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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2-29 2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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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1月26日下午，内蒙古非遗保护中心党支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党日活动，邀请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董杰教授为内蒙古非遗保护中心全体职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报告。
董杰教授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的内涵出发，围绕***总书记关于党的民族工作重大创新性论述，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和详实丰富的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大家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董杰教授指出，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各民族交融发展的结果，是今天56个民族的总称，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我们今天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今天56个民族在内的共同体，也包括着历史上的各民族留下的历史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2015年8月24日，***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思想基础，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力支撑。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深刻认识“五个认同”对开展好民族工作至关重要。
内蒙古非遗中心党支部书记在总结时强调，全体职工要不断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非遗保护工作发展的动力，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岳飞、林则徐、戚继光、郑成功等这些名字家喻户晓。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些普通的人，而是我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啊。多少年来，这些光辉的名字，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维护祖国尊严，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
今天，我怀着对这些民族英雄的无比敬佩和怀念之情读了有关这些英雄的所有资料。我感触颇多，脑海里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其中，大家都知道林则徐是我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福建侯管人，1811年中进士，曾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他为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政绩卓著;于湖广总督任内在湖北、湖南厉行禁烟，颇见成效。1838年12月底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开始进行以禁烟为中心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林则徐向外宣告了他禁烟的坚决态度：“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迫使英美商贩缴出鸦片二万多箱重约二百三十多万斤。随后，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中销毁……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由清政府腐败无能，被英国侵略军的洋枪洋炮吓跑了胆。昏庸的道光皇帝将林则徐革职，充军新疆，葬送了由林则徐的禁烟抗英的斗争成果。但是，林则徐在禁烟抗英斗争中抵御外侮、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严和利益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林则徐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和纪念。
同时，我联想到了现实生活。平时，在班里，一些同学不光自己不认真学习，还经常给班级抹黑，老师、同学多次教育他，他却毫不在意，屡教不改。想想那些民族英雄，他们可以为自己国家，民族的尊严，利用奉献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而这些同学与他们真是天壤之别。再想想自己，也真是惭愧，班级里有什么事，我总是视而不见，也从不积极参与。读了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我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我爱我们的祖国，我为我们民族的团结而感到骄傲!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就如这首歌词写的一样，民族团结才会有和平，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会更强大。
大家都对五十六个民族有多少认识呢?五十六个民族中，在我居住的周围就有回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在我生活中民族团结、互相帮助随处可见。
在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记得我八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姥姥，因为姥姥姥爷都非常喜欢吃馕，所以妈妈就在家门口的馕坑买了一些馕，因为妈妈手里提着很多东西，所以付完了钱后就带我去赶车了。到了姥姥家，我看到妈妈心急如火的在包里翻着找什么，便上前询问，妈妈却沉默不语，为了不影响家人的心情，妈妈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直到回家的路上，妈妈还是心事重重，于是我又问妈妈：“妈妈您到底怎么了”?妈妈这才说：“我的钱包不见了”。我让妈妈先别着急，回忆一下放哪了，妈妈想了一会说：“好像是放到馕坑上了，但是每天买馕的人太多了，不知道还能找到不?”
下了车后，我和妈妈直奔馕坑店，当我们再次站到馕坑店时天色已晚了，在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维吾尔族店主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买完馕后，就急匆匆走了，当我拿着钱包追你们时，你们就急着赶车去了。”说完便走进屋内取出妈妈的钱夹子递给了妈妈说：“快看看你的东西少了没有?”妈妈接过失而复得的钱夹子高兴地连声道谢。
为了感谢这位民族叔叔，我和妈妈买了一些新鲜水果表示感谢，但是那位民族叔叔执意不肯收，还微笑着说：“我们民族一家亲，我们是邻居，就像是一家人一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呀”!听了这位民族叔叔的话后，我们被他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所感动，被他那真诚的微笑所打动。
虽然事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但我却仍然难以忘记，从这件事中，我了解了民族人的热心。让我们民汉一家亲，永远这样相亲相爱吧!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正如这首歌中所唱，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泱泱大国，民族团结是一条重要的发展大计。
_更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在这里民族团结显得非常重要。7·5事件之后，三个离不开成了这里的发展之大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
是啊，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有今天的辉煌!只有民族团结了，经济才能更迅速的发展;只有民族团结了，才不会发生昨天的悲剧;只有民族团结了，人民才会安居乐业。我们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纵观千百年来的民族发展史，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兄弟民族，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富饶的土地上。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尽管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矛盾与不和，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一直是历史的主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融合成为团结的整体，并经历几千年的.变故与动荡而永不分离，正是因为我们的祖辈们如此团结，如此有凝聚力。
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和亲入藏，土尔跋扈族在渥多锡带领还乡……这些事例虽然来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代，但至今仍然广为流传。
不光在古代，在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挽救尿毒症晚期的维吾尔族学生毛兰·吾买尔，23岁的王燕娜姐姐，把自己的一颗肾，无偿捐赠给了素不相识的维吾尔族“弟弟”。
人们不会忘记，在天山深处偏僻的库车县栏杆村，维吾尔族老人卡德尔，用40年时间写下了1000多篇日记，记载了解放军与当地村民之间拥军爱民的故事。这位老人说，我的眼睛不行了，但要把写日记的任务交给儿子，这日记不会停，一定会一代代，写下去。
手握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维护民族团结是刻不容缓的，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去的，让我们每个人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滴水可以汇成江河，不传谣，不信谣，不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共同筑起一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铜墙铁壁。
一堆沙子是松散的，可是它和水泥，水，沙子混合以后，比花岗岩还坚硬。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让我们民汉一家亲，永远这样相亲相爱吧，如果我们分裂了，别的国家就有机可乘，必将会让我们走向灭亡，如果我们心连心，手握手，筑起铜墙铁壁，那么，就算有再强大的敌人，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中华民族必将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小，我就为我能生活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而自豪骄傲，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汇聚的56份热情;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种希望;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我知道，我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各族儿女都团结一心，共同推动社会繁荣的发展大国。
有句话说得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自古以来，钓鱼山本来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一个小小的日本，想买我们的领土，入党申请书不买就抢，全国与世界的人民，我相信，现在都看得清日本是一个怎样无耻、霸道的、小到用一百个日本，才低得中国的领土。
在这一点上，足够证明中国人民的团结，比团结，比人力我们样样赢你，小小的日本，你不要嚣张，最后的胜利是要靠民心所向的。
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仅有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而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还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
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飘逸轻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绸料筒裙，景颇族的毛织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壮族妇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层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绣花衣裙等。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生活方ww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点。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干栏式楼房里。这种楼房分上下两层，所用材料以竹木为主。楼房上层用于圈养家禽、牲畜，放置农具或杂物。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别致的小竹楼。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小竹楼，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树织成绿色帷幕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美丽极了！
在春暖花开或秋收季节，壮族群众喜欢开展抛绣球的活动。抛绣球是壮族男女相互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青年们在草坪或空地上竖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圆孔。男女各为一队，以抛出的绣球穿过木板上的圆孔为胜。也有在场中间搭歌棚，绣球抛不过棚或抛出界，或接不住对方抛过来的绣球，就要被罚唱歌，非常有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是在追求国家利益中考虑他国的正当关切，在追求国家发展中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之写入党章，相关论述和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这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结合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要求对以往理论探索成果的发展创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
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论断。[1]371996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又对自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有学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并引证了该次会议上習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4]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肯定。其实这个论断既是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片面理解，更是对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情观的误解。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内容上如果仔细分辨，其实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其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实体“自觉”与“自在”存在的两种状态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涉及到民族实体的判断标准及其自身的逻辑缺陷，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民族实体判断标准来看，金炳镐先生认为：“费老的观点没有说明民族实体和民族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性，或者说他认为民族实体与民族复合体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详细考察民族实体概念5个方面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虽然在这五个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实体的概念内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是属于次生形态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复合民族”[5]70。从叙事逻辑上分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说中的“自在”状态，也即“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古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不可分割性在客观地形成与发展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整体联系，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状态，准确地讲只能定义为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性，而无法用民族实体来界定。更何况用“中华民族”来定义中国各构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体制下的中国民族叙事基本上都是纳入“天下体系”和“大一统”格局中来阐述的。这也说明了费孝通先生“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实体论断本身与民族叙事的历史性之间的逻辑冲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自在”说显然无法在概念内涵和历史实然性上满足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当然，指出这样的理论缺陷，并不等于我们就否认这个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内部联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其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及构成状态的“多元一体结构”理论。费孝通先生在“泰纳演讲”中对该“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历程进行了详实可信的历史分析，并对其现实存在状态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3-4，并明确肯定了“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8]36。我们认为这些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真知卓见才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大贡献。正如林耀华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1]9。有了这个工具和钥匙，就足以让我们把关于中华民族的实体概念与其整体结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也足以让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形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经历的民族过程和建设历程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个理论创新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整体观上回顾过往、认识国情、创造未来都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元一体格局”的本义所在。
综上可见，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理论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属性方面，在对中华民族结构整体性研究上并无实质性的否定意见，也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讨论的焦点是：是否承认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承认“这样的格局”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中华民族实体属性已经形成的认可，否则习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华民族实体”的提法岂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要坚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尚未形成’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什么客观基础？”[3]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也与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经形成，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客观必要？显然，学术问题如果仅仅是依靠这样简单的质疑而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观与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途径问题。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文中對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实体属性叙事判断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对中华民族自在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从本质上讲属于历史叙事方式的应然性范畴，而后者则是历史实践发展的实然性范畴。前者在话语体系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事实，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历史事实。物必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所以历史存在一般情况下也必先于叙事方式，这是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和一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的话语桥梁，也是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历史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层次民族建设叙事的话语桥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实然角度讲，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民族实然性发展的客观描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9]150。在开发疆土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区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发达，民族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渗透，必然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民族的迁徒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族体在血统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存在时期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演变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构成民族在近代世界历史由王朝国家政治体系向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演变中，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都面临着国破族亡的共同威胁。外部压力是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向自觉状态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触媒和催化剂。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9-10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整体在面临强大的外部侵略时所发生的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的标志。觉醒意识的诉求则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外求独立，在国内构成民族层次上的内求平等。以革命领导阶级和纲领路线的差异为依据，为完成这个觉醒诉求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则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共同了缔造了属于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我们考察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和民族话语基础。可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千百年来在王朝体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构成民族间基于不同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需求互补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民族关系是其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所在，也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而近代以来在血火抗争中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的实体建设也正在这个伟大飞跃进程中突飞猛进，但我们依然要谨慎提防某些断言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的论断。因为“苏联民族”轰然倒塌的“乌拉”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应，因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坚民族也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用公民权力就可以镕铸成铁、合众为一，因为即使是号称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北爱尔兰分裂势力的威胁，更因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民族层次上推进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事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实体建设历程是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在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历史进程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和重温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准确判断和科学认识。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1]214，并首次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建立”时期不同于“建成”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这些科学思想无疑为后来我们党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借用这样的话语逻辑，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出中华民族多元复合性实体“已经建立”但单一民族实体“尚未建成”的判断。1我们认为，这样清醒而又审慎的判断更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要求，在中华民族实体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成是重中之重，并为之付出更为坚苦卓绝的努力和耐心，扎实推进而又只争朝夕，多措并举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这项争取人心、凝聚民心、团结族心的事业做好做成。用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提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我们尝试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三个阶段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点：第一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存在阶段，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基本前提。第二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存在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王朝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转型过程中面临西方列强外部侵略而导致实体意识觉醒，从而为中华民族外求独立、内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国家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向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载体和实现途径。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存在阶段，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时期。“自为”阶段与“自觉”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对自身的存在和整体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掌握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对自己民族实体的形成建设途径都有了科学可行的基本思路。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站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建起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施工期。由此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实现之日，必将是也可能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形成之时。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对自己国家层面民族实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极大提升，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各族人民群众都以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作为自己的首要族属认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等基本特点。
建设工程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3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千百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同志所指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华民族团结进步规律的深刻揭示，突出点明了处理好“一”和“多”关系的主线，揭示了“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奥秘所在，必将引领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大团结大进步。[13]这个论断也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为状态的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施工途径。
一是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工作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工作经验的历次总结中。这些工作经验的总结成果，既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统一性、进步性要求，又满足了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会发展目标的与时俱进，又有民族纲领基本原则的充实完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阐述，1则是全面系统地对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经验及纲领、方针的最新提炼、丰富和升华，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实现了对新时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则的开拓创新。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学者把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这两次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件作为否定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质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甚至抹杀和取消我们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据。[3]我们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数民族败类自私自利、叛国卖国的丑恶行径永远也代表不了这些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意志，他们煽风点火、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实既不属于民族问题，也不属于宗教问题。我们绝不能按照他们的荒唐逻辑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糊涂认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地宣告：“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语重心长地劝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这样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问题处理模式的伟大创造”[14]29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建构与民族平等、保护公民权利与尊重民族差异之间平衡的系统把握，及对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全面考虑。在该制度初创之时，我们党强调的是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的正确结合。此后，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不断深化和发掘对其优势的认识和本质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对其片面化理解和误读。1957年，周恩来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1992年，江泽民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后来，又增加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进一步丰富了该项制度的内涵。为了防止对该项制度认识上出现新的偏差和失误，2014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着重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为我们在新时期正确把握该项制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习近平同志指出：“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15]强调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机械结合，而是要和国家及自治地方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考虑两者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把握两者关系要强调自治多一些，是为了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和发挥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权;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统一多一些，则是为了弥补民生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等市场经济体制的天然缺陷，加强和发挥好上级国家机关扶持自治地方发展的责任，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习近平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达赖集团、‘东突’分裂势力就打这个旗号，要求汉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祸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们的同志不能照这个逻辑走！”[15]新时期我们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充分体现了该项制度强大的生命力、科学性与适应性，也充分说明了其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三是坚定不移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从语义学讲，作为次生复合民族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等同于中华诸民族。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并不是指汉族或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体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学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单纯地以为强调一方就必须要忽视另一方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義辩证法的观点，也不符合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我们无法想象，抛开了56个构成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关系的平等和谐，单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建设任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在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钢筋铁骨，就是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不可摧的民族关系基石。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离不开“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传统的民族政策话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的基本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体现和要求。这三者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体系之中，但他们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民族团结是促进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和要求。如果不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那么民族平等团结便失去了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17]178这些民族纲领在具体实践中具象化为民族政策时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尽量减少同一地区中民族间的公共服务政策差距，避免出现民族间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导向人为制造隔阂、强化固化民族意识，强调要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来修订完善和制订出台政策。可以讲，这些对民族平等政策的发展完善正是与时俱进地实践民族平等纲领的深层次要求的充分体现。
四是坚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民族地区无论从哪个层次和方面理解，也离不开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个核心概念。这些地区不仅具有全国其他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普遍性困难和问题，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难和问题。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多数产业低端化发展，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务半径大，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本高。这样的条件，没有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扶持和帮助，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及其自身条件发展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逐步扭转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局，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我国实现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铸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民族地区只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与全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形成相对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共同体，才能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在依靠民族地区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减少。同时，还要求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这个首要任务，抓好扶贫攻坚这个重点，抓好教育、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着力点，以促进市场要素流动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贯通为途径，把发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增进群众福祉和促进民族团结上，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与科学发展的路子，显然体现了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政治性要求，显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群体性平等发展诉求的尊重与重视。
五是坚定不移地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总体来讲，文化认同是具有不同层次性的差序认同体系，按照文化主体差异性而言，可以分为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国家认同——世界认同等基本认同层级。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体系中则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体认同（各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国家构成民族的群体性认同）——国家认同（国家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世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一般而言，低层次认同是高层次认同的基础和组成部分，高层次认同可以包容和引导低层次认同，并且各层次认同协调发展的基础在于支撑这些认同的利益认同机制的协调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谙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政治属性和深远意义。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要依靠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要解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问题。这是新时期党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各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这样的文化认同，不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强调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认同，核心就是要增强各族群众在政治意识上的“五个认同”，1其中的基础则是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是五个认同中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巩固其他四个认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要反对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两种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当代发展的价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政治属性的基本体现。要注意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营养。在民族意识调控上，我们反对某些学者危言耸听地断言“我国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并不在于那些实施恐怖袭击和制造街头骚动的少数极端分子，而在于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内心中的现代民族意识”[18]。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首先是对“现代民族意识”的污名化，因为在当代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是能够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以及民族相互间关系基础上的民族意识，是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民族意识，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论中以单一实体民族唯我独尊“一族一国”的民族意识。同时，这样的判断也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污名化，因为即使是以苏联解体为依据，我们也无法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主体民族出身的领导人应该为联盟解体负的责任归咎到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等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头上。六是坚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关键”和“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关键”。有学者把“阶级认同”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同”等同起来，把人们的思维导入了阶级认同与民族（宗教）认同二元对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导致了“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这两个传统群体认同”对“阶级认同”的取代。[3]我们认为这样简单和武断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实际上，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应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个主张都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线，而“阶级认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该阶级领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就是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路线、纲领及方针的认同，更是对其本身领导地位及合法性的认同。所以，即使在我们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后，也不能说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众对党的阶级认同，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同时，认同是有兼容性的，一个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民族群众，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认同，这并没有什么认同的冲突可言。各族群众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相反却因为我们党对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坚固。这样的认同成就，自然也就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为此，习近平同志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毫无疑问，这就是新时代各族群众“阶级认同”意识的最好体现和终极表现形态。几十年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复说明了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正确性。只要我们各族群众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拔我们的民族关系，各民族间“语言不通阶级亲，民族不同心连心”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就会有充分坚实的政治保障。另外，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还明确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赢得民族工作的“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的新常态后，提出了我国已经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的基本判断。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民族工作”，我们还存在着不重视、不熟悉、不适应、跟不上的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泛，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头对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协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动人口信息系统，做好各类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切实保障好散杂居和城市地区各民族的合法权益，教育和引导各族群众相互尊重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实现城市让各族群众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是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要求对以往中华民族理论成就的伟大创新和发展，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的理论指南。只有认真、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和把握好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基本内涵，切实按照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引领凝心聚力，全面系统地促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发展完善，不断巩固和加强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一致性，不断促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建设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园，才能真正完成历史赋予我们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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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描述了新时代我国的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运用统一战线思维确立的重大政治任务。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牢牢把握民族工作特点规律，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前瞻性、综合性和针对性，以尊重各民族多元为前提，在团结进步上形成了最大共识度，各民族守望相助;以增强中华民族一体为根本，在繁荣发展上画出了最大同心圆，各民族共创美好未来。
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历史的延续与传承，更是新时代的召唤与使命。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的时代内涵，既与时俱进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挑战提供了根本遵循。
命运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贯穿于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到今天的全过程。在共同历史条件的孕育、共同价值追求的引领、共同物质基础的支撑、共同身份认可的融合、共有精神家园的涵养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各民族实现政治上的团结统一提供了最大的共识力量，实现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提供了可靠的思想链接，实现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提供了立体的社会环境，实现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提供了丰富的人文土壤。
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各民族相互之间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华民族应有博大的胸怀，把各民族紧密地包容其中;各民族应有强烈的自觉，紧密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中华民族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下，就不仅仅是创造曾经的辉煌历史，而且一定会拥有更可期待、更加灿烂的美好未来。新时代党和国家总体部署援藏、援疆各项事业，精准实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略，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作出顶层设计，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供给有效政策，助力宏大理想的实现和伟大梦想的成真。
中华民族的宏伟大业、各民族的宏大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度结合。从事统一战线特别是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对此要理解到位、认识到位、把握到位，引导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和珍视民族团结，守护民族团结这条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实现各民族彼此帮助、互相包容，彼此学习、互相欣赏，汇聚磅礴伟力，夯实统一之基。
民族问题极其特殊，不同于其他经济社会问题，各种社会矛盾混杂其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不局限于某一国，其普遍性就在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回避它;民族问题不局限于某一历史阶段，其长期性就在于各民族间的不同特点和差异的消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其交织性就在于它既与宗教问题如影随形，又与各种社会矛盾相互缠绕;民族问题往往跨越国界，其世界性就在于解决起来极易引发国际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普遍性、长期性、交织性、复杂性决定了民族问题牵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疆巩固等一系列涉及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彰显了民族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
面对民族问题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从更高的政治站位看待和谋划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理论上不断拓展认知新境界，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在推进上不断尝试实践新探索，构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成熟的中国模式。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从事民族工作的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很好地把握了我们国家民族关系的主流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基调，促进了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推动形成了各族儿女在中华大地上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生动局面。
这深刻地启示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切实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解决复杂问题，科学理论是航标、先进制度是遵循、务实行动见成效、党的领导是灵魂。要以清新自然、亲切易懂的姿态深入阐述、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满足各族群众的理论需求，促进民族工作理论进入思想、指导实践、推进发展。要认真贯彻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这个制度框架下积极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坚持应该坚持的、巩固应该巩固的、完善应该完善的、发展应该发展的，为聚合各民族力量、汇集各民族智慧、促进各民族融合创造有利条件、搭建基础平台、提供重要载体。要立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深入思考和深度谋划推进民族工作，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独特的中国风格、宏大的中国气派，加速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伟力。要从历史的演进中看清民族问题的本质，从历史的逻辑中得到解决民族问题的答案，始终把“两个维护”贯穿解决民族问题的全过程，为党长期执政赢得各民族的广泛认同和坚决拥护。
各民族之间缺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失去了根本。解決“三交”问题，既要有物质的政策，也要有精神的引领，做到物质方面拿出办法与精神方面采取措施一体谋划、贯通实施。从现实情况看，前者还是很有作为的，但后者仍然比较欠缺，很不到位。从精神方面采取措施，旨在涵养各族群众同理之心，建设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头活水。
（一）涵养同理之心，需要突出思想引领要坚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牵引下，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开展群众性思想教育和创建活动，确立鲜明的国家观、科学的民族观、先进的文化观、发展的历史观、进步的宗教观，唤醒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让各族人民从狭隘的民族、地域、群体中走出来，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中华大地和中华儿女之中，让热爱伟大祖国、崇敬中华民族、自信中华文化、拥护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蔚成风气，从而形成有灵魂有血肉、入思想入行动的同理之心。
（二）涵养同理之心，需要恪守多元一体。
全国各族人民只有以共同的价值追求相互包容，以共同的奋斗目标相互凝聚，才能携起手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为此，要坚定党的领导。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国家希望、民族希望之所在，要坚定不移地以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指导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要把握共同追寻。深刻认识我们广袤的疆域、深厚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开拓、书写、创造和培育的，没有各民族的共同追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卓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更是如此。要善于化异为同。深刻认识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是由多元构成的。对此必须精准把握。从而，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强化一体、在强化一体的基础上正视多元，为各民族正确处理好本民族局部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关系提供基本遵循，描绘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生动图景。要讲求家国情怀。深刻认识我们国家是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维护国家统一是各民族共同的初心所在，维护国家主权是各民族共同的使命所系，从而把爱本民族与爱国家融汇起来，把建设家园与建设祖国贯通起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要保持文化清醒。深刻认识经过集成各民族文化而来的中华文化，为各民族营建了共有精神家园，是将各民族融铸于中华民族的最强韧纽带，是中华民族的最鲜活灵魂，从而在促进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实现和谐共生，在中华大地上滋生出美美与共、生机勃勃的万千气象，呈现出中华文化的雄浑厚重与博大精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是其价值取向，携手奋斗、一体繁荣是其价值指向。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指向，是对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精准把握，是对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景的最好回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使命的应有之义。石榴之喻，彰显出凝聚性、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之于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传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未来民族关系的美好期许。携手奋斗、一体繁荣，表明了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烈意志，传达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达信念。携手奋斗为一体繁荣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一体繁荣为携手奋斗奠定坚实物质基础。抓住了携手奋斗、一体繁荣，就抓住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和本。
（一）要实现这样的价值追求，就要着眼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强化顶层设计。
融地缘、血缘与精神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正是我们党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才在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大陆，还包括港澳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华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思考和谋划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充分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背景，按照既定的路径和步骤，以国内民族团结带动祖国统一、以祖国统一促进民族认同，进而形成天下华人一家亲的完整链条，让海内外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宽广历史舞台上，智慧充分涌流、力量竞相迸发。
（二）要实现这样的价值追求，就要着眼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构建国家战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新疆还是多个民族居住的大家庭，五十六个兄弟姐妹都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家里成员团结才能成为美好的家庭，班级团结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班级，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富强必须要万众一心团结起来，可见民族团结是多么重要啊!我身旁就有一些团结的小故事。
曾若溪和妥雯雯是一对好闺蜜，曾若溪是汉族，妥雯雯是回族，虽然民族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们两个建立友谊。
曾若溪性格开朗、乐于助人，还是我们班的学霸，学习、文艺，样样精通。妥雯雯是一位有自信、可爱的女孩，她学习成绩优异，学习态度端正，思维敏捷，还会武术呢。很多女孩认为武术枯燥，乏味，很苦，很累，可是我从来没有听到她叫苦一声，每次武术队训练结束后她总是开开心心的，还经常给我们讲武术队里发生的故事。
她们无论在学习中、游戏中、还是在生活中，总是互帮互助，互相关心。课间十分钟，她们俩交流学到的知识，妥雯雯有什么不会的题，曾若溪就会主动给她讲解，直到妥雯雯学会为止。有一次，一堂数学课后妥雯雯来找曾若溪，问她：“这次解方程你学会了吗?”“我当然学会了!”曾若溪自信满满地说，“那你学会了吗?”“嗯……没有。”妥雯雯沮丧地说。
“我教你吧。”曾若溪说着便拿起一支笔找出一张纸，在上面列了一道方程。“来试试，让我看看你哪里还不懂。”曾若溪一副老师模样。“嗯……”妥雯雯抓起笔，边写边嘟囔，“解：9x等于36除以9。嗯……下面就不会了。”“嗯……是这样，你看好了，6x等于36除以6嘛，那你就算出36除以6的商是几?”“6!”“那接下来再算6除以6……”曾若溪在一旁认真地指导着。这些一点一滴，同学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身边的团结小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同学们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团结有爱，互帮互助。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一个愿望，为进一步深化基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居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按照上级要求，12月2日，战备路社区包联领导新华西路办事处吴志华主任在社区三楼进行了一堂“不断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党课学习。
吴志华主任结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不断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与大家进行党课学习，他指出，开展民族团结工作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分不开，要全面深入持久开展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各族居民为中心，不断加强基层服务精细化，提高各族居民生活水平。
吴志华主任强调，战备路社区地处民族融合区，扎实开展基层民族团结工作对提高居民幸福高、满足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工作理念，推动辖区民族团结工作更上一层楼。
摘要：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下称“新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在债权人和非举债配偶方的利益保护上努力实现了平等。但《新解释》将“共同生产经营”这一全新表述引入婚姻法领域却没有对其作进一步释明，导致实践对“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存在诸多分歧。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参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频繁，生产经营方式也越加多样，夫妻因“共同生产经营”负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故明晰“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规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夫妻债务;共同;生产经营。
1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立法评述。
《新解释》未出台前，我国婚姻法领域并没有“共同生产经营”的表述，即使有学者在研究夫妻经营性债务的著作中提及，但大都将其作为定语来说明债务产生的原因或种类。《新解释》首次将“共同生产经营”的表述引入婚姻法领域，理应对其概念、范围、认定标准作进一步释明。但直至目前，并没有出台司法解释做出补充说明。综上，《婚姻法》领域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语焉不详，这必然会导致司法困惑。
2“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认定的司法现状。
2.1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要素理解不一。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包含三要素：（1）主体：夫妻。指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实践中并无争议;（2）意思表示：共同。有法官认为，共同是指夫妻双方都实际参与生产经营。但该观点排除了一方对另一方授权的情形，范围过于狭隘。另有法官认为，只要满足夫妻双方有实际参与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即可;（3）行为：生产经营。实践中，对常规性的经营活动并无争议，但对“炒股”等一时行为存有分歧。有法官认为，炒股不属于生產经营活动，而是带有赌性的投机行为;而有法官认为，炒股属于投资，是生产经营的一种。
2.2对“用于”的审查标准不同。
有法官采用“直接用途指向标准”，要求债务直接用于共同生产经营事项;有法官采用“间接用途指向标准”，认为所负债务用于与共同生产经营有关的事项即可;还有法官采用“形式审查标准”，只要借款中有约定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意思表示即可。但这种观点会加大非举债配偶“被负债”的风险，实不可取。
2.3债权人陷入举债困境。
《新解释》规定，由债权人承担债务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举证责任。但实践中债权人既无法控制债务人使用商品或资金的行为，也难以收集到债务用途的切实证据，往往会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
3认定“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困境及原因。
3.1“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困境。
3.1.1“共同”要素。
“共同”体现为夫妻对生产经营事项有“共同意志”。但实践中，一方面易与“共同举债”中的“共同”相混淆;另一方面，有观点主张，“共同”须是夫妻双方具有共同参与生产经营的实际行为;首先，共同举债的“共同”，指夫妻双方对举债事项具有共同合意，而共同生产经营的“共同”，指夫妻双方对生产经营事项达成合意，两者属于不同层面;其次，“共同”强调夫妻对彼此知情同意权及决定权的尊重，既包括共同参与的行为也包括共同参与的意思表示。
3.1.2“用于”要素。
“用于”要素，要求债务必须指向生产经营领域，但用于生产经营的标准为何，却属于立法空白。故实践中，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
3.2原因分析。
3.2.1共同生产经营的概念不明确。
“共同生产经营”作为一个全新表述，并没有司法解释对其作进一步释明。目前，仅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程新文庭长对共同生产经营的概念作了阐释。即“共同生产经营”，主要指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虽由一方决定但有另一方授权的情形。此外，浙江省高院在《关于妥善处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中明确，“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是指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参与或一方授权另一方决定生产经营事项等情形。但前者的表述只能说是学理解释，后面的通知也只是地方高院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没有普遍适用效力。
3.2.2“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不统一。
认定标准的正确理解是做出合理判决的关键因素。目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享利标准”，另一种是“债务用途类型化标准”。
“享利标准”以夫妻财产共同制为依据，主张判断债务是否属于共同生产经营之债，主要判断夫妻另一方是否获利或具有获利可能性。该种观点明显缺乏说服力，首先从逻辑上讲，认定“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前提是判断是否存在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但该标准并没有考虑“共同”要素;其次，在生产经营事项明显超越家事代理范围的情形下，主张“共利”就“共债”，明显忽略了义务的负担性，具有侵犯配偶另一方的知情同意权及决定权之嫌，明显不公。
“债务用途类型化标准”主张以债务用途作为判断标准，强调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必须用于共同生产经营领域。首先，该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新解释》规定，以一方名义负债的，只有满足债务用于“家庭日常所需”或“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没有以“享利”作为判断标准;其次，顺应合同相对性。合同相对性强调合同只约束合同双方不涉及第三人，相较于“享利标准”，其更能体现对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
4“用于共同生产经营”认定的完善建议。
4.1明确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概念。
如今生产经营的方式多样且复杂，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不能穷尽所有。但不能因此就三缄其口，因为立法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司法的不确定。对此，可以通过规定一般标准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对范围进行界定，以期对实践审判作出指导。
4.3统一“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
在“债务用途类型化标准”的前提下，“用于”本身还存有争议。即适用“直接用途标准”，要求债务必须直接用于生产经营领域;还是“间接用途标准”，即用在对生产经营有辅助性的事项即可;抑或是“形式用途标准”，即只要借款中有为共同生产经营所负之债的意思表示。“直接用途标准”，对债权人的举证能力要求过高，會使债权人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而“形式审查标准”明显违背了司法解释的原意。故，采用“间接用途标准”能更好的平衡债权人与夫妻双方的利益。
4.4补强债权人的举证能力。
由于债权人无法控制债务人使用商品或资金的行为，也难以收集到债务用途的切实证据，故易陷入举证困境。基于此，加强法官的调查职能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如，通过向银行调查特定账户的流水、转账记录，观察债务流向等方式。
5结语。
立法是司法的前提，立法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司法的困惑。就“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问题而言，因立法缺陷，导致实践审判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司法现状的考察，分析了“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困境及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但笔者能力有限，检索的案例并不能穷尽所有，提出的建议也存在局限，但希望此文提到的问题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以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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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标准。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道德与法治课程是我国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课程之一，作为初中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和平台，近年来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合作学习模式是目前我国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各种不同的合作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鉴于此，本文以合作式学习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的应用现状为切入点，结合笔者实践教学经验，简要分析合作学习模式对于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促进提高作用，希望对广大教育同仁有所帮助，撰文唐突，如有不实欢迎指正交流。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合作学习模式;课堂应用。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学生不能一味注重成绩提高，而是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对教师有着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在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不仅需要提高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还应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建立优良的人品人格，形成良好的道德价值观。那么如何达到这个全新的教学目标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合作学习模式引入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当中，引导学生借助集體的力量完成知识的探究与学习，从而达到一齐成长的教学目的，进而培养他们的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必要的集体荣誉感。
例如：在教学《感受生命的意义》一节时，笔者在讲解完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后，引导学生在小组内以“生命的意义”为话题展开讨论，分别发表一下自己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然后选出一个小组代表进行全班交流。笔者在学生进行交流时走下讲台去倾听学生们的看法，走到其中一个小组时，组内成员的对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一个同学说：生命的意义其实不在于要做多么伟大的事情，我们在利索能力的前提下，帮助一个陌生人，爱护环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遇到困难不气馁，不烦躁，平静面对科学处理都是生命的意义的充分体现。等轮到他们小组发言时，他们的代表这样诠释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作为一个环境的“侵略者”爱护每一个花草，捡起未曾命名的垃圾，在点滴的行动中保护环境就可诠释;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作为彼此的陌生人，在一次次擦肩而过中彼此尊重，在纷扰街头中的一次次“抱歉”“对不起”“借过”中诠释;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尊重生命，尊重生活，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中展现。听了该位学生的发言，笔者不禁感叹学生们对于“意义”理解的独特且全面，赞叹合作学习模式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应用的思想共鸣，赞叹他们依托小组合作对知识理解的全面。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大地，中国人民团结奋战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话说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难折断。”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在阵阵的轰鸣声中一栋栋房屋高楼在转眼之间都崩塌。许多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是团结让汶川站了起来，各大厂家纷纷捐出水和食物，许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资金。为汶川人民建设医院、学校和家园就这样又让汶川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地里的庄稼完全绝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连人民正常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人民不论老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不惜艰难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驮水回家。这一情况后来被记者叔叔阿姨报道出来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群众捐款捐水，以解决灾区人民生存问题。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这样靠大家和灾区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灾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灾区人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的见证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向他伸出援手。
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仅有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而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还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
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飘逸轻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绸料筒裙，景颇族的毛织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壮族妇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层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绣花衣裙等。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点。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干栏式楼房里。这种楼房分上下两层，所用材料以竹木为主。楼房上层用于圈养家禽、牲畜，放置农具或杂物。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别致的小竹楼。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小竹楼，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树织成绿色帷幕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美丽极了!
在春暖花开或秋收季节，壮族群众喜欢开展抛绣球的活动。抛绣球是壮族男女相互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青年们在草坪或空地上竖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圆孔。男女各为一队，以抛出的绣球穿过木板上的圆孔为胜。也有在场中间搭歌棚，绣球抛不过棚或抛出界，或接不住对方抛过来的绣球，就要被罚唱歌，非常有趣。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人啊。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一家亲”，为此，我们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当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受到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和狹隘民族意识的影响。为此，要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国内外的形势以及民族工作的新特征，所作出的伟大论断，符合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需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磨难，在经历过分裂的阵痛以后，中华民族各民族均对统一、团结产生强烈的渴望，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新篇章，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民族先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走上民主、法治的发展道路。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总体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一家亲”，为此，我们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一）时代背景。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纵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渐增多，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化的发展，影响与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发展。同时，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民族问题出现极端化、民粹化的表现，他们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对我国的干扰增加，民族问题，始终是他们实施渗透破坏的主要突破口。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与建设，各民族地区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各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
（二）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运筹帷幄，从我国民族工作新形势，所作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保持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时，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指导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国情，结合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宗教经验，不断丰富、深化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体系完善、内容丰富的科学理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新时代下，为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提出的具有时代性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开展新时代下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民族工作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能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开创我国民族工作新篇章。
现实意义方面，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各族人民团结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党和政府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方针指导下，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大大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环境，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赢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信赖与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国梦”伟大旗帜的引领下，各民族精诚合作、自力更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奇迹，各民族日益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应为实现国家富强而贡献各民族的力量，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分歧，增进民族彼此之间的感情，消除分裂势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能够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和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力量。为我国国内稳定团结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而西部地区因深处内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地区间的差异开始加大，各地区之间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较为凸显，成为新时代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从中华民族各民族发展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方面较为困难，长期处于贫困、半贫困状态，因较大的经济差异，易与其他民族产生心理隔阂，难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认同感、归属感，极易受到狭隘民族、宗教观念的影响，产生错误的想法，只知有本民族，而不知有中华民族，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狭隘民族意识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包含一体，多元凸显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一体体现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在当前的民族工作中，过度强调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扶持，使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加强，片面放大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削弱各民族共同文化—中华文化的共性，造成多元与一体的割裂，严重时则导致多元与一体的对立，影响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难以促进新时代下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较大，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方面，应注重增进各民族的相互尊重与团结，向各族人员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其次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断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带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最后，要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觉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
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只有始终坚持“两个共同”，才能够消除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打破少数民族中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谣言，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首先要大力推进扶贫攻坚战，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重点帮助自然环境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当地发展具有特色的旅游业、农林产品加工制造等，建立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长效机制，提高当地各族人民的经济收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使其认识只有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共同繁荣发展，既要团结一心，还要在初步繁荣的基础上继续不懈努力，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其次要加大扶持力度，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较低，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带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力度，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人才扶持力度，以优惠的政策，鼓励各大高校的毕业生，去西部的新疆、西藏地区，支援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缩减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合作医疗、安居工程等，提高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水平，为其创造更加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其次要建立经济互助机制，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共享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蛋糕”，在红利“蛋糕”的分配上，应秉承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各地区的贡献分配，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消除红利“蛋糕”分配中的差异，刺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五个认同”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做好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在所开展的文化建设中，坚持将“五个认同”放在核心位置，依据“五个认同”的要求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增进各民族对党和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使少数民族人民能够产生深刻的体会与认知，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容分裂与破坏的，增强各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营造和諧的社会氛围，以消除狭隘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负面影响。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将其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内容相结合，以增强宣传效果，起到深入人心的作用。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进程中，需要党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各民族积极参与，以“五个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力量，深入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涵，坚持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繁荣发展，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提高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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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之写入党章，相关论述和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这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结合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要求对以往理论探索成果的发展创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
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论断。[1]371996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又对自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有学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并引证了该次会议上習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4]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肯定。其实这个论断既是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片面理解，更是对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情观的误解。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内容上如果仔细分辨，其实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其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实体“自觉”与“自在”存在的两种状态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涉及到民族实体的判断标准及其自身的逻辑缺陷，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民族实体判断标准来看，金炳镐先生认为：“费老的观点没有说明民族实体和民族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性，或者说他认为民族实体与民族复合体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详细考察民族实体概念5个方面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虽然在这五个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实体的概念内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是属于次生形态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复合民族”[5]70。从叙事逻辑上分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说中的“自在”状态，也即“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古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不可分割性在客观地形成与发展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整体联系，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状态，准确地讲只能定义为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性，而无法用民族实体来界定。更何况用“中华民族”来定义中国各构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体制下的中国民族叙事基本上都是纳入“天下体系”和“大一统”格局中来阐述的。这也说明了费孝通先生“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实体论断本身与民族叙事的历史性之间的逻辑冲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自在”说显然无法在概念内涵和历史实然性上满足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当然，指出这样的理论缺陷，并不等于我们就否认这个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内部联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其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及构成状态的“多元一体结构”理论。费孝通先生在“泰纳演讲”中对该“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历程进行了详实可信的历史分析，并对其现实存在状态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3-4，并明确肯定了“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8]36。我们认为这些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真知卓见才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大贡献。正如林耀华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1]9。有了这个工具和钥匙，就足以让我们把关于中华民族的实体概念与其整体结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也足以让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形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经历的民族过程和建设历程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个理论创新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整体观上回顾过往、认识国情、创造未来都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元一体格局”的本义所在。
综上可见，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理论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属性方面，在对中华民族结构整体性研究上并无实质性的否定意见，也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讨论的焦点是：是否承认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承认“这样的格局”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中华民族实体属性已经形成的认可，否则习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华民族实体”的提法岂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要坚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尚未形成’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什么客观基础？”[3]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也与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经形成，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客观必要？显然，学术问题如果仅仅是依靠这样简单的质疑而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观与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途径问题。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文中對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实体属性叙事判断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对中华民族自在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从本质上讲属于历史叙事方式的应然性范畴，而后者则是历史实践发展的实然性范畴。前者在话语体系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事实，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历史事实。物必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所以历史存在一般情况下也必先于叙事方式，这是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和一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的话语桥梁，也是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历史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层次民族建设叙事的话语桥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实然角度讲，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民族实然性发展的客观描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9]150。在开发疆土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区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发达，民族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渗透，必然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民族的迁徒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族体在血统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存在时期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演变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构成民族在近代世界历史由王朝国家政治体系向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演变中，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都面临着国破族亡的共同威胁。外部压力是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向自觉状态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触媒和催化剂。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9-10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整体在面临强大的外部侵略时所发生的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的标志。觉醒意识的诉求则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外求独立，在国内构成民族层次上的内求平等。以革命领导阶级和纲领路线的差异为依据，为完成这个觉醒诉求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则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共同了缔造了属于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我们考察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和民族话语基础。可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千百年来在王朝体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构成民族间基于不同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需求互补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民族关系是其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所在，也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而近代以来在血火抗争中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的实体建设也正在这个伟大飞跃进程中突飞猛进，但我们依然要谨慎提防某些断言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的论断。因为“苏联民族”轰然倒塌的“乌拉”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应，因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坚民族也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用公民权力就可以镕铸成铁、合众为一，因为即使是号称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北爱尔兰分裂势力的威胁，更因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民族层次上推进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事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实体建设历程是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在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历史进程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和重温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准确判断和科学认识。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1]214，并首次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建立”时期不同于“建成”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这些科学思想无疑为后来我们党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借用这样的话语逻辑，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出中华民族多元复合性实体“已经建立”但单一民族实体“尚未建成”的判断。1我们认为，这样清醒而又审慎的判断更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要求，在中华民族实体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成是重中之重，并为之付出更为坚苦卓绝的努力和耐心，扎实推进而又只争朝夕，多措并举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这项争取人心、凝聚民心、团结族心的事业做好做成。用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提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我们尝试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三个阶段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点：第一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存在阶段，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基本前提。第二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存在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王朝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转型过程中面临西方列强外部侵略而导致实体意识觉醒，从而为中华民族外求独立、内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国家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向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载体和实现途径。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存在阶段，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时期。“自为”阶段与“自觉”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对自身的存在和整体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掌握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对自己民族实体的形成建设途径都有了科学可行的基本思路。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站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建起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施工期。由此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实现之日，必将是也可能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形成之时。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对自己国家层面民族实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极大提升，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各族人民群众都以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作为自己的首要族属认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等基本特点。
建设工程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3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千百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同志所指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华民族团结进步规律的深刻揭示，突出点明了处理好“一”和“多”关系的主线，揭示了“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奥秘所在，必将引领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大团结大进步。[13]这个论断也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为状态的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施工途径。
一是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工作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工作经验的历次总结中。这些工作经验的总结成果，既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统一性、进步性要求，又满足了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会发展目标的与时俱进，又有民族纲领基本原则的充实完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阐述，1则是全面系统地对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经验及纲领、方针的最新提炼、丰富和升华，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实现了对新时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则的开拓创新。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学者把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这两次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件作为否定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质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甚至抹杀和取消我们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据。[3]我们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数民族败类自私自利、叛国卖国的丑恶行径永远也代表不了这些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意志，他们煽风点火、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实既不属于民族问题，也不属于宗教问题。我们绝不能按照他们的荒唐逻辑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糊涂认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地宣告：“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语重心长地劝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这样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问题处理模式的伟大创造”[14]29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建构与民族平等、保护公民权利与尊重民族差异之间平衡的系统把握，及对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全面考虑。在该制度初创之时，我们党强调的是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的正确结合。此后，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不断深化和发掘对其优势的认识和本质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对其片面化理解和误读。1957年，周恩来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1992年，江泽民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后来，又增加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进一步丰富了该项制度的内涵。为了防止对该项制度认识上出现新的偏差和失误，2014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着重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为我们在新时期正确把握该项制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习近平同志指出：“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15]强调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机械结合，而是要和国家及自治地方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考虑两者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把握两者关系要强调自治多一些，是为了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和发挥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权;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统一多一些，则是为了弥补民生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等市场经济体制的天然缺陷，加强和发挥好上级国家机关扶持自治地方发展的责任，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习近平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达赖集团、‘东突’分裂势力就打这个旗号，要求汉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祸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们的同志不能照这个逻辑走！”[15]新时期我们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充分体现了该项制度强大的生命力、科学性与适应性，也充分说明了其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三是坚定不移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从语义学讲，作为次生复合民族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等同于中华诸民族。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并不是指汉族或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体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学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单纯地以为强调一方就必须要忽视另一方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義辩证法的观点，也不符合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我们无法想象，抛开了56个构成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关系的平等和谐，单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建设任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在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钢筋铁骨，就是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不可摧的民族关系基石。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离不开“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传统的民族政策话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的基本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体现和要求。这三者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体系之中，但他们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民族团结是促进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和要求。如果不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那么民族平等团结便失去了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17]178这些民族纲领在具体实践中具象化为民族政策时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尽量减少同一地区中民族间的公共服务政策差距，避免出现民族间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导向人为制造隔阂、强化固化民族意识，强调要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来修订完善和制订出台政策。可以讲，这些对民族平等政策的发展完善正是与时俱进地实践民族平等纲领的深层次要求的充分体现。
四是坚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民族地区无论从哪个层次和方面理解，也离不开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个核心概念。这些地区不仅具有全国其他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普遍性困难和问题，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难和问题。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多数产业低端化发展，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务半径大，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本高。这样的条件，没有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扶持和帮助，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及其自身条件发展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逐步扭转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局，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我国实现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铸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民族地区只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与全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形成相对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共同体，才能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在依靠民族地区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减少。同时，还要求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这个首要任务，抓好扶贫攻坚这个重点，抓好教育、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着力点，以促进市场要素流动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贯通为途径，把发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增进群众福祉和促进民族团结上，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与科学发展的路子，显然体现了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政治性要求，显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群体性平等发展诉求的尊重与重视。
五是坚定不移地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总体来讲，文化认同是具有不同层次性的差序认同体系，按照文化主体差异性而言，可以分为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国家认同——世界认同等基本认同层级。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体系中则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体认同（各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国家构成民族的群体性认同）——国家认同（国家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世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一般而言，低层次认同是高层次认同的基础和组成部分，高层次认同可以包容和引导低层次认同，并且各层次认同协调发展的基础在于支撑这些认同的利益认同机制的协调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谙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政治属性和深远意义。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要依靠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要解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问题。这是新时期党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各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这样的文化认同，不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强调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认同，核心就是要增强各族群众在政治意识上的“五个认同”，1其中的基础则是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是五个认同中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巩固其他四个认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要反对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两种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当代发展的价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政治属性的基本体现。要注意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营养。在民族意识调控上，我们反对某些学者危言耸听地断言“我国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并不在于那些实施恐怖袭击和制造街头骚动的少数极端分子，而在于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内心中的现代民族意识”[18]。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首先是对“现代民族意识”的污名化，因为在当代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是能够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以及民族相互间关系基础上的民族意识，是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民族意识，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论中以单一实体民族唯我独尊“一族一国”的民族意识。同时，这样的判断也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污名化，因为即使是以苏联解体为依据，我们也无法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主体民族出身的领导人应该为联盟解体负的责任归咎到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等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头上。六是坚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关键”和“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关键”。有学者把“阶级认同”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同”等同起来，把人们的思维导入了阶级认同与民族（宗教）认同二元对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导致了“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这两个传统群体认同”对“阶级认同”的取代。[3]我们认为这样简单和武断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实际上，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应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个主张都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线，而“阶级认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该阶级领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就是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路线、纲领及方针的认同，更是对其本身领导地位及合法性的认同。所以，即使在我们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后，也不能说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众对党的阶级认同，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同时，认同是有兼容性的，一个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民族群众，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认同，这并没有什么认同的冲突可言。各族群众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相反却因为我们党对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坚固。这样的认同成就，自然也就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为此，习近平同志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毫无疑问，这就是新时代各族群众“阶级认同”意识的最好体现和终极表现形态。几十年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复说明了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正确性。只要我们各族群众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拔我们的民族关系，各民族间“语言不通阶级亲，民族不同心连心”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就会有充分坚实的政治保障。另外，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还明确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赢得民族工作的“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的新常态后，提出了我国已经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的基本判断。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民族工作”，我们还存在着不重视、不熟悉、不适应、跟不上的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泛，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头对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协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动人口信息系统，做好各类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切实保障好散杂居和城市地区各民族的合法权益，教育和引导各族群众相互尊重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实现城市让各族群众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是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要求对以往中华民族理论成就的伟大创新和发展，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的理论指南。只有认真、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和把握好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基本内涵，切实按照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引领凝心聚力，全面系统地促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发展完善，不断巩固和加强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一致性，不断促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建设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园，才能真正完成历史赋予我们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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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一家亲”，为此，我们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当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受到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和狹隘民族意识的影响。为此，要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总书记，面对国内外的形势以及民族工作的新特征，所作出的伟大论断，符合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需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磨难，在经历过分裂的阵痛以后，中华民族各民族均对统一、团结产生强烈的渴望，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新篇章，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民族先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走上民主、法治的发展道路。十九大，***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总体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一家亲”，为此，我们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一）时代背景。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纵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渐增多，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化的发展，影响与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发展。同时，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民族问题出现极端化、民粹化的表现，他们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对我国的干扰增加，民族问题，始终是他们实施渗透破坏的主要突破口。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与建设，各民族地区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各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
（二）重大意义。
***总书记运筹帷幄，从我国民族工作新形势，所作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保持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时，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相结合，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指导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国情，结合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宗教经验，不断丰富、深化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体系完善、内容丰富的科学理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新时代下，为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提出的具有时代性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开展新时代下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民族工作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能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开创我国民族工作新篇章。
现实意义方面，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各族人民团结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党和政府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方针指导下，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大大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环境，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赢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信赖与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国梦”伟大旗帜的引领下，各民族精诚合作、自力更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奇迹，各民族日益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应为实现国家富强而贡献各民族的力量，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分歧，增进民族彼此之间的感情，消除分裂势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能够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和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力量。为我国国内稳定团结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而西部地区因深处内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地区间的差异开始加大，各地区之间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较为凸显，成为新时代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从中华民族各民族发展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方面较为困难，长期处于贫困、半贫困状态，因较大的经济差异，易与其他民族产生心理隔阂，难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认同感、归属感，极易受到狭隘民族、宗教观念的影响，产生错误的想法，只知有本民族，而不知有中华民族，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狭隘民族意识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包含一体，多元凸显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一体体现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在当前的民族工作中，过度强调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扶持，使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加强，片面放大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削弱各民族共同文化—中华文化的共性，造成多元与一体的割裂，严重时则导致多元与一体的对立，影响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难以促进新时代下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较大，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方面，应注重增进各民族的相互尊重与团结，向各族人员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其次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断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带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最后，要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觉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
（二）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只有始终坚持“两个共同”，才能够消除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打破少数民族中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谣言，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首先要大力推进扶贫攻坚战，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重点帮助自然环境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当地发展具有特色的旅游业、农林产品加工制造等，建立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长效机制，提高当地各族人民的经济收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使其认识只有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共同繁荣发展，既要团结一心，还要在初步繁荣的基础上继续不懈努力，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其次要加大扶持力度，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较低，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带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力度，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人才扶持力度，以优惠的政策，鼓励各大高校的毕业生，去西部的新疆、西藏地区，支援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缩减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合作医疗、安居工程等，提高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水平，为其创造更加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其次要建立经济互助机制，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共享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蛋糕”，在红利“蛋糕”的分配上，应秉承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各地区的贡献分配，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消除红利“蛋糕”分配中的差异，刺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总书记所提倡的“五个认同”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做好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在所开展的文化建设中，坚持将“五个认同”放在核心位置，依据“五个认同”的要求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增进各民族对党和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使少数民族人民能够产生深刻的体会与认知，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容分裂与破坏的，增强各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营造和諧的社会氛围，以消除狭隘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负面影响。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将其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内容相结合，以增强宣传效果，起到深入人心的作用。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进程中，需要党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各民族积极参与，以“五个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力量，深入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涵，坚持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繁荣发展，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提高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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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不仅是将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递给其他的民族，更是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的桥梁。从事翻译工作33年来，王玉海充分发挥自身语言优势、民族优势，在翻译公章、市面牌匾，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矛盾化解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成为民族交流有温度的桥梁。
今年53岁的王玉海出生在内蒙古通辽市，从小接受的是蒙文授课，到小学三年级才学习简单的汉语拼音。至今来到扎兰小城三十多年了，口音中还是能够能够听出些蒙古味道。高中毕业后，他成功考入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学习翻译和编辑专业，从此他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扎兰屯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从事翻译一职。
王玉海回忆初来扎兰小城的情景：来到了儿时憧憬的“外面的世界”,可置身其中,年轻的王玉海却有些心灰意冷。因为扎兰屯市虽地处呼伦贝尔，可人们普遍使用的是汉语，而自己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只能支撑他听懂汉话，但要是想和大家交流，他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也说不出来。可想起老师说过的“翻译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也不是语码的简单转换,它是文化符号,更需要情感。”他便决心扎根在这里，拿出百倍的热情投注到汉语言及翻译专业学习中。一路走来，他把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对民族团结的信念，全部熔铸于所从事的翻译事业中。
在王玉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汉蒙词典，“翻译人员的职业生涯,就是在不断学习、探索的，这本书就是我的老师。”王玉海说。扎兰屯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人少事多，至今,他还在从事着个体商户牌匾、公章的蒙文翻译及校正工作。除了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他还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开展制作牌匾的个体商户蒙文培训、兼做少数民族群众事务调节等工作。王玉海介绍，之前有蒙古族游客坐火车丢失了钱包，下车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最终民警找到了王玉海，在他的帮助下，游客的困难顺利解决。说到这件事，王玉海也表示希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可以尽早接触汉语，学习汉语言，这样既不会有了游客所遇到的困难，也不会有自己刚刚工作时语言不通的尴尬。
王玉海所从事的翻译工作，平凡而又不平凡，他相信爱国主义情怀会带给他战胜一切困难的不竭动力，他也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所谓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还可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民族团结是我们从未忽视的问题。五月的和风伴着我们迎来了自治区第26个民族团结教育月。今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民族团结从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中从未褪色。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率先为少数民族打开了向汉族学习的大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十八年，考察了许多国家，把西域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都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汇报，为汉朝反击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相互了解与来往。大漠的驼铃声记录着遥远的文明。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有一批爱国的少数名族为祖国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之后千万同胞们的幸福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权利，使得在新疆生活的47个民族能够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的生活。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所展现的民族团结精神深深烙印进了人们心中：忘不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汶川遇难者默哀的情景，忘不了玉树地震中藏族孩子渴望生命的眼光。忘不了国庆节天安门前那56根民族团结柱。这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血浓于水得亲情。
我们学校是一个各民族学生与老师和谐相处的大家园。学校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同学。学校在学习生活方面也给予少数民族同学很多的关心，而我们也应该用一种团结、友爱的态度来对待学校里的每一位少数民族同学。只有关系的和谐才能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校园。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和谐都是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了团结我们很有可能成为那个近代任人宰割的中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就会成为空谈，变成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形势，我们更应做到团结，用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世界!居安思危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能让我们见证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家园!
回望历史，我们拥有辉煌的华夏文明;我们共同书写中华的传奇!展望未来，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我们共同仰望同一片蓝天!
民族团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更加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民族团结是新疆稳定的“保护之神”，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各民族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团结，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战略任务，意义重大而深远。
纵观历史，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反之，历史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乱和纷争，使国家和人民都饱受动荡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总根源，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70多年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防范和化解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放眼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是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些国家因为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导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甚至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满目疮痍。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挑拨离间，中华民族陷入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肯定会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空前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渗透、破坏、颠覆的图谋从未停止、愈演愈烈。美国参众两院出台直接涉华法案、决议共37项，大多是这类议题。他们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执意炮制涉港、涉台、涉藏、涉疆等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昭然若揭。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我们就越是要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
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56个民族共同的梦，归根到底要靠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我国近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有1亿多，都是我们党紧紧依靠的对象;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地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到“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一家三代为国戍边”，再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例子不胜枚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必将迎来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伟大祖国的56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仅有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而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还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
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飘逸轻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绸料筒裙，景颇族的毛织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壮族妇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层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绣花衣裙等。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点。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干栏式楼房里。这种楼房分上下两层，所用材料以竹木为主。楼房上层用于圈养家禽、牲畜，放置农具或杂物。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别致的小竹楼。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小竹楼，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树织成绿色帷幕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美丽极了!
不同少数民族，对大米的吃法也各有不同。南方的傣族、佤族、黎族等少数民族，喜欢把米装入竹筒放在火上烧烤，使米饭带着竹子的清香味。壮族、布依族群众喜欢吃五色糯米饭和糯米糍粑。朝鲜族群众习惯用糯米打成糯米糕食用。新疆的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常把大米和羊肉、胡萝卜、洋葱，有的还加入葡萄干、木瓜等，炒焖成喷香可口的什锦饭，由于焖好的饭用洗净的手抓食，所以又叫“抓饭”。
在春暖花开或秋收季节，壮族群众喜欢开展抛绣球的活动。抛绣球是壮族男女相互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青年们在草坪或空地上竖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圆孔。男女各为一队，以抛出的绣球穿过木板上的圆孔为胜。也有在场中间搭歌棚，绣球抛不过棚或抛出界，或接不住对方抛过来的绣球，就要被罚唱歌，非常有趣。
少数民族也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传统节日，如：火把节、泼水节、那达慕大会、开斋节、洛萨节等。其中泼水节是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四月中旬举行，时间为三到五天。节日期间，人们身着盛装，互相泼水祝福，还举行划龙舟等活动。晚上灯火通明，人们点花灯，放烟花，纵情欢呼歌舞，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人啊。
摘要：道德与法治课程是我国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课程之一，作为初中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和平台，近年来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合作学习模式是目前我国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各种不同的合作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鉴于此，本文以合作式学习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的应用现状为切入点，结合笔者实践教学经验，简要分析合作学习模式对于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促进提高作用，希望对广大教育同仁有所帮助，撰文唐突，如有不实欢迎指正交流。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合作学习模式;课堂应用。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学生不能一味注重成绩提高，而是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对教师有着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在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不仅需要提高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还应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建立优良的人品人格，形成良好的道德价值观。那么如何达到这个全新的教学目标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合作学习模式引入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当中，引导学生借助集體的力量完成知识的探究与学习，从而达到一齐成长的教学目的，进而培养他们的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必要的集体荣誉感。
例如：在教学《感受生命的意义》一节时，笔者在讲解完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后，引导学生在小组内以“生命的意义”为话题展开讨论，分别发表一下自己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然后选出一个小组代表进行全班交流。笔者在学生进行交流时走下讲台去倾听学生们的看法，走到其中一个小组时，组内成员的对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一个同学说：生命的意义其实不在于要做多么伟大的事情，我们在利索能力的前提下，帮助一个陌生人，爱护环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遇到困难不气馁，不烦躁，平静面对科学处理都是生命的意义的充分体现。等轮到他们小组发言时，他们的代表这样诠释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作为一个环境的“侵略者”爱护每一个花草，捡起未曾命名的垃圾，在点滴的行动中保护环境就可诠释;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作为彼此的陌生人，在一次次擦肩而过中彼此尊重，在纷扰街头中的一次次“抱歉”“对不起”“借过”中诠释;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尊重生命，尊重生活，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中展现。听了该位学生的发言，笔者不禁感叹学生们对于“意义”理解的独特且全面，赞叹合作学习模式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应用的思想共鸣，赞叹他们依托小组合作对知识理解的全面。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团结，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战略任务，意义重大而深远。
纵观历史，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反之，历史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乱和纷争，使国家和人民都饱受动荡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总根源，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70多年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防范和化解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放眼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是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些国家因为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导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甚至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满目疮痍。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挑拨离间，中华民族陷入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肯定会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空前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渗透、破坏、颠覆的图谋从未停止、愈演愈烈。美国参众两院出台直接涉华法案、决议共37项，大多是这类议题。他们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执意炮制涉港、涉台、涉藏、涉疆等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昭然若揭。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我们就越是要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我国近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有1亿多，都是我们党紧紧依靠的对象;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地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到“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一家三代为国戍边”，再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例子不胜枚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必将迎来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摘要：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下称“新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在债权人和非举债配偶方的利益保护上努力实现了平等。但《新解释》将“共同生产经营”这一全新表述引入婚姻法领域却没有对其作进一步释明，导致实践对“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存在诸多分歧。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参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频繁，生产经营方式也越加多样，夫妻因“共同生产经营”负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故明晰“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规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夫妻债务;共同;生产经营。
1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立法评述。
《新解释》未出台前，我国婚姻法领域并没有“共同生产经营”的表述，即使有学者在研究夫妻经营性债务的著作中提及，但大都将其作为定语来说明债务产生的原因或种类。《新解释》首次将“共同生产经营”的表述引入婚姻法领域，理应对其概念、范围、认定标准作进一步释明。但直至目前，并没有出台司法解释做出补充说明。综上，《婚姻法》领域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语焉不详，这必然会导致司法困惑。
2“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认定的司法现状。
2.1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要素理解不一。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包含三要素：（1）主体：夫妻。指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实践中并无争议;（2）意思表示：共同。有法官认为，共同是指夫妻双方都实际参与生产经营。但该观点排除了一方对另一方授权的情形，范围过于狭隘。另有法官认为，只要满足夫妻双方有实际参与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即可;（3）行为：生产经营。实践中，对常规性的经营活动并无争议，但对“炒股”等一时行为存有分歧。有法官认为，炒股不属于生產经营活动，而是带有赌性的投机行为;而有法官认为，炒股属于投资，是生产经营的一种。
2.2对“用于”的审查标准不同。
有法官采用“直接用途指向标准”，要求债务直接用于共同生产经营事项;有法官采用“间接用途指向标准”，认为所负债务用于与共同生产经营有关的事项即可;还有法官采用“形式审查标准”，只要借款中有约定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意思表示即可。但这种观点会加大非举债配偶“被负债”的风险，实不可取。
2.3债权人陷入举债困境。
《新解释》规定，由债权人承担债务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举证责任。但实践中债权人既无法控制债务人使用商品或资金的行为，也难以收集到债务用途的切实证据，往往会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
3认定“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困境及原因。
3.1“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困境。
3.1.1“共同”要素。
“共同”体现为夫妻对生产经营事项有“共同意志”。但实践中，一方面易与“共同举债”中的“共同”相混淆;另一方面，有观点主张，“共同”须是夫妻双方具有共同参与生产经营的实际行为;首先，共同举债的“共同”，指夫妻双方对举债事项具有共同合意，而共同生产经营的“共同”，指夫妻双方对生产经营事项达成合意，两者属于不同层面;其次，“共同”强调夫妻对彼此知情同意权及决定权的尊重，既包括共同参与的行为也包括共同参与的意思表示。
3.1.2“用于”要素。
“用于”要素，要求债务必须指向生产经营领域，但用于生产经营的标准为何，却属于立法空白。故实践中，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
3.2原因分析。
3.2.1共同生产经营的概念不明确。
“共同生产经营”作为一个全新表述，并没有司法解释对其作进一步释明。目前，仅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程新文庭长对共同生产经营的概念作了阐释。即“共同生产经营”，主要指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虽由一方决定但有另一方授权的情形。此外，浙江省高院在《关于妥善处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中明确，“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是指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参与或一方授权另一方决定生产经营事项等情形。但前者的表述只能说是学理解释，后面的通知也只是地方高院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没有普遍适用效力。
3.2.2“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不统一。
认定标准的正确理解是做出合理判决的关键因素。目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享利标准”，另一种是“债务用途类型化标准”。
“享利标准”以夫妻财产共同制为依据，主张判断债务是否属于共同生产经营之债，主要判断夫妻另一方是否获利或具有获利可能性。该种观点明显缺乏说服力，首先从逻辑上讲，认定“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前提是判断是否存在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但该标准并没有考虑“共同”要素;其次，在生产经营事项明显超越家事代理范围的情形下，主张“共利”就“共债”，明显忽略了义务的负担性，具有侵犯配偶另一方的知情同意权及决定权之嫌，明显不公。
“债务用途类型化标准”主张以债务用途作为判断标准，强调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必须用于共同生产经营领域。首先，该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新解释》规定，以一方名义负债的，只有满足债务用于“家庭日常所需”或“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没有以“享利”作为判断标准;其次，顺应合同相对性。合同相对性强调合同只约束合同双方不涉及第三人，相较于“享利标准”，其更能体现对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
4“用于共同生产经营”认定的完善建议。
4.1明确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概念。
如今生产经营的方式多样且复杂，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不能穷尽所有。但不能因此就三缄其口，因为立法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司法的不确定。对此，可以通过规定一般标准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对范围进行界定，以期对实践审判作出指导。
4.3统一“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
在“债务用途类型化标准”的前提下，“用于”本身还存有争议。即适用“直接用途标准”，要求债务必须直接用于生产经营领域;还是“间接用途标准”，即用在对生产经营有辅助性的事项即可;抑或是“形式用途标准”，即只要借款中有为共同生产经营所负之债的意思表示。“直接用途标准”，对债权人的举证能力要求过高，會使债权人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而“形式审查标准”明显违背了司法解释的原意。故，采用“间接用途标准”能更好的平衡债权人与夫妻双方的利益。
4.4补强债权人的举证能力。
由于债权人无法控制债务人使用商品或资金的行为，也难以收集到债务用途的切实证据，故易陷入举证困境。基于此，加强法官的调查职能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如，通过向银行调查特定账户的流水、转账记录，观察债务流向等方式。
5结语。
立法是司法的前提，立法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司法的困惑。就“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问题而言，因立法缺陷，导致实践审判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司法现状的考察，分析了“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困境及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但笔者能力有限，检索的案例并不能穷尽所有，提出的建议也存在局限，但希望此文提到的问题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以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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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新文，刘敏，方芳，等.《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应用），2018，（04）：33-38.
[3]孙若军.论夫妻共同债务“时间”推定规则[j].法学家，2017.
[5]程加干.夫妻共同债务中“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j].法制博览，2018，（14）：14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秦朝开创大一统局面，开启了中原地区以“书同文、车同轨”为象征的国家统一进程，展开了“五方之民”及其后裔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这就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原因所在。
我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危难中没有四分五裂，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历史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维护、激发和加强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丰厚遗产，集中体现为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的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巨大优势，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心共筑中国梦。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维护、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要素和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集中国各民族文化之大成，各民族文化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有利于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各民族文化在融入和推进中华文化建设中实现升华，既是各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传承、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从形式上认可我国领土的完整性与政权的合法性，更要在实质上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知、心理认同、情感依赖、态度肯定、积极评价，厘清内外之别。对内亲如手足，各族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平等享有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对外团结一致，不卑不亢，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彰显大国风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预设了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个人、民族和国家融为一体，寻求最大公约数，要求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三者的高度一致。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个人的努力汇聚成强大的合力，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包容性秩序，使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充分涌现，使消极因素尽可能被化解，盲动因素得到正确引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民族振兴。民族振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核心价值观振兴。“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共同价值观与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相匹配，通过书写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形成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信仰振兴明确了奋斗目标;二是经济振兴。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整合功能，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三是文化振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和“软权力论”，驱动其在输出代表西方价值的政治和大众文化过程中蛊惑大众意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才能把人民期盼、民族向往、国家追求三者融为一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人民幸福。一方面，实现社会幸福和个体幸福的辩证统一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引进行动态心理调试。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绝对平均也不等同于公平，但差异性可能导致心理落差，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才能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先进带动后进，共同砥砺前行。另一方面，实现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驱动力。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精神幸福则更为高尚持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蕴含着五千年厚重的历史积淀，凝聚着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形成了共同行动的原生内驱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仍在不断鼎故革新、与时俱进，在新时代亦将发挥继发内驱力的作用，集聚更强大的合力，激励更多的人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赋予的国家禀赋。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这是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起点和归宿。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让14亿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秉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消除发展起点不一致及自然、社会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影响，保障社会公平，促进平等。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走中国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精神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是“大一统”思想的文化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基因之中，“大一统”思想在人民心中高于一切、根深蒂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共同的敌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人民合作共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时代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改革开放精神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总结出来，同时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凝聚中国力量，凝聚中国力量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力量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力量。历史实践有力证明，团结一致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繁荣、发展的法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伟大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精神支撑，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促进共同体内部成员相互帮助、不分彼此、共同发展，保证“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重要作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发挥党组织与党员作用，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桥梁，让每一名党员成为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书写者、实现共同理想使命的领路人和践行者。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推动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创新驱动发展。同时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五个认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差异背后隐藏的是人民群众的发展诉求。国家意志、民族意识根植于人民理性选择之中，具有建构性、动态性的特征。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系统观念，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另一方面，继续完善民族地区的经济政策。包括：增加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资金投入，完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政策;发展现代工业，加快民族地区产业协调发展政策;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统筹协调、促进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支持贫困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别化扶贫政策;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规划的扶助政策;贯穿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经济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等。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巩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是照亮民族复兴征程的精神之光。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坚定文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构筑当代中国人共有精神家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明确当代中国发展诉求;促进文化交流交融，强化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
摘要:该文通过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现代体育文化的互补作用,笔者认为加强理论完善,宏扬文化传统;加强国际化趋势,融入世界文化;强化中国特色,继承传统文化是其发展的共生之路。
全球化在体育上的影响,集中地展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及各单项运动会上,无一渗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念及评判标准,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理念出现了差异乃至于“冲突”。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切都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极力想在国际体育舞台上表现中华民族的国力,经历了多次改造的武术,终于按照西方体育的标准和模式逐渐在国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以至于形成现在的“舞术”,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武术内涵的精髓。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的进程中丢失了传统,在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忘记了给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留下生存的空间,一度造成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身份和定位出现了危机,文化认同越来越困难。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统一体,具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56个民族创造了上千种的传统体育文化,犹如一个浩瀚的文化宝库,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革故鼎新,继往开来,悉心呵护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身份。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区别。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不仅要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还应了解自己文化的短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推己及人,以健康的和豁达的心胸平等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深受儒家、道家、法家文化的影响,与当今的西方现代体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前行,人们越来越关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中的价值体系,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1)产生于工业文明的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与环境和自身的竞争,崇尚不断达到目标而又不断地超越过去。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含蓄深邃、朴质内向、天人合一的理念,达到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与西方体育相比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强烈的个性,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2)现代西方体育的伦理学基础薄弱,许多项目是缺乏传统文化滋润的“试管婴儿”,因而带来了暴力、赌博、服用禁药,过分职业化和商业化弊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偏重于修身养性、怡情铸志,讲究集团利益和宗教等传统的伦理观念恰恰可以对此产生良好的互补作用。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术、气功和传统的养身保健法,因其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效果正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被重新认识和研究,日益明确地被赋予防病保健等意义,逐渐聚合进入现代追求健康生活的潮流。
3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系统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和民族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全球共生共长,不同以利于相辅相成。因此,保存和强化56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殊性,从而达到保持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属性,强化身份认同,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3.1激活社区居民的参与机制,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与认同。
发展人类学常用的两个概念,参与和赋权,既是理论,也是方法。一些地方发展项目采用了这两种理论和方法,结果表明当社区和社区成员参与发展项目的计划和决策过程、被授权管理和控制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未来时,平等发展最有可能实现。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在于当地的民众,而不是政府机构,更不是专家、学者。
3.2“求同存异”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3.2.1加强国际化趋势,融入世界体育文化。
我们要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的条件,借鉴现代体育文化的组织制度和以奋发与竞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现阶段,武术、中国式摔跤、龙舟竞渡、围棋、中国象棋、风筝等项目在国际上也举办了多次的赛事,并成立了国际单项组织,入会的国家有扩大的趋势,这对项目的在国际上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数量太少,需要体育界的有识之士筛选有特色的、在国内开展得比较好的项目,经过适当的改造,使其尽可能地靠近或是符合现代体育的评价标准,并且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特色和文化底蕴。
3.2.2强化民族特色,立足本土,发扬传统文化。
全球化时代表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要以进入奥运会为最终发展目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是由各民族所处的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也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些传统体育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适于在本民族内开展,有的项目已成为民族成员喜闻乐见的活动,甚至成为该民族的一种象征,如我国彝族的阿细跳月、苗族的跳芦笙、瑶族的长鼓舞、黎族的跳竹竿、纳西族的东巴跳等,这些项目都是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近两年体育界对“东巴跳”的多项研究证明,民族传统体育在民族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这些项目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说明它能够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的步伐。
3.3加快理论建设,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扎根“沃土”
1997年设立民族传统体育学,随后设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时至今日已有20年的时间。民族传统体育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虽然近几年呈下降的趋势,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涵盖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各个领域,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属于一门超级交叉的学科,包含了文化学、教育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等。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发展、演变的历程漫长,而现在分得很清楚的各种文化艺术门类,在其原始积淀期是共生体,融和了宗教、艺术、教育等诸种成分,因此,文献古籍中没有“体育”一词。当它被冠以“体育”这一称谓之初,自然的出现了各种分歧,至今学术界仍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如“醒狮”,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项目,融武术为一体,当之无愧的属于体育项目。但是,在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上赫然冠以“民间舞蹈”的范畴,成为了舞蹈项目,到底是体育还是艺术,民族传统体育学需要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一位文化巨人曾经说过,理论的命运取决于它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难道说民族传统体育真的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了吗？答案很明显。因此,尽快建构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2]杨生平.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文化发展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共同的地域意识是“我”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我们中华的地域内形成的，在该领域内形成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容的一种外在形式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培养国家统一意识、主权神圣意识、领土完整意识等中华民族共同地域意识，牢固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理念。”地域作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衍生息的重要客观地理条件，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客观依赖，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体人民群众的生产，学习，生活，工作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在共同的地域中完成的，因而共同的地域意识是我们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仰仗所依，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生存、繁衍、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空间实体，我们的中华民族才能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
马克思主义在阐发的理论中，作出了“物质决定意识”的论断。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物资来源和物质基础，同时这也对于各民族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无疑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不容忽视的至关重要的联系渠道。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同时也指出正是由于在经济生活中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各民族之间的互信、互助的良好关系在经济的调节中逐渐建立起来，经济生活的往来行成为为共同意识的支柱。共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意识是联结各民族人民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的粘合剂，把各族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中华民族在经济领域的复兴和繁荣共同付诸实际行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经济意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前提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共同的经济意识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展现出来的是对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化的一种坚定的自觉和自信，也是我们在未来实现文化自强的根基保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历久弥新，时至今日依旧散发魅力，中华文化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最宝贵的智慧结晶，因而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文化认知和认同，从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意识有利于在全体人民群众中间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需要中华民族认同的保驾护航，为此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在意识认知上和内心信仰上坚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成为一种自觉、自信，最终树立成就中华文化的自强。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努力培育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是我们人民群众最有力的身份验证，在全国范围内加大推行力度，是在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我们作出的重要战略。共同的语言意识有利于打通各个民族交流往来的语言和文字的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加快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强化边远民族地区和其他经济发达区域的联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缩小经济发展的落差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学校是培养新时代人才的场所，加强对新时代学生的共同语言意识的培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在学校随处可见的“请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是符合新时代教学的必然要求。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推行，努力提高各族人民普通话水平和汉字使用的能力，可以有效地促进各族人民的沟通交流，增进各民族相互认识、相互了解，进而增进感情。共同的语言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桥梁。
在我的心底里，隐藏着一个梦，那是一个美好的中国梦，那个梦聚集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希望!承载着十三亿颗中国心!我愿：五十六个民族永远团结在一起，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如兄弟姐妹永不分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是一个巨大的团体。只要全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只要我们56个民族紧紧相依，就没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克服，就没有什么梦想不能实现。历史一再表明，民族团结和睦，国家就繁荣发达;民族内乱分裂，国家就衰败落后。洪涝灾害冲不垮万众一心的中华儿女，地震垮塌压不垮万众一心的中华儿女，狂风怒号也吹不倒万众一心的中华儿女。
“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六年前，这句话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声。在玉树大地震后，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中华儿女再次奏响心手相连、众志成城的心曲：“今天，我们都是玉树人!”邻近的西藏，抽调拉萨、林芝、昌都的公安消防官兵，在第一时间分头向玉树挺进。昌都消防官兵成为最早进入灾区一线的外地救援队伍。18日上午，记者在玉树抗震救灾指挥中心，见到了志愿者赵成才和29位战友，组成“老兵联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玉树。哪里有任务，他们就出现在哪里，记者这几天已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见到过这些忙碌的“老兵”。赵成才告诉记者，“老兵联盟”是个典型的多民族组织：成员有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在这儿，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一家人。”
民族团结一家亲，这个梦想已经不遥远了，它触手可及。我们要共同努力，让五十六个兄弟姐妹的笑声洒满每一个人的心中，洒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洒满华夏大地!让民族之花，开满新疆，开满祖国妈妈的心田!
摘要:该文通过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现代体育文化的互补作用,笔者认为加强理论完善,宏扬文化传统;加强国际化趋势,融入世界文化;强化中国特色,继承传统文化是其发展的共生之路。
全球化在体育上的影响,集中地展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及各单项运动会上,无一渗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念及评判标准,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理念出现了差异乃至于“冲突”。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切都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极力想在国际体育舞台上表现中华民族的国力,经历了多次改造的武术,终于按照西方体育的标准和模式逐渐在国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以至于形成现在的“舞术”,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武术内涵的精髓。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的进程中丢失了传统,在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忘记了给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留下生存的空间,一度造成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身份和定位出现了危机,文化认同越来越困难。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统一体,具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56个民族创造了上千种的传统体育文化,犹如一个浩瀚的文化宝库,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革故鼎新,继往开来,悉心呵护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身份。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区别。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不仅要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还应了解自己文化的短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推己及人,以健康的和豁达的心胸平等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深受儒家、道家、法家文化的影响,与当今的西方现代体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前行,人们越来越关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中的价值体系,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1)产生于工业文明的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与环境和自身的竞争,崇尚不断达到目标而又不断地超越过去。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含蓄深邃、朴质内向、天人合一的理念,达到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与西方体育相比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强烈的个性,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2)现代西方体育的伦理学基础薄弱,许多项目是缺乏传统文化滋润的“试管婴儿”,因而带来了暴力、赌博、服用禁药,过分职业化和商业化弊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偏重于修身养性、怡情铸志,讲究集团利益和宗教等传统的伦理观念恰恰可以对此产生良好的互补作用。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术、气功和传统的养身保健法,因其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效果正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被重新认识和研究,日益明确地被赋予防病保健等意义,逐渐聚合进入现代追求健康生活的潮流。
3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系统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和民族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全球共生共长,不同以利于相辅相成。因此,保存和强化56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殊性,从而达到保持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属性,强化身份认同,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3.1激活社区居民的参与机制,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与认同。
发展人类学常用的两个概念,参与和赋权,既是理论,也是方法。一些地方发展项目采用了这两种理论和方法,结果表明当社区和社区成员参与发展项目的计划和决策过程、被授权管理和控制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未来时,平等发展最有可能实现。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在于当地的民众,而不是政府机构,更不是专家、学者。
3.2“求同存异”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3.2.1加强国际化趋势,融入世界体育文化。
我们要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的条件,借鉴现代体育文化的组织制度和以奋发与竞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现阶段,武术、中国式摔跤、龙舟竞渡、围棋、中国象棋、风筝等项目在国际上也举办了多次的赛事,并成立了国际单项组织,入会的国家有扩大的趋势,这对项目的在国际上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数量太少,需要体育界的有识之士筛选有特色的、在国内开展得比较好的项目,经过适当的改造,使其尽可能地靠近或是符合现代体育的评价标准,并且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特色和文化底蕴。
3.2.2强化民族特色,立足本土,发扬传统文化。
全球化时代表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要以进入奥运会为最终发展目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是由各民族所处的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也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些传统体育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适于在本民族内开展,有的项目已成为民族成员喜闻乐见的活动,甚至成为该民族的一种象征,如我国彝族的阿细跳月、苗族的跳芦笙、瑶族的长鼓舞、黎族的跳竹竿、纳西族的东巴跳等,这些项目都是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近两年体育界对“东巴跳”的多项研究证明,民族传统体育在民族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这些项目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说明它能够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的步伐。
3.3加快理论建设,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扎根“沃土”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一家亲”，为此，我们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当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受到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和狹隘民族意识的影响。为此，要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国内外的形势以及民族工作的新特征，所作出的伟大论断，符合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需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磨难，在经历过分裂的阵痛以后，中华民族各民族均对统一、团结产生强烈的渴望，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新篇章，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民族先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走上民主、法治的发展道路。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总体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一家亲”，为此，我们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一）时代背景。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纵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渐增多，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化的发展，影响与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发展。同时，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民族问题出现极端化、民粹化的表现，他们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对我国的干扰增加，民族问题，始终是他们实施渗透破坏的主要突破口。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与建设，各民族地区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各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
（二）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运筹帷幄，从我国民族工作新形势，所作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保持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时，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指导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国情，结合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宗教经验，不断丰富、深化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体系完善、内容丰富的科学理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新时代下，为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提出的具有时代性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开展新时代下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民族工作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能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开创我国民族工作新篇章。
现实意义方面，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各族人民团结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党和政府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方针指导下，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大大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环境，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赢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信赖与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国梦”伟大旗帜的引领下，各民族精诚合作、自力更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奇迹，各民族日益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应为实现国家富强而贡献各民族的力量，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分歧，增进民族彼此之间的感情，消除分裂势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能够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和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力量。为我国国内稳定团结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而西部地区因深处内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地区间的差异开始加大，各地区之间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较为凸显，成为新时代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从中华民族各民族发展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方面较为困难，长期处于贫困、半贫困状态，因较大的经济差异，易与其他民族产生心理隔阂，难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认同感、归属感，极易受到狭隘民族、宗教观念的影响，产生错误的想法，只知有本民族，而不知有中华民族，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包含一体，多元凸显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一体体现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在当前的民族工作中，过度强调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扶持，使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加强，片面放大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削弱各民族共同文化—中华文化的共性，造成多元与一体的割裂，严重时则导致多元与一体的对立，影响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难以促进新时代下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较大，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方面，应注重增进各民族的相互尊重与团结，向各族人员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其次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断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带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最后，要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觉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
（二）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只有始终坚持“两个共同”，才能够消除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打破少数民族中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谣言，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首先要大力推进扶贫攻坚战，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重点帮助自然环境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当地发展具有特色的旅游业、农林产品加工制造等，建立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长效机制，提高当地各族人民的经济收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使其认识只有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共同繁荣发展，既要团结一心，还要在初步繁荣的基础上继续不懈努力，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其次要加大扶持力度，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较低，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带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力度，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人才扶持力度，以优惠的政策，鼓励各大高校的毕业生，去西部的新疆、西藏地区，支援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缩减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合作医疗、安居工程等，提高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水平，为其创造更加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其次要建立经济互助机制，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共享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蛋糕”，在红利“蛋糕”的分配上，应秉承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各地区的贡献分配，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消除红利“蛋糕”分配中的差异，刺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五个认同”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做好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在所开展的文化建设中，坚持将“五个认同”放在核心位置，依据“五个认同”的要求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增进各民族对党和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使少数民族人民能够产生深刻的体会与认知，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容分裂与破坏的，增强各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营造和諧的社会氛围，以消除狭隘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负面影响。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将其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内容相结合，以增强宣传效果，起到深入人心的作用。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进程中，需要党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各民族积极参与，以“五个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力量，深入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涵，坚持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繁荣发展，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提高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3]胡陈芳，粟迎春.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j].实事求是，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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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与法治课程是我国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课程之一，作为初中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和平台，近年来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合作学习模式是目前我国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各种不同的合作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鉴于此，本文以合作式学习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的应用现状为切入点，结合笔者实践教学经验，简要分析合作学习模式对于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促进提高作用，希望对广大教育同仁有所帮助，撰文唐突，如有不实欢迎指正交流。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合作学习模式;课堂应用。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学生不能一味注重成绩提高，而是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对教师有着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在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不仅需要提高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还应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建立优良的人品人格，形成良好的道德价值观。那么如何达到这个全新的教学目标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合作学习模式引入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当中，引导学生借助集體的力量完成知识的探究与学习，从而达到一齐成长的教学目的，进而培养他们的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必要的集体荣誉感。
例如：在教学《感受生命的意义》一节时，笔者在讲解完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后，引导学生在小组内以“生命的意义”为话题展开讨论，分别发表一下自己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然后选出一个小组代表进行全班交流。笔者在学生进行交流时走下讲台去倾听学生们的看法，走到其中一个小组时，组内成员的对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一个同学说：生命的意义其实不在于要做多么伟大的事情，我们在利索能力的前提下，帮助一个陌生人，爱护环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遇到困难不气馁，不烦躁，平静面对科学处理都是生命的意义的充分体现。等轮到他们小组发言时，他们的代表这样诠释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作为一个环境的“侵略者”爱护每一个花草，捡起未曾命名的垃圾，在点滴的行动中保护环境就可诠释;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作为彼此的陌生人，在一次次擦肩而过中彼此尊重，在纷扰街头中的一次次“抱歉”“对不起”“借过”中诠释;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尊重生命，尊重生活，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中展现。听了该位学生的发言，笔者不禁感叹学生们对于“意义”理解的独特且全面，赞叹合作学习模式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应用的思想共鸣，赞叹他们依托小组合作对知识理解的全面。