗位。即使是接受了初级职业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继续培训的困难。目前我区基本上没有开展此类培训的机构。另外，企业不看重技能等级证书，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不主动考取技能等级证书的原因。多数企业并不看重职工的技能等级证书，而只看重职工的实际操作能力。企业不把技能等级水平与工资标准挂钩，职工就不会主动去争取那一纸证书。一些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专门招聘低技能人才，也让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失去了培训提高的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权益容易受损。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调查显示，25%的职工不能在8小时内完成劳动定额任务，需要加班才能完成。在加班的职工中，81%的职工加班时间在2小时以内，19%的职工加班在2至4小时。有59%的职工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标准拿到加班工资，33%的职工加班工资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标准，有8%的职工没有得到加班工资。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争议得不到有效调解。我区企业普遍存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不健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不能有效调解劳动纠纷等问题。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企业不重视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企业认为：企业已经作出了处理，企业自己怎么调解？调解应当是上级职能部门的事情。企业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把解决劳动争议责任推向政府部门，增加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量，使得那些矛盾比较小，比较容易解决的劳动争议也得不到妥善处理，损害了职工权益。

区总工会接到的投诉，比较常见的是经济纠纷。因为几天的工资问题双方协商不好，引发劳动争议。这类问题，企业本身是有能力解决的。但企业采取推诿拖延的方式处理，职工无可奈何。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的问题，很多打工者选择了放弃，大多数人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还有部分人认为，找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太浪费时间和精神，还不如去多找几分钱挽回损失划算。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会保险意识不强的现象。调查统计显示，我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79%，医疗保险参保率为67%，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4%，生育保险参保率为72%，失业保险参保率为40%。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要高于平均水平。因为他们更了解《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在应聘时，会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等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较为挑剔，频繁在企业间跳槽，工作单位不稳定，个人不重视参加社会保险。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不重视劳动合同履约的现象。调查统计显示，我区民营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较好。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较高，达84%，但劳动合同期限普遍较短，1年的占31%，2至3年的占41%，3至5年的占17%，5—7年的占6%，无固定期限的占5%。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比较开放，更希望自由，更渴望实业职工梦想，盼望尽快融入城市。相对于父辈，他们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严，更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赚钱的机器。有的打工者想法很单纯，只满足于“找份工作，不要太累”，他们不愿在一个单位长期固定打工，因此有些人主动放弃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有的虽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因为自身原因，放弃履行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履约率低，自身权益受损。同时他们在就业中存在参加社会保险意识不强，不重视劳动合同履约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城市生活有边缘化倾向。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城市生活边缘化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就业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他们有文化知识，思维活跃，维权意识有所增强，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在城里长大，即使在农村，也完全没有农业生产经验，所以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回农村居住。在城里居住，他们就面临高房价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案例：小宇到主城打工快一年了，工厂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小宇和同事刚成为朋友，就得分开，到现在也没有知心朋友。在工厂，小宇要从周一工作到周日，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9时，中间只有2小时的休息时间。在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里，小宇总是选择上网来逃避现实，“在网络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压力，很快乐”。

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现实：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的过程中，正处在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变革最激烈的时代，人口流动更快，信息更全面，新思潮此起彼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多元，外在表现时尚，职业期望高，追求物质精神享受。他们不像传统意义的农民工那样仅仅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满足简单、机械、重复的劳动，而是寻求自我发展机会，寻找立足城市的机会，或者为回乡创业打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已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我们应当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同时也要引导他们自主创业、返乡创业，推动新农村建设。

农民工调查报告

自《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20xx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20xx元，比20xx年增加359元，增幅达21.2%，拖欠问题有效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子女教育、自主创业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自主创业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创业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估算,20xx年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达15863万人,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5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和方针政策,农民工权益和生存状况基本得到解决,使农民工逐步摆脱了“弱势群体”的名称。但由于农民工数量过于庞大。为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必须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自主独立的发展和工作。因此，对于农民工的自主创业问题显得十分重要。那么，对于农民工而言自主创业意味着什么?他们自己又如何看待?对此，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外语系“三下乡”第二支队带着这些问题在我国农民工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市及周边区县通过分发统计表、踩点访问、网络查阅、图书查阅等途径搜集大量数据，在加以汇总和分析后得出相关结论并撰写此次报告。

50名调查对象中,平均年龄为27.14岁,其中16~20岁的占15%,21~25岁的占24%,26~30岁的占30%,31~35岁的占20%,36~40岁的占12%。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

从文化程度看,小学文化程度占8%,初中文化程度占52%,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3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6%。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20个样本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占32%,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20%,批发零售业占14%,住宿餐饮业占1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0%,其他行业占8%。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达到36.7%。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9049元,人均收入4869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675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1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5.4%。20xx年，农民工月均收入达1690元，比20xx年的875元增长近一倍。从数据分析与往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据我们的统计和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对自主创业的相关常识较为生疏。在50名调查者中对自主创业有意识或对自主创业内容或国家相关政策的农民工只占到总人数的22%(11人)，但希望通过自主创业摆脱打工或现状的占总人数的68%(34人)。

我们对50名农民工就业状况和创业意愿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有自主创业意愿的7人，占14%。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就业期望值过高，因就业素质低，岗位、待遇不合意愿，也在创业与求职就业之间徘徊。

目前，对于农民工求职就业，我们主要是依靠行政促进、信息转达等手段，开辟渠道行聘求对接之便，其就业成果往往依托于企业及三产服务业等提供的岗位。政府能够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仅仅是杯水车薪。没有足够的岗位，促进措施力度再大，也不会有更大的成效。而自主创业，须经政府有关部门、创业者个人及其所在基层组织合力同步才能实现。通过网络数据对某县有创业意愿的9684人调查发现，截止20xx年五月中旬，已实现自主创业、项目在建或启动开始创业的有20xx人，已建设和在建创业项目1786个，实际创业人数占20.8%。总体来说，能够走上创业之路者比例还相对较低。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现在农民工对待自主创业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一是个人、家庭等各方面不具备创业条件，也没有创业动机;二是有创业意愿而望“海”兴叹，随着创业大潮的涌动，内心也燃起创业激情，想通过自主创业改变现状，但缺乏信息，无技能，少资金，因而显得有心无力，难以迈出创业步伐;三是虽具备一定的创业条件，但由于创业意识淡薄，感觉创业路难走，不愿担冒风险，“怕”字当头，缺乏自主创业信心;四是创业愿望迫切，掌握技能或具备一定的创业条件，有决心有信心，这类人往往是创业的成功者。

制约农民工创业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资金不足，缺乏金融支持。农民工依靠一般性耕种和在外打工所积累的资金有限，甚至没有积累。资金的关卡把许多农民工挡在了创业大门之外。政府扶持创业的小额贷款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拿到的是少数，有的创业项目小额贷款额度也难以满足需求。调查的有创业意愿的9684人中，因为缺少创业资金难以成行的就有7166人，占74%。无钱投入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创业的“瓶颈”。

二是创业起步，渴求指导服务。调查发现，由于一些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对项目缺乏生产行业、产品、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信息，以及投资适度、设计规模、经营核算等方面的知识，迫切需要得到有关方面对项目的“会诊”定位及其他各个环节的指导服务。没有这种指导，他们往往缺乏信心，举棋难定。一部分创业者因为缺少这种指导，使投资陷入盲目性。

三是缺乏经验和技能，期盼创业培训。大面上只注重了就业技能培训，而对创业者的培训重视不够。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知识限制，部分创业者思维方式传统，营销观念滞后，市场开拓能力差，家族式管理，机制不合理，生产人员技术水平低，产品缺乏竞争力。因此，经营管理培训和生产工人的技能培训是创业者的迫切需求。

四是盼望有关部门热心支持，便捷服务。农民工创业，有创业的外在条件即产品、市场等，有内在条件即个人创业意愿，但这距挂牌开张、创业成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经过工商、税务、劳动、卫生、环保、土地等多个部门的多道门槛，他们最盼望一路“绿灯”。这些部门的热心支持、快捷服务是他们顺利创业，成功创业的关键。任何一道关都有可能把创业者挡在门外。

以上农民工新情况的分析表明,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农民工的会保障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是农民工收入低、社会障参保率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大多没有产生积极自主创业的想法和准备。总的来说,首先是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还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

农民工的状况之所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得到有效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问题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意见》的贯彻,显现出明显的政策效应。而农民工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意识没有形成,主要原因也在于农民工对社会和个人的认知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以及制度的缺陷和政策效应的不足等,因此加强和普及农民工思想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许多政策措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要引导和培养农民工形成自主创业的意识。

《国务院若干意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现在的关键是要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根据上述对农民工新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特别要注意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加强对农民工的学历及社会教育，逐步引导走向自主创业;加大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整顿和完善政府的就业组织和社会职业介绍机构,强化对农民工的就业信息和培训服务,保证农民工就业的正式渠道的廉洁高效;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首先下决心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然后再逐步纳入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自主创业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自主创业问题。

农民工和“民工潮”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农民工和“民工潮”既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也是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结构转换都还没有完成的结果。农民工和“民工潮”虽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较大的积极作用,但把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区分为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两种,毕竟是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农民工潮水般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毕竟还是一种非常规的成本过高、问题过多、副作用过大的乡城人口流动。农民工问题和“民工潮”现象最终必将消失。

那么,农民工问题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现象怎样才能最终消失呢?我们认为,其一是将农民工城市化。因为,只有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落后的二元经济才能真正转变成一元现代化经济,“候鸟”式的农民工才能成为永久性的城市职工,农民工才能变成市民,春节一般也不需要回农村过年,也就不存在农民工及各种歧视和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问题,“民工潮”及其带来的春运紧张也就自然消失。

其二是引导农民工形成自主创业的意识。随着我国，尤其是重庆市及周边区县农民工城市化的逐步扩大，城市人口量激增。对城市人口就业将产生极大的压力。同时，城市化的农民工学历文化水平较低，在社会岗位的竞争上不占优势。因此若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不仅发挥农民工大量劳动力优势，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能够一定条件下能够避免农民工在以往形式的就业中遭遇不公平待遇。

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帮扶十分重要。

引导推动农民工创业，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缓解就业压力，统筹城乡就业的治本之策，长远之举。就业岗位决定着就业成果。因此，政府如果单纯在岗位和求职农民工之间为就业而推张举措，从宏观、长远的角度来说是被动的。必须从根本上探索长远的、可持续增加岗位、扩大就业容量的体制、机制和措施。那就是政府在积极推进招商引资、筹建大企业项目的同时，强化措施引导推动农民工自主创业，增加创业项目数量，扩大就业空间。发挥出农民工创业的潜能，就把包“袱变”成了财富。创业项目对于促进带动就业的作用是巨大的，门槛低，易于就地就业，双方对接相对灵活。

政府方面一是要引好路，为农民工创业定好位。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市场的眼光选项从业。依据个人条件帮助选准项目是创业成功的重要一环。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设立由经贸、商业、金融等方面的专家及有关行业权威人士组成的指导团、智囊团或成立这方面的专门机构，帮助把脉诊断，为农民工创业人员定位选项，出金点子。对自有资金少或可能争取到的资金少的，从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低的小项目做起，陆续滚动发展;对缺少技能、市场开拓能力的，可立足当地农产品或产业集群上项目，利于掌握技能和融入市场;对有一技之长的帮其发挥个人优势，筛选合适项目。通过综合谋业人员各方面的条件，帮助“量体裁衣”，规避风险，扬长避短，让他们因人而宜，圆创业梦。

二是拓宽融资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这是促进创业的“瓶颈”。在用足用活小额贷款政策基础上，政府与金融部门协调，开拓支持创业的信贷渠道。实行农户联保，协调加入行业协会实施联手“抱团”担保，都是可行的。政府也可探索建立农民工创业专门扶持基金，重点对创业项目实施贴息扶持，或者研究试行农民承包土地抵押贷款，扩大抵押资产范围。逐步放宽政策，开放融资渠道，允许民营金融机构进入民间融资领域，促进资金信贷的市场竞争，激活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使面向农民工的信贷机制更加灵活。

三是简化程序，营造宽松创业环境。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放宽条件，降低门槛，开辟绿色通道。农民工创业报批涉及到的各个部门要一盘棋，也可以实行并联审批，减少环节。目前，各地都有对于创业的优惠政策，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方面。但创业者能否享受到、享受多少，则少有过问。这其中缺少一个牵头或综合督查落实的机构或部门。立足于在体制、机制上为农民工创业拓宽空间，有专门机构负责或制度规范，以确保搞好“保驾护航”是必要的。

四是搭台铺路，筑巢引凤。政府投入一定资金，统一规划建设创业园、创业基地或创业一条街，也可依据产业组织农民工居家集体创业，结伴出“海”。政府强化服务扶持措施，减少创业人员创业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昌乐县自去年以来，建设了下岗职工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各镇(街道)建设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这些园区和基地都实行选址、规划、建设、设施配套及项目审批手续等统一办理，极大地方便和促进了农民工创业。同时，创业项目同一种类，同一行业形成集群的，由政府出资聘用权威技术能人，统一指导创业项目生产经营。对于有技能、有实力的在外务工能人，政府可引导、鼓励、邀请其回乡创业。

五是搞好创业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针对创业人员需求，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向”、“分级”、“分行”培训，对创业项目的招用工人实施技能培训，或者按照创业项目需求进厂(场)培训，积极为创业人员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

六是注重给创业者以政治荣誉，提高其社会地位，打造其与政府之间的情感平台。对于创业的模范、典型，要大张旗鼓给予表彰。在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同时，在政治上给与一定的地位。通过发放慰问信、贺年卡、组织召开座谈会、茶话会等形式与创业人员沟通感情，体现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农民工调查报告

太湖县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县，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所以决定了它必然也是一个劳力输出大县，这里基本上每都有大量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工的现状，于是我们就对此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5.由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念的提出，农民工的处境正在逐步改善。

五、调查分析：

（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随着经济的更加蓬勃发展，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加之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策略的施行，现在农民工的状况相对已经大有改善了。一方面，有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3）司法审判机关一方面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促使行政机关真正贯彻落实人大的原始立法精神，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同时通过自己的审判权还可以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企事业单位进行惩罚，正确利用法律条文，真正做到“违法必究”。国家三大权利机关各司其职，相互监督；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工自身的努力也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1）农民工自己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加强自身修养；

（2）农民工自己不断追求进步，他们利用积累的资金学习技能或者进行创业，其中部分农民工最后还走进了社会上层，这更有利于农民工现状的改善和地位的提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能力极为有限，调查范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该报告中的观点和看法并不成熟，但是我们仍然期望通过这份调查报告，能够加强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能够加大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度和敬重度，能够唤起当权者的权利慎用意识，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现状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员，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是城市面积的拓展者和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同时，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面临一些基本社会问题。

工仍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进城农民工的年龄从20岁到60岁不等，40岁以上的占55%,20—40岁者占到了45%。进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和初中为主体占95%。婚姻状况已结婚的占调查比例的75%。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占80%，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的人占15%。

以下是我在工地上打工时拍的一组照片：

工人们吃饭的地方简陋：

工人们吃的是典型的大锅饭，十几号工人凑在一起吃饭，每天每顿都是两菜一汤，而且菜的样式也是非常单一的，几乎每天都一样。工人席地而卧:。

午休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对于劳累了一早上的工人们来说，根本不够休息，于是他们吃完饭后直接在工地上小憩一会儿。建筑工人连夜赶班的情景:。

工地上临时加班，已经很晚了，开着灯，工人们要时不时得注意安全，虽然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加班，但是，每小时五十元的加班费，还是值得他们高兴的。烈日下汗流浃背的工人:。

不管天气多么的炎热，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持续的干着。工人仍旧在忙着施工，他们的脸被晒成了黑红黑红的颜色。工人们娱乐项目单一：

农民工平时的娱乐休闲方式主要集中在打牌或打麻将、凑在一起聊天的占总比例的30%，而女性农民工作则以逛街和读书看报、看电视为主，这些说明农民工作在娱乐休闲这一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而且农民工在情感方面很缺乏。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差：

民工的居住条件比较艰苦，租房、住在集体宿舍、工作地点或临时搭建的工棚，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

4、解决方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民工工伤赔偿、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等负面报道，所以，要改变农民工的生存环境，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公平对待农民工。把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对住房、教育、医疗、安全、娱乐等的需求，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建设统筹考虑，保证他们享受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让农民工与城市人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待遇。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多提供及时、准确的务工信息，多提供务工岗位，减少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盲目性，使他们外出时较容易地找到活干，并开办一些技能辅导班，让农民工接受培训，拓宽其就业门路。

在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方面,可以尝试性的在工地上、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图书馆;可以举办一些与农民工相关的活动;也可以举办一些心理健康的讲座,切实关心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农民工是一个群体，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固然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加强正确舆论导向，营造全社会都关爱农民工（外来劳动者）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要通过媒体，经常性地正面报道农民工为城市、为社会、为我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引导社会对农民工的正确认识。

三、总结。

四、感言。

农民工调查报告

农民工工伤保险是指农民工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职业性疾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造成死亡，在农民工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国家和社会为农民工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医疗和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以保证农民工或其遗属的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从近年我县工伤事故发生情况看，农民工工伤事故发生人数约占到了工伤事故总人数的65%左右,且农民工在工伤认定、医疗救护、康复及待遇补偿方面颇费周折，因而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在我县发展县域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紧要问题，由此可见，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为此，今年5月我对上饶县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对我县现在农民工工伤保险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调查发现，全县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占了近50%，参保的企业也有58%没有全员参保，有92%的农民工不知道有关伤亡补偿的标准，65%的农民工不清楚是否参加了工伤保险及相关的社保政策制度，很多农民工把工伤保险混同为商业性保险，甚至认为工伤保险是“正式工”的事，与自己这些“临时工”是不沾边的，而且这些人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有“拿人工资，替人做事”的思想，既然拿了别人的工资就理所应当为老板做事，即使发生了事故，也是自己不小心，活该自己倒霉，赖不上别人，由此可见许多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缺乏必要的了解，对能够切实保障自身权益的工伤保险也迫切需求。

1、企业认识不到位。

调查中发现，很多用人单位普遍存在交工伤保险不划算的错误认识，而且他们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人员流动性又大，人员不容易管理，为他们参加工伤保险的话会增大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在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不愿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且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许多企业不但不积极救治，反而百帮拖延、拒绝支付农民工补偿、医疗救治等合理费用，根本不知给农民工买工伤保险本来就是用人单位的应尽义务，而且为职工参加社会保险不仅是社会的责任也可以稳定职工队伍，只有做好了工伤保险工作，维护好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利益，才能提高职工的工作热情，从而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平稳发展。

2、非法用工现象严重。

在发生工伤事故的单位中，有些单位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根本不具备用人资格。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现象，包工头大量存在，使得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后不知向谁索赔，而在发生了工伤事故后，大多数用人单位在农民工尚未完全痊愈的情况下就让农民工出院，致使农民工身体康复期变长，严重的甚至可能留下后遗症，还有少部分用人单位以农民工对工伤的发生有过错为由要求农民工自己承担医疗费用或单位承担少量的医疗费用，这给农民工造成了很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说非法用工问题政府方面绝对不容忽视，应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

3、农民工发生工伤后，未参保的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向农民工支付工伤待遇。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如果用工单位不给劳动者上工伤保险，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要向达到伤残等级的劳动者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相关工伤待遇。然而在调查中发现，发生工伤后，许多用人单位也只是为农民工治疗工伤，对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及其他工伤待遇根本不予支付，在工伤私了过程中，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地位也往往是不平等的，用人单位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迫使农民工让步，有的老板公然叫嚣：“你私了可以，你要是告我，老子奉陪，非得把你拖死不可！就是法院判你胜，我也不给你钱，看你能拿我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农民工被迫接受和解，而少部分不满和解条约的农民工通过打官司，千辛万苦拿到法院的判决时，部分用人单位却拒绝履行法院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往往采用拖延、逃避的方法来应付，这更加重了农民工的负担。

制改革的需要。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对大力发展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落实农民工工伤保险事业迫在眉睫，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努力。1、要加大社会保险政策宣传力度。

要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开展政策咨询解答、深入企业和乡镇宣传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工伤保险政策，让广大农民工都正确认识参加工伤保险是法律的规定，有利于雇佣双方，形成积极参保的浓厚氛围。还应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加大工伤保险普法宣传，使广大职工能够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广大企业能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对待工伤保险工作，充分认识到给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对工伤农民工给予合法补偿和积极救治的重要性，为维护工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2、各部门应加大协调配合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

各相关部门如劳动保障、安全监察，财政、税务、环保、卫生、建设等单位要相互支持，各尽其职，密切配合，分别把好用人单位参保关，互相监督和制约，确保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对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有关部门有权向其进行行政处罚，在当前维护工伤农民工合法权益具体工作环节中，比如在工伤认定、待遇补偿方面，政府方面应为工伤农民工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还应组成一个由政府负责组织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权威机构，以切实维护好工伤农民工的权益。

3、要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不断拓展工伤保险工作。

各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应增强责任感，解放思想，拓展思路，与时俱进，把工伤参保、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支付等工作切实落实到实处，另外，在做好农民工工伤补偿工作的同时，还应积极开展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工作，完善制度和机制，加快推进工伤保险事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